摘要：ChatGPT因浩渺的信息获取广度、泓然的思维认知深度、简洁高效的使用便捷度、触击人心的宣传关注度这四点在当下赢得巨大关注；ChatGPT将对教育出版的整体格局形成重塑，具体内容产生变革，质量内涵发起挑战，融合形态实现升级；我国教育出版业应结合ChatGPT的核心特征，在融合方面做到三步走：实现“数字嫁接”，剥离“数字假肢”，享受“数字权力”。

　　关键词：ChatGPT；人工智能；教育出版；融合出版；主体性 

　　关于“学”与“思”的关系，《论语》有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富兰克林也曾说：读书是易事，思索是难事，但两者缺一，便全无用处。人类正是在知识储备“厚度”与逻辑思考“深度”结合的基础上，形成了众多影响深远的文字作品。

　　当下ChatGPT的出现，正在打破人类写作能力上的专有权。ChatGPT通过“超人”的信息获取能力与“类人”的逻辑思考算力，高效撰写出兼具体系化、逻辑化与人性化的文字产品。如《数字化生存》中预言的：微观上，数字化技术将向个人日常生活进行全方位渗透；宏观上，数字化技术会对社会结构变迁形成决定性影响。[1] 2023年3月14日，ChatGPT依托的最新版语言模型GPT-4发布，其凭借真人对话般的便捷交流感，被广泛应用于自动写作、智能翻译、代码编程、决策分析诸领域，势必在未来形成对人类办公、教学、娱乐、生活的整体升级。那么，如何理解ChatGPT引发巨大关注的深层原因？聚焦教育出版领域，这一新生事物会产生何种影响？我国教育出版行业应如何应对，进而实现借力？

　　一、认识：ChatGPT勃兴的必然性

　　其一，浩渺的信息获取广度。浩瀚的知识量配合疾速的搜索力，使ChatGPT近乎无所不知，进而引发人们对大数据的信息崇拜。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在《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中写道：“如果我们把各自的资源集中在一起，把分散与个人的技能结合在一起，我们对于世界的了解就会更加全面。集体智慧可以被看作是媒体权力的一种非主流源泉。”[2]詹金斯2006年提到的这种文化的集体建构意义（collective meaning-making）,恰与十多年后诞生的ChatGPT形成了内在互文——ChatGPT借助的正是互联网上全人类的集体智慧。

　　其二，泓然的思维认知深度。面对海量的知识信息，人们期望获得的，恰是对复杂问题深度剖析后的提纯答案。如南京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院长戴新宇所言，“巨大的数据加上巨大的算力催生了这样一个大语言模型”[3]。开发者从TB级的训练数据中，精筛出上百GB的高质量数据，让ChatGPT在长期主义的锤炼原则下，直面千亿级的训练参数量，最终实现人工智能由量变向质变的能力“跃迁”：微观上，ChatGPT可“一键生成”逻辑清晰、理解深入、思考透彻的最终答案，满足快节奏中人类对高效且深度回复的内在需求；宏观上，这种质变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标志“ChatGPT技术突破了以往弱人工智能的水平，使人类进入强人工智能，或者说是通用人工智能时代”[4]。

　　其三，简洁高效的使用便捷度。ChatGPT以直白的答案呈现、清爽的交流界面、人性的互动体验，弥补了搜索引擎在“结果唯一化”整合提炼上的能力短板，呼应了人们对时下“专家建议”低公信力的反感心理，实现人人皆可拥有专业助理的权利赋能。具体看，ChatGPT通过深入浅出的语言文字功力，可实现多轮对话的生动交流体验，迅速满足了人们在查资料、做规划、写总结等方面接地气的现实刚需，也即ChatGPT以化繁为简的工具理性，呼应了人类渴望轻易达到“又快又好”标准的心理诉求。

　　其四，触击人心的宣传关注度。作为划时代的明星产品，数字资本主义影响下的ChatGPT，实际已与商业资本形成深度耦合。微软在其搜索引擎与浏览器中直接嵌入ChatGPT，并计划向ChatGPT的主体公司投资百亿美元[5]；谷歌和百度也已推出类似ChatGPT的人工智能Bard与“文心一言”。商业资本的裹挟与激烈的竞品对垒，不可避免带来由资本主导的规模化宣传。但ChatGPT成功宣传的核心根基，在于其精确命中受众需求痛点，找到了贴合应用的众多场景。由此，资本引发的海量宣传，不仅迅速点燃人们的内在热情，更推动ChatGPT由高知名度向高美誉度进阶。

　　二、影响：ChatGPT改变我国教育出版的可能性

　　传统理解上的教育出版，主要指针对教材教辅、家庭教育、教师教育、职业培训及教育研究等教育类图书的出版活动；新技术的迭代升级，加强了教育出版在媒介融合、数字出版方面的形态拓展，形成了知识服务、终身学习层面的理念革新，使当下的教育出版成为围绕“大教育”服务的集成出版行为。基于此分析，ChatGPT对教育出版的改变可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对教育出版整体格局的重塑

　　ChatGPT将对教育出版的整体规模和产品格局形成重塑。ChatGPT对已有知识高效提取、迅捷回复的强大能力，会导致教育出版物中“知道”类教材占比降低，而“理解”类教材占比升高。也即伴随知识呈现精度的提升，ChatGPT会对以熟练操作和重复记忆为学习手段的学科类型形成冲击，降低以固定知识和简单技能为授课内容的教材板块占比。综合来看，未来教育中，由人类名师发起的、具备“活思想”的教育出版物，比重将进一步升高；而ChatGPT足以取代的、传授“死知识”的教材教辅，将在未来大批量失去存在的价值。《帕尔格雷夫教材研究手册》指出：“现代教材被要求超越单一的学科内容传授，帮助教师培养学生的能力、形成技能，以及获取‘有力量的知识’，比如关键的科学概念。”[6]ChatGPT的出现，将加快推进教育出版物由“授人以鱼”向“授人以渔”的理念转型，因为教育的核心目的，是帮助人在能力素质与思想心灵上逐渐成长。具体预测，一方面，讲解由人类统摄人工智能，进而实现技术应用的教育出版物将更加重要，即ChatGPT影响下的未来教育中，大浪淘沙后留下的知识技术类出版物，一定是精品化、系统性、浓缩型的“大师级”导论类技术课程教材；另一方面，培养学生“人之为人”的鲜活感知力、灵动交流力、利他领导力的人文心理类教育出版物，比重会进一步提升，教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其核心能力正是以正确的价值观感润学生，进而使其以成熟的思想再去感召其他人成长，也即“教育活动不是物与物的联系，而是人与人的联系”[7]。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出版物的重要功能，正是辅助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习惯性，提升“深度学习”的思考力，即如克里斯托弗•莫利（Christopher Morley)所说的，书籍的真正目的在于诱导头脑自己去思考。ChatGPT介入的教育出版物中，讲授技术运用背后深层逻辑的课程教材重要性将凸显，解析学科元理论知识、提振思维贯通能力、培育人文底蕴感知、夯实媒介核心素养、增强沟通表达艺术、熏陶内在德行修为、磨砺抗压心理品质等突出“人”主体性能力的教育出版物，市场需求将进一步提升。教育家顾明远教授指出：“处理好技术与人文的关系，是要让老师和学生通过技术这个手段更好地对话，而不是让机器与机器对话”[8]。人文思想的传授，重在积累的厚度和熏陶的持久性，强调的是持续由人文知识量变引发的人文素养感知力“开窍”那一刻的质变。教师尤其是人文社会学科名师传授的教学内容，不但涵盖ChatGPT擅长提供的“记问之学”，更饱含耳传心授、言传身教等综合能力造就的“在场感”语境，充满几千年传承而来的“人师”教育秘诀；而这种“在场感”的呈现，主要源于人类“再语境化”上的独有感知力。例如文学教育中，“再语境化，首先要深入文学现象产生的深层历史语境”，与此同时，“回到文本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我们还要回到文本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及时代语境，从而作出更富有价值的批评，这也是一个再语境化的过程”[9]。在这个过程中，饱含人文底蕴感知传达的教学读物，仍然是ChatGPT功能无法取代的鲜活教材。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进行的“素养的界定与遴选”项目（Definition and Selection of Competencies，简称DeSeCo），特别将“自我省察能力”（reflectiveness，即反思能力）确定为“核心素养”的核心部分[10]，而反思能力恰是人类区别于机器的重要特质。人类在学习过程中的常规的心理波动与激烈的情感起伏，是永远无法如机器一样被“一键格式化”的；而恰恰人在跨越情绪带来的重压后形成的经验与信心，促动了人类整体学习能力与鲜活思想技艺的精进，提升了人类对于心理与人性的认知阅历，是教授人类在人文心理学科上取得“智慧”而非“知识”的重要步骤，所以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才会说：或许，除了《道德经》外，我们将要焚毁所有书籍，而在《道德经》中寻得智慧的摘要。正因真正能帮助教师讲透内蕴“智慧”而非简单“知识”的教育出版物，饱含着理解“人”这一复杂对象所需的洞察力、判断力与思想深度，所以优质的人文心理类教学读物仍是ChatGPT无法取代的提升人类“软实力”的重要教育出版载体。

　　（二）对教育出版具体内容的变革

　　ChatGPT将对教育出版的编研模式和内容设计实现变革。ChatGPT依凭强大的交流互动体验，突破了以往人工智能难以“接着说”的问答“续航”难题，由此将大量替代以浅显问题帮助学生加深理解的传统教材编研模式：ChatGPT将引发现有教材在内容写作上“做减法”，也即“在内容设计方面，采用分支、网络或模块化的知识结构，便于学习者建立稳固的知识概念网络”[11]；在此基础上，ChatGPT将推动未来教材批量创建激发“问题意识”的教学场景，进而培养学生作为独立思考者，能够自主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使其在深度学习的过程中逐步达到认知的更高境界。

　　ChatGPT的自生成功能，有助于在内容精简的未来教材基础上再“做乘法”——不断生发出丰厚精妙、有助于学生开阔思路的“好问题”；ChatGPT强大的机器属性，又足以取代既有传统教学中教学计划编写、师生题目问答、扩展知识链接等模块的存在意义，最大限度节省教材编写的版面资源，让未来的教育出版物真正成为遥控器式的学习方法“说明书”，以及动态认证学习能力的“鉴定书”。也即ChatGPT的影响下，越写越厚的“裂变”型传统教材编写模式，将逐渐转向深入浅出的“聚变”型全新教育出版思路。而作为一课之本的教育出版物，始终不变的是助力学生迈向“深度学习”的最终教学目标。

　　（三）对教育出版质量内涵的挑战

　　ChatGPT将对教育出版的质量要求和意识形态属性发起挑战。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ChatGPT的所有训练，全部基于互联网“投喂”的已有数据，同时汉语数据喂养程度也远未达到英语数据训练量级，因此当下ChatGPT面对的汉语训练数据库，如同体量庞大的信息茧房，会存在不同程度的数据偏见；当ChatGPT的汉语综合能力尚未进化到较高水平时，在局限信息中训练引发的“虹吸效应”，会导致教材中已被ChatGPT代替的师生问答、知识链接、教学评价等诸多模块，出现全面性不足、准确性堪忧等问题，甚至形成错误内容越滚越多的“反向透析”现象。

　　其二，伴随ChatGPT准确性和便捷度的增强，繁忙工作中教育出版的内容提供方（学者、教师）与策划加工者（编辑、校对），将会触发人性中渴望如释重负的本能惰性——利用ChatGPT的高效能力辅助撰写教材和完成编辑审读。由此，教材内容本身的借鉴抄袭、知识产权混乱等现象将不断涌现，教育出版将面临质量审核的难题乃至学术伦理的挑战。

　　其三，在我国，教材建设工作已上升到国家事权的高度，教材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价值传承功能，是立德树人的核心载体，必须旗帜鲜明地体现党和国家意志”[12]。ChatGPT作为国外发明的人工智能产品，在话语立场和意识形态层面不可避免会影响我国教材编写过程中的内涵导向，如果不能“以意识形态逻辑作为知识逻辑及教育逻辑的前提”[13]，任由ChatGPT看似举重若轻的自由创造力，全面介入知识生产和教学互动，有可能碰触我国教材建设的意识形态质量红线，甚至对我国青少年的价值观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

　　（四）对教育出版融合形态的升级

　　ChatGPT将对教育出版的融合模式和生产形态完成升级。教育出版可以视为教育行为与出版活动的有机聚合。由于ChatGPT会对前端的教育过程涉及的五大系统（教、学、管、评、研），产生全面的场景革新，其后端的出版活动中，编、印、发等关键环节也将随之出现数字化的“场景革命”。其一，前期的融媒体数字教材开发方面，ChatGPT的人性化交流优势，将助力“数字技术+传统教育”生硬组成的“冷数字教育”实现变革，推动融合出版中数字技术的角色定位发生转型，进而诞生真正意义上的融合出版教育产品，实现以技术为育人服务的“有温度的数字教育”[14]。其二，中期的数字化资源呈现方面，ChatGPT强大的搜索反馈功能，将引发教育出版物真正实现“知识互联”，出版物将依托精细鲜活的小体量融媒体“知识颗粒”，大幅提升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趣味性和自主性，呈现以激发学生兴趣为核心动力的融合教育出版新形态。其三，后期数字化出版流程方面，自动校对、智能排版、AI设计、按需印刷、精准营销、分众宣传等环节都将借助ChatGPT的全方位“超能力”，实现教育出版生产全流程的智能化整体升级。

　　三、应对：我国教育出版与ChatGPT的融合性

　　ChatGPT的横空出世，导致传统新闻传媒业面临巨大“困局”，而这一“变局”反而为教育出版带来全新的“破局”思路。教育出版与ChatGPT的具体融合步骤，可以凝练为“三步走”：首先，实现“数字嫁接”；进而，剥离“数字假肢”；最终，享受“数字权力”。

　　（一）实现“数字嫁接”：延伸教育出版的技术外脑

　　教育出版界需要变被动应对为主动拥抱，将ChatGPT视为教育出版的技术外脑，推进教育出版全流程的“数字嫁接”；同时要关注教育出版中“人—机”的主从关系，推动教育内容（开发深度）与出版技术（使用便捷度）的互动协同。

　　其一，借助ChatGPT的技术红利，采用知识外包的“去中心化”转型思路，全力推进教育出版数字化的融合升级。ChatGPT对传媒业造成的危机实际蕴含“危中之机”——为教育出版赢得了“减负”的绝佳窗口期。减负体现在教育的素质深化与出版的智能进化两方面。于教学端，可以借助ChatGPT的数据算力与类人交流，满足自动监督学习计划、重复进行学习测验、动态评估学习效果等学生需求，缓解大量批改作业、多元制作课件、实时提供反馈等教师痛点，为教学节奏调节、个性能力评估乃至学习过程的情绪支持，节省大量人作为教学主体投入的精力和时间，为素质教育的深化减轻阻力，实现“撸起袖子加油干”；于出版端，拥有计算理性的ChatGPT，具备担任教育出版技术外脑的潜力，可以通过探索“知识外包”的新路径，发挥教育出版物作为“学习前台”（学生端）与“教育后台”（教师端）之间的“智慧中台”功能，实现教育出版“去中心化”的智能转型，分摊繁琐流程中积聚的人力成本压力，减轻编辑繁重工作中的精神内耗，如当下教材建设极其重视的质量审核方面，可以借力人工智能的数据脱敏功能，帮助编校人员分担繁重审核工作，让ChatGPT担当教育出版物的“智能把关人”，成为教育出版智能化进阶的新引擎。

　　其二，研判ChatGPT的现有不足，规避教育出版中人的“空心化”隐患，开辟教育出版人才的差异化建设新赛道，全力培育具备创新性数字能力的教育出版英才。面对ChatGPT可能造就的教育出版“去中心化”变革，更要关注这一趋势下人的“空心化”问题，即在赓续数字嫁接的新生态下，教育出版业不仅要加快对“数字教师”[15]的持续培养，更要借势扶持“数字作者”与“数字出版人”。《独异性社会：现代的结构转型》指出：“科技并不为文化性生产提供既定的框架条件，而是作为其物质环境，为其打开各种可能的空间。”[16]面对ChatGPT存在的有“美学感”而缺“美感”[17]、可“交流”但欠“交往合理性”[18]等短板，人类仍具有人工智能无法企及的能力，也即人类因具备鲜活的“生命力”,仍会在教育出版诸环节发挥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例如未来的“数字译者”中，由ChatGPT“代劳”实现精准快速翻译的情形必然陡增，但足以呈现“信达雅”美感的翻译美文，仍需要具备数字素养（保证准确高效）和人生阅历（呈现灵动深沉）的人类译者“亲自操刀”；未来的“数字编辑”中，由ChatGPT助力高速编加审校的“硬功夫”将极具竞争力，但凭借学养魅力获得“大咖”信任、慧眼识珠挖掘“青椒”潜能、敏锐把脉形成“爆款”图书的策划“软实力”，仍然是那些长年浸淫教育、深具学界人脉、拥有行业影响力的人类编辑所独具的；正因“工业化矩阵组织中，专业人员的角色是可替代的，创意团队却不是那样的体系，而是某种‘独异品的合力’”[19]，那些“数字营销”中真正深入人心的灵动文案，“数字印制”中极具工匠质感的美学品位，“数字宣传”中充盈人际感染力和现场触摸感的沉浸式体验，仍要依托人的核心判断力才得以达成。综合来看，教育出版在“数字嫁接”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人的数字化潜能，形成具有数字素养的“数字作者”“数字出版人”对数字技术的引领性运用，实现教育出版基于技术优势的内涵式发展。

　　（二）剥离“数字假肢”：拒绝教育出版被入侵大脑

　　1.何为“数字假肢”？

　　艾莉森•兰兹伯格 (Alison Landsberg)2004年提出的“记忆假肢”概念，泛指一种从他处嫁接而来的记忆形态，陶东风教授以电影《窃贼的手》（The Thieving Hand）为喻，进一步指出“记忆假肢”并非源于人们的亲历经验，而是属于现代传播技术所支撑的“媒介化记忆”[20]。以此类比，ChatGPT恰属于一种由互联网媒介激活的“数字假肢”：全方位嵌入教育出版领域的ChatGPT，体现的正是移植而来的外在数字能力，而非人类通过头脑磨炼进化的自身本领。

　　2.“数字假肢”有何弊端？

　　在教育出版实现“数字嫁接”的基础上，要防范“数字假肢”般的ChatGPT对人类原初能力的侵蚀。侵蚀主要体现在两方面：ChatGPT的商业属性将引发数据失真的风险；ChatGPT的类人化交流易形成情感误识的问题。

　　其一，容易因商业资本引发数据失真的学习风险。基于数字资本主义孕育形成的ChatGPT，因具有清晰的商业化属性，存在被商业资本裹挟的可能。由此ChatGPT可能产出内容偏颇甚至背离真实的错误知识，引发教育出版中数据失真的学习风险。正如丹•席勒（Dan Schiller）指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诞生的那些大企业和机构，“遵循的逻辑思路就是利润最大化，其结果当然就是出现大量的错误信息，而不是正确信息。……它们只是生产自身所需要的信息，而不是其他人需要的信息，结果自然也不会是社会所期待的”[21]。更有甚者，错误知识可能于学生头脑中形成对主流价值的冲击观念，也即因ChatGPT“有时无法从事实上区分信息的真实性，难以识别数据隐含的偏见和毒性，从而产生虚假的、误导性的或低质量的结果”[22]，导致不谙世事的青少年，基于人工智能教育出版物进行学习时，反而被植入有毒有害的不良暗示。

　　其二，容易因类人化交流造就情感误识的教育偏差。ChatGPT逼真的人际交流能力，会为嫁接ChatGPT功能后的教育出版载体赋予社交属性，使教育出版物成为学习过程中学生的精神伴侣。例如ChatGPT能够完全模拟苏格拉底“产婆术”（art of midwifery）式的问答过程，持续激发问题意识和批判思维的建立，进而实现学生对普遍知识的深度领悟。但在大量输出“情绪价值”的同时，ChatGPT可能导致学生对人际交流的真实体验产生情感误识，即其强大及时的反馈效率和不厌其烦的人性化回复，会让学生形成屏幕那端是真人导师的情感错觉，进而产生一定程度的依赖心理，逃避本应在真实世界中与教师进行的深度交流，最终因自我封闭导致社会化能力不足；同时，即时满足而非延迟满足感的持续供给，会让学生如刷短视频般减弱“反刍”式的独立思考能力，形成碎片化的知识学习惯性，最终因沉没成本的积聚导致无法实现深度思考。

　　3.如何剥离“数字假肢”？

　　综合来看，即使ChatGPT与教育出版所需功能完美契合，“假肢”这一名词本身，也已使嫁接后的教育出版产品透出“残疾”之态；遑论“数字假肢”还存在上文提到的两点弊端。因此，当教育出版借力ChatGPT实现增容进阶的同时，须谨记“数字假肢”并非人类的原生器官，要时刻关注人类大脑对技术外脑的排异反应：要在“数字嫁接”推进到适当程度时，尽力规避ChatGPT因无限成长对人类固有能力的剥夺反噬，即采取合理手段弱化“数字假肢”对学生深度思考力的鲸吞蚕食，严防人工智能的进化引发人类能力退化的现象大量发生。

　　面对“数字假肢”可能导致失控的风险，解决办法是发挥人在教育出版中的主观能动性，提升人之于科学技术的“控物能力”。其一，《礼记•学记》有言：“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面对资本引发错误知识生成的问题，要尽快建立检测反馈机制，及早规划制约熔断方案，针对漏洞随时打“补丁”，必要时果断实施“截肢”。

　　ChatGPT发布以来，美国纽约市、澳大利亚多个州、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我国香港大学等已陆续宣布在校园内、课堂中或学生学习时禁用ChatGPT，意大利政府更因发现用户对话数据丢失等问题，宣布暂禁ChatGPT并实施立案调查。正如大卫•科林格里奇( David Collingridge)在《技术的社会控制》中指出的：“一种技术的社会后果不能在技术生命的早期被预料到。然而，当不希望的后果被发现时，技术却常常成为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以致于对它的控制十分困难。”[23]

　　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和新闻出版主管部门，面对ChatGPT全面介入教育出版领域的未来趋势，须提前布局熔断预案，尽早出台制约举措。尤其面对以青少年为主要受众群体的教育出版产品，更要像医学研究般审慎之又慎，须经较长时间、适度规模、科学严谨的大量“临床”反馈，进而根据问题打好“补丁”，亟待“漏洞”充分修复才能放开量产；与此同时，可以仿照当下网络游戏的管控模式，对于尚不具备过多自控能力的青少年，可以研发并适度开启青少年教育出版物防沉迷系统。

　　其二，《资治通鉴》有言：“经师易得,人师难求。”面对类人化交流造就情感误识的挑战，要以人的优势弥补ChatGPT“再语境化”能力上的欠缺，通过人类名师的培训增进教师教学过程中对于学生“同感”的激发。现阶段人工智能教育出版物可以提供渊博的“记问之学”，但恰因“理解自然语言的困难之一是语境问题，由于缺乏上下文，可能导致ChatGPT对语义本身的不理解等……缺乏对常识的理解会造成ChatGPT回答的‘离谱’”[24]，当前人工智能尚不具备理解和创造人师教学中充满在场感的“再语境化”能力，也即“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嫁接ChatGPT后的电子出版物不能激发人类所独有的“同感”（empathy）体验。

　　进一步看，这种“同感”体验的精细微妙，也只有在作为人类的老师和学生进行真正的面对面交流时才可产生，人工智能目前尚不具备这一能力，即如齐泽克（Slavoj Žižek）发问的：“语言与思想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路易•阿尔都塞在捕获（prise）和惊讶（surprise）之间的互动中发现了类似的现象。一个突然抓住（‘捕获’）某个想法的人会对她所完成的事感到惊讶。我再问一次，有任何聊天机器人能做到这点吗？”[25]疫情期间借助数字技术开展云端会议，尽管省力便捷且观众倍增，但那种深入人心的传播效果远不及线下教学，究其原因，“在同感体验中起作用的不仅仅是纯粹的情感，而且还包含了认知成分。这种理解他人感受的能力常常需要伴以思考才能获得”[26]。也即只有人师才能融会认知经验与情感体验，对同为人的学生的状态起伏与情绪变化做到感同身受，进而基于人对人的共通性理解，实现教师对学生的因材施教和应变调节。正如著名哲学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在《教育为人生：变革教育宣言》中所述，“人性的理解总是主体间的，需要向他人开放，需要同化和共情”[27]，教育部门可以充分发挥“数字假肢”尚不具备的“再语境化”能力，组织人类名师为广大一线老师培训，尽力传授通过教学技巧和真实情感激发学生形成“同感”体验的深度能力，营造教学中人工智能无法实现的真实“在场感”，进而以人类的优势防范教育出版被ChatGPT全面“入侵大脑”。

　　（三）享受“数字权力”：提升教育出版中人的自控能力

　　1.放弃“数字权力”的核心危害

　　本质上，ChatGPT对教育出版的最大冲击，体现在技术进化至较高程度时，人工智能对全部流程中所有细节的一揽包收：人工智能不仅会在教育出版的各个环节，对人类能力形成“全面夺权”；还会对使用教育出版产品进行教学的人类师生，完成思想层面的“整体夺魂”。也即人类发明出来的人工智能，会因强大的“数字能力”，反过来导致人类面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局面。

　　基于此判断，人类如放弃自身的“数字权力”，将导致运用教育出版产品的人类学生，因过度的信息崇拜成为拒绝成长的巨婴。在学习力层面，人类与人工智能实力差距悬殊。如面对“充足时间+适量知识+熟悉领域”的教育内容，人类能够激发出学习兴趣与信心动力；但面对“极短时间+海量知识+全新领域”的学习任务，人类会产生泰山压顶般的畏难心理。反观人工智能，无论面对何种程度的学习要求，都无所谓压力、没有情绪、不会拖延、无须休息。因此，学生使用嫁接ChatGPT后的教育出版产品时，极易被ChatGPT近乎完美的高能表现折服，因慕强心态引发盲目崇拜，进而忽视了学习过程恰恰需要不断克服困难。由此，学习力方面“敌强我弱”的能力鸿沟，会导致面对人工智能的人类学生，因失去进取心态而“兵败如山倒”。更严重的是，当青少年面对ChatGPT保姆般的“喂饭式”教育，会进一步形成“习惯躺平”乃至“享受懒惰”的成瘾心态，最终导致人的主体性丧失，造就“人—机”关系的重置局面：于教学前端，ChatGPT在持续学习飞速成长，人类学生则不断退化沦为巨婴；于出版后端，电子产品崛起为主导教育信息灌输的“类人导师”，人类反而衰退为被动接受知识填鸭的“电子宠物”。

　　2.驾驭“数字权力”的具体手段

　　人类重获教育出版领域的“数字权力”，需要整体提升人的“自控能力”。如何怀宏所述，“有关技术及其与人的关系问题……这首先是人类的控物能力与自控能力是否相称的问题”[28]，也即只有把握人类自控能力与控物能力的平衡[29]，才能通过普遍共性与具体个性间的统筹兼顾，推动机器工具理性与人类丰沛情感的互融共生。教育出版中，人类要尽力通过自控能力的提升，达到驾驭乃至享受“数字权力”的境界。

　　正如汪民安所说，“ChatGPT的文本生成是一种抽象的、概括式的结构主义活动，其目的是去寻找最均平化的意义，相信所谓的真理潜藏在共性和普遍性之中”，也即因“它生产的知识是无限循环的，会散布、弥漫在所有领域，而有个性的、活生生的东西会越来越少”，最终会使以人为中心的知识学科走向福柯所述的“人之死”（death of men）[30]。

　　人工智能于教育出版中无所不在的渗透力，部分源于人对“元技术”的主动放权，这会催生人类“数字权力”的消失殆尽。教育思想家玛克辛•格林在《释放想象：教育、艺术与社会变革》中提到，“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与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对于那种渴望实现无所不包的解释模式的理论类型，以及（像启蒙运动叙事所做的那样）试图生成一种规范性检验模式的理论类型保持怀疑”[31]，教育出版界也需要再次反思：如何通过加深对数字技术底层逻辑的理解，强化人类在数字权力顶层设计上的掌控力。

　　例如未来教育出版领域中策划编辑的工作，将更多转为借助人工智能的强大分析能力，少“做选题”而多“做选择题”——更多依托人对“元技术”的综合统率能力，判断ChatGPT提供的选题哪些更能“赢得人心”。同时要认识到，教育出版中人工智能提供的广博知识，本质上仍然是属于互联网的“集体资源”，而非真实嵌入人类头脑的“私人记忆”，也即嫁接“数字假肢”后的教育出版物，只能提供伪造在人脑中的记忆信息。未来优秀的教育出版物，仍然是更有深度的教育内容和更为便捷的出版形式的结合体，不能偏废一方。因此人类应再次回溯人脑对于知识存取的常规路径，重拾人类借助教育出版物推动思维能力进阶的原初信心。

　　综上所述，人类不仅要采取具体行动（即剥离“数字假肢”，进行被动延阻）；更要提升宏观心态（即享受“数字权力”，学会主动驾驭）。聚焦教育出版，人类要进一步夯实对其中“元技术”的掌控力，通过施展人对ChatGPT学习成长层面的教育艺术，客观上再次确立“人—机”间的主从关系，最终达到人与人工智能“教学相长”的理想境界，助力人类师生游刃有余地运用未来的教育出版产品，享受ChatGPT带给教育出版领域中人类师生的“数字权力”。在这一过程中，越是高效和人性化的人工智能，越体现出为人类教学服务的“超级助理”角色属性。也即未来由ChatGPT深度介入的教育出版，其发展方向应趋于“物的人化”，而非“人的物化”：传授“活思想”的教育出版物助力的教学活动，最终目的是让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成为一个“自带系统的人”；而未来介入ChatGPT功能的新型教育出版物，则仍属于一种“自带人性的机器”。未来师生进行教学的过程，恰是在通过人类语料等教学信息的持续“喂养”，客观上训练新形态的教育出版物升级迭代，进而为人类开展教学工作持续提供智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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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