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术出版编辑是现代学术劳动体系里与学术研究密不可分的重要环节，它与学术研究既相互联系、相互衔接，又相对独立、相互区分，具有独立专业地位、职业身份、专门职权的学术性职业。在编辑《书》《诗》《易》等中华基本典籍的实践过程中，孔子建立了被表述为“存名正实”“兴观群怨”“述而不作”和“微言大义”，全面而系统地揭示了学术出版编辑职业的意志论、价值论、实践论和本体论本质。有基于此，本文在从意志论、价值论、实践论和本体论四个维度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术出版编辑职业伦理基本意涵展开分析的前提下，尝试性地搭建了新时代学术出版编辑职业伦理的结构性框架。

　　关键词：孔子；学术出版编辑；伦理本质；伦理意涵；新时代

　　一、问题的提出

　　坚持职业伦理，恪守职业道德，展开职业生活，是劳动分工条件下最为重要文明指征。作为道德哲学的伦理，是特定实践领域“最高之观念,乃复由是而演绎之，以为种种之科条”。也就是说，伦理不仅是特定实践领域的道德观念体系，而且也是一个道德规则体系。就此而论，学术出版编辑职业伦理，指的是在特定时代的专业分工体系里从事学术编辑职业、开展学术编辑活动时必须恪守的道德观念和必须坚守的道德准则，它是学术编辑在处理各种学术编辑活动关系时最为基本的“利害尺度”。作为规范学术出版编辑职业生活的体系化观念和准则原则规则，学术出版编辑职业伦理是一个融学术出版编辑职业道德准则与学术出版编辑职业道德规则为一体的整体性构造，它体现的是学术出版编辑职业活动的道德原则、价值准则和行为规则，具有明确的时代性、政治性、功能性、专业性等职业伦理本质特征。
就广义的传播学意涵而论，编辑，尤其是学术出版编辑，是一种十分古老而又相对年轻的职业活动。说它古老，那是因为从人类有意识地传递信息以构建和维护社群集体生活秩序开始，体现为筛选、整理、加工并有目的地传递信息的学术出版编辑活动便已经存在了，即使是从儒术职业化的春秋末年，以孔子编辑、整理、加工《易》《书》《诗》等中华民族基本典籍的春秋时代算起，职业化的学术出版编辑活动在我国也至少存在了两千多年；说它年轻，那是因为作为一个与学术研究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而存在的“以学术为业”的专门职业，现代学术出版编辑活动不过是19世纪最后25年全球学术劳动形态生成过程的产物。如果从现代学术劳动形态建构的19世纪后半叶算起，具有现代职业化特质的学术出版编辑活动史迄今则不过一百多年。但现代学术劳动形态生成和发展的一百多年间，作为统领学术出版编辑职业活动的“最高之观念”以及“种种之科条”，也就是学术编辑职业活动伦理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并被有意识地建构，其最直接的结果便是，这一领域在以科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主导下，以“区分产品的市场和思想的市场是没有道理的”相鼓吹，在“不出版，丢饭碗”的学术工作心理指令驱动下，在20世纪后半叶快速走向了“学术资本主义”，它不仅使“真理屈从”了“市场”，而且它还通过与“现代化的、极其复杂的量化方式被用于评估学术界的工作”合谋，在从根本上“掏空学术工作意义”的同时，做了“由一堆既没人喜欢也没人阅读的出版物所构成”的学术“假账”。由于“我们的院长不会阅读论文内容，但会数论文篇数”，所以更使得全世界的学术出版均不同程度地演变成了“一个不断增长的产业”，而“规模而不经济”则几乎成为了全球学术出版“产业”的共同特征，由此而导致的显而易见的“学术的衰落”以及深刻的学术信用危机，已然成为了西方世界甚至是全人类“希望的敌人”。如林赛·沃斯特引用西里尔·康诺利的话说，“使年轻作者走向毁灭的是粗制滥造；而导致粗制滥造的是对钱的贪婪”。希拉·斯劳特和拉里·莱斯利认为，“目前发生的变化与19世纪最后25年学术劳动上产生的变化同样巨大，……20世纪末政治经济全球化则正在打破过去一百年发展起来的大学专业工作模式。全球化正在为学术职业的某些方面创造新的结构、激励和奖励，同时对这一职业的其他方面造成限制和抑制”。而重建职业化的学术工作伦理体系以恢复学术职业信用，则是直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构学术劳动结构形态尤其是激励奖励、限制抑制机制的根基所在。“正如杰里米·古纳瓦德纳所说，出版是问题的关键：这是学术运作的核心”。因而，重构作为现代学术劳动基本环节的学术出版编辑职业伦理，也就是重构统御学术出版编辑职业的“最高之观念”和“种种之科条”，无论是对于拒绝学术垃圾，消解学术信用危机，重建学术职业道德，还是对于提升学术劳动的生产性和有效性等效能性因素，促进学术繁荣和高质量发展，都是一项极为重要而又十分迫切的基础性工作。

　　“人在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的逻辑起点。无论人类的文化如何构建、如何转向，每一个时代具有鲜明民族性、政治性的伦理思想的结构性重建，都必然立足于特定民族、特定国家的基本伦理关系，依循由本民族过往之精神所铺设的基本文化路向，从其既有伦理观念、道德原则、行为准则的深厚积淀中获取内在和外在的品格性力量。那么，在编辑、整理、删订《易》《书》《诗》等中华基本典籍的实践中，孔子究竟是如何立足于特定时代具体的社会关系总和确立其学术出版编辑职业伦理观的呢？这些伦理观包含了哪些学术出版编辑职业伦理意涵？它们对于重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术出版编辑伦理观有着怎样的启示？或者说，我们究竟该如何将孔子所确立的学术出版编辑职业伦理观念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术出版编辑伦理观。以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术出版编辑职业活动的利害尺度？很显然，这对于推进学术出版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学术出版繁荣和高质量发展，推进构建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都具有深刻的理论探索意义和现实的实践意义。

　　二、孔子学术出版编辑伦理观

　　作为实践的德性论者和迄今为止中国乃至世界最伟大的职业学术编辑之一，孔子的学术编辑职业伦理思想，主要是在“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春秋时代，因应“重新建立思想与知识对于世界的有效解释”的“必然趋势”，于“种种学说并兴，而思以易天下”之相竞相攻过程中形成的。虽然蔡元培先生将伦理学视为传统中国“惟一发达之学术”的说法未必准确，但其所谓“伦理之现象，早流行于社会”，“实践之道德，渐归纳为理想”，此乃“伦理界之通例”的说法以及传统中国伦理学说滥觞“在我国的唐虞三代间”，“至周而极盛”，“循此时代之趋势，而集其理想之大成以为学说者，孔子也。是为儒家言，足以代表吾民族之根本理想者”之判断，却大致可视为确论。如其所言，“其时之（道德）理想，吾人得于《易》、《书》、《诗》三经求之”。故孔子所编辑、整理、删订的《易》《书》《诗》等中华基本典籍，不仅集中体现了春秋战国之际儒家的基本伦理思想，而且其所编辑、整理、删订《易》《书》《诗》等中华基本典籍的相关言论以及实践活动，无疑深刻地蕴涵着孔子的学术出版编辑职业伦理观念，它不仅为传统中国于“四部之学”框架下创立创建创新知识体系，建立建构建设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确立发展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奠定了深厚的学术出版编辑职业道德观念基础和道德行动基础，而且还为中华民族持续凝聚最基础、最深沉和最持久的观念、思想、精神等理智性或道德性力量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学术运作观念准则和行为准则，这显然是推进建构中国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的一笔弥足珍贵的思想财富。

　　如蔡元培先生所论，在蕴涵以孔子为宗的先秦儒家伦理思想的《易》《书》《诗》三经中，“《书》为政事史，由意志方面，陈述道德之理想；《易》为宇宙论，由知识方面，本天道以定人事之范围；《诗》为抒情体，由情感方面，揭教训之趣旨者也”。也就是说，《易》《书》《诗》三经虽蕴涵着丰富而系统的儒家伦理思想，尤其是其学术出版编辑职业伦理思想却各有侧重，主要涵括了意志论、知识论和价值论三个维度的伦理学内容，由此而构成了传统中国伦理学说的三大基本范畴，迄今为止，这一由孔子所建立的传统中国伦理学说结构性框架，依然是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集体生活秩序维护和建构最基础、最深沉、最持久的道德性格的力量。

　　1.“存名正实”：学术出版编辑意志论

　　从动机出发，以政事史为主线，建立学术意志，铺陈学术理想，实施学术活动，达成学术目的，几乎是孔子致力于编辑、整理、删订《书》的全部道德旨归。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王夫之所谓“所持在志而尤择善于动几”，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传统中国对立足于动机论的意志论本质的认识。王夫之才认为，“君子之心本正者也，而偶动之几，物或动之，则意不如其心，而意任其过”，因而对此“不容不慎”。这一立足于孔子“慎独”思想的阐发，基本上概括了孔子对动机与意志密不可分关系的认识。因而在孔子所构建的以“中和之美”为最高政治仪范和终极政治追求的德性政治学说中，“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显然构成了其对自己建立德性政治学说的动机的明确表达。

　　立论于此的孔子进而认为，“政者，正也”。因此，这里所谓的“正”，不仅是孔子建立的政治道德的最高准则，而且也是其具体体现为学术出版编辑活动的全面学术劳动的根本意志。作为孔子讨论一切学术问题、开展一切学术劳动的逻辑起点，“正”在本质上构成了其实现“天下归仁”政治理想的根本路径和基本手段。因而，立足“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而且“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内圣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郁而不发”的时代背景，直面“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体，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学术境况，孔子秉持“我欲载之于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的学术劳动态度，基于对“名之必可言也”的认识，在明确提出“为政……必也先正名”认识的前提下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事实上，在孔子从事学术劳动的时代，作为“天地之纲，圣人之符”，“圣人之所以纪万物”的“名”，是“大理之首章”，几乎是先秦诸子的普遍观念。

　　但如侯外庐先生所论，“名实关系”是先秦“思想史上的现实问题”，而包括孔、墨在内的先秦思想家在“名实关系问题的对立”，究其根本是围绕“氏族宗法制度存废问题”而展开的政治思想“论争”，它体现的是“处在一个难产的由氏族血缘单位向国民地域单位的转变进程中”的各家各派对恢复和重建集体生活秩序的各种构想。孔子立足于正名主义确立的“存名正实”或者“循名以求实”的学术劳动意志，从根本上体现了其以全盘西周（诗、书、礼、乐）为政治追求，致力于以学术概念重构，实现其使“文章”“德之见乎外者，威仪文辞”之学术出版编辑职业理想的伦理观。立足时代政治本质特征，为从根本上改变“习俗之竞于恶而熏心以罔觉”的现实状况，从实际政治问题出发，赋予学术性概念以具体的时代性、现实性、实在性尤其是方向性内涵，进而在使“文章”达成“德之见乎外者，威仪文辞”之学术出版编辑职业理想的同时，破除“空言”，使文章“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无疑是孔子立足于“正”之政治变革动机，具体体现为“存名正实”学术出版编辑职业伦理观的意志论本质。

　　2.“兴观群怨”：学术出版编辑价值论

　　作为实践的德性论者，孔子由正名主义思想所主导的“存名正实”学术出版编辑职业伦理的道德意志，首先体现于其对学术出版编辑职业的功能性表达，也就是其对学术出版编辑职业道德性目的的表达上。应劭在《风俗通义》序中所说，“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也”，“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圣人作，而均齐之，咸归于正”。这显然是因为抒情性是包括歌谣、诗歌在内的一切文学作品的根本性内在特征。蔡元培先生“由情感方面，揭教训之趣旨”之“趣旨”二字，显然揭示了孔子编辑、整理、删订《诗》之实践活动的价值论本质。

　　如王夫子在阐释《论语》“子曰赐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一章时认为，“彻天人之际者有其实，通心理之会者有其真”，而此“实”此“真”，在王夫之看来莫非一个“情”字。正所谓“一物贯以一情，一情贯于万物，……治乱变而道贞观者一也”。因而，由“情”“贯于万物”的精神性本质所决定的《诗》，分赋、比、兴、风、雅、颂六体。其在郑玄看来，所谓“兴者，托事于物”；其所谓“观”，乃“观风俗之盛衰”；其所谓“群”，乃“群居相切磋”；而“怨”则为“怨刺上政”，其根本目的便是“事父”“事君”，也就是建立和维护家国之生活秩序。至于“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则如《论语正义》所说，“鸟兽草木，所以贵多多识者，人饮食之宜，医药之备，必当识别，非可妄施，故知其名，然后能知其形，知其性”。而“博物之学，儒者所甚重”，说的便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以及学术出版编辑活动必须秉持的道德目的、伦理精神。

　　由此，执着于“吾道一以贯之”的孔子，正是抓住了这一“贯于万物”的“情”的“性之定理”的内在精神本质，从人的情感性入手，立足于“不学诗，无以言”，从“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开始讨论编辑、整理、删订《诗》的实践活动所涵括的伦理问题的。在郑玄看来，此处所谓“专”，乃“独也”，意思就是说，在孔子看来，即使是经其编辑、整理、删订的《诗》中的歌谣和诗歌蕴涵了“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深刻道理，但如果不针对具体的实践问题解读和运用，即使读得再多也是没有多大益处的。因此可见，有用性，也就是知识的效用性，实际上被孔子视为了知识论本质。而基于不同问题，选取不同角度，采用不同方式，具体把握“《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不同功能，才能真正把握其编辑、整理、删订《诗》的道德目的。由此，立足于人的情感贯通性，旨在使民归正、欲民为善的“兴观群怨”，不仅体现了孔子的以实际效能为根本的知识观念，而且还从根本上体现了其立足于“正”，以“存名正实”为道德旨归的学术出版编辑职业伦理的效能化价值论本质。

　　3.“述而不作”：学术出版编辑实践论

　　伦理学，或者说道德哲学，究其实质是一种实践哲学，让正名主义主导的“存名正实”实实在在地落实于学术出版编辑的具体实践活动中，才是孔子学术出版编辑职业伦理的道德本质。如《荀子·非十二子》所说，“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而群天下之英杰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顺”，作为以孔子为大宗的前期儒家学术的总体特征，其所显现的学术生产性和有效性体现为，“敛然圣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六说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亲也；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成名况乎诸侯，莫不愿以为臣。……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六说者立息，十二子者迁化”。而如此这般“德之见乎外”而“威仪文辞”的“文章”，实际上是孔子基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学术出版编辑职业伦理观，通过编辑、整理、删订《易》《书》《诗》等中华基本典籍的具体实践而呈现出来的。

　　在孔子开展学术出版编辑活动的时代，唐虞三代传世文献的“作”者与作为学术出版编辑的“述”者，构成了一对最基本的伦理关系。如梁涛、苟东锋所论，在孔子正名致思的双重结构中，正名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具体而言，狭义指“正其身”；广义指“正其位”，也就是“正名分”和“正名位”。《论语正义》引《说文解字》之解释说，“述，循也；作，起也。述是循旧，作是创始”，继而又引《礼中庸记》中的话说，“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议礼制度考文，皆作者之事”。也就是说，因为“作”者与“述”者之名分、名位各不相同，所以立足于正名主义，旨在“存名正实”的孔子认为，“作”者与“述”者的职责各异，“述”者既不可以越位为“作”者，也不可以错位为“作”者，更不可以缺失了“述”者之权位职责。对此，郑玄就直白地认为，“今孔子谓其时明孔子无位，不敢作礼乐，而但可述之也”。《汉书·儒林传》也说，“周道既衰，坏于幽厉，陵夷二百余年，而孔子兴，究观古今之篇籍，于是述书则断尧典，称乐则发韶舞，论诗则首周南，缀周之礼，因鲁春秋，举十二公行事，绳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获麟而止。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皆因近圣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而《中庸》所谓其“祖述尧舜”而“宪章文武”，实则从根本上揭示了“述而不作”之“述”者不可缺位的真正意涵：“宪，法也；章，明也”。也就是说，通过规范和规制，也就是其所谓“存名正实”，昭明既存文章之具体的时代性、实在性、实用性意涵并使其正式化、严肃化或者典籍化，进而成为“平章百姓”“宪章文武”的典籍，乃至“述”的根本职责。

　　因此，在“正名分”“正名位”的前提下，严格区分“作”者与“述”者的职位职责，切实担负起规范规制既存文献并使其表意规范化、规制化和明确化，是作为“述”者而存在的学术出版编辑活动的基本职责，学术出版编辑活动既不可超职分、超职责地工作，也不可放弃自己使“文章”“德之见乎外者，威仪文辞”的职分、职责。在孔子看来，要真正做到使文章“志于道，据以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者也就是学术出版编辑者，必须“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即在排除情绪化的前提下使作品的语言雅致化。如其所说，“《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正义》在此处注曰，“孔曰雅言，正言也”。郑玄也说，“读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后义全，故不可有所违”。由此可见，在除排除情绪化的前提下，使文章达致“雅言”的根本问题在于“礼不诵，故言执”，也就是说，如果不通过诵读，使语言在统一形音义的基础上整全化地“礼”——“义全”，语言就可能偏执或出现固执己见进而偏离礼制精神的不雅不正状况。因此，《论语正义》在评述这段文字时认为，“此承上章学《易》之言而类记之，所字即指《易》言，乃不独《易》也”。也就是说，孔子所谓“雅言”，虽由《易》而发，但却是对编辑、整理、加工所有学术文献的语言要求，而绝非单独针对《易》而言。据此而论，郑玄所谓“正言正音，然后义全”，作为“雅言”或“正言”的标准，说的便是立足于汉语语境，从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的形、音、义三者的构成性特征入手，致力于“义全”——文字乃至文章意义整体性、意涵完整性，乃是作为“雅言”或“正言”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学术出版编辑职业伦理的道德行为本质。而这恰好根本区别于后世西方所鼓吹的学术“价值中立”或“政治中立”。在这层意义上，孔子所谓“述而不作”之“雅言”，仅是指排除“作”者包含在作品中的情绪化文辞，使文章具有更加正确的政治立场、更加鲜明的政治导向、更加明确的政治目标，使作为形式的文辞与德性的内容保持高度同一性，进而达成“德之见乎外”而又“威仪文辞”之学术道德目的或学术出版编辑职业道德目的。因此，作为学术出版编辑职业伦理准则的“述而不作”，不仅具体体现于孔子编辑、整理、加工以《书》为代表的一系列中华基本典籍的具体实践中，而且也体现与其相关表述中，是其对学术出版编辑活动行为的具体道德规定，体现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是在辩证统一学术著作内容与形式方面对学术出版编辑职业行为的基本道德规定，体现的是孔子所建立的儒家学术出版编辑职业伦理的实践论本质。

　　4.“微言大义”：学术出版编辑本体论

　　尽管作为正名主义者的孔子，始终如一地坚持其所确立的“存名正实的学术出版编辑职业伦理观的道德意志论本质，但他一刻都没有放弃他作为学术出版编辑的本体论立场。如其在《论语·里仁》中所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也就是说，有没有名分名位其实并不是问题的关键，真正的问题在于其确立什么或者说是主张什么，这大约是其“微言大义”的立足点和落脚点。实际上，“微言大义”并非出自孔子自己的言论，而是传统中国历史上另一位堪称伟大的编辑汉初刘向对孔子学术出版编辑实践涵括的伦理经验的归纳、提炼和总结。在《移书让太常博士书》中，刘向说，“及夫子殁而微言绝，七十子卒而大义乖。”这一判断为后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直接承袭，“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应劭的《风俗通义》也保留了这一说法。《左传·成公十四年》中说，“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相对集中地归纳了“微言大义”内涵和功能。其中“微而显”，也就是辞微而义显，表达的是“微言大义”的基本内涵，而“惩恶而劝善”则是其功能的集中体现。荀子所谓“《春秋》之微也”“《春秋》言是，其微也”,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微言大义”的精神实质。

　　一般而言，“微言”与“大义”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托，“大义”生于“微言”，“大义”是目的，“微言”是手段；“大义”是纲，“微言”为用，它们在本质上体现的孔子立足于“均齐之，咸归于正”，“存名正实”学术出版编辑职业伦理观的表里体用关系，具有本体论精神本质。而以简约的言辞叙事说理，以一字之褒贬曲折隐约地表现孔子所极力尊崇且试图恢复的西周礼义之大宗，是“微言大义”所体现的孔子编辑、整理、加工唐虞以来所流传的学术文献的道德本体论精神本质，而这一体现其道德本体论精神本质的学术出版编辑职业伦理，相对比较集中地体现于孔子编辑、整理、删订《春秋》的过程中和结果里。因此，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评价说“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正因如此，“微言大义”才与“褒贬书例”相互抉发，被后世称为“春秋书法”并进而使《春秋》在经学史上占据着牢固的地位。

　　如《说文解字》所说，“义，己之威仪也。从我从羊”。也就是说，“义”是“己”或“我”对美的样态庄严而正式的昭明，具有正式性、严肃性乃至威仪性特征。据曾宪通考证，帛书“义”字中的“我”，是从曾侯乙戈铭中的“戟”和郑令铜矛的“”字演化而来的。“‘义’从武器立说，武器主杀，有立威之义”。柳宗元认为，“圣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义。仁主恩，义主断。恩者亲之，断者宜之”。由《释名·释言》将“义”释为“宜也，制裁事物，使合宜也”可知，立足于自我，牢牢把握《易·说卦》“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和《易·系辞下》“禁民为非曰义”所论定的“立”和“禁”之“义”的两大端而昭明自我，以“微言”而威仪文辞，使德之见乎外，隐微曲折地体现自己的文化主体性，是孔子“微言大义”，“褒贬书例”，笔削《春秋》而确立的体现学术出版编辑文化主体性、道德本体性的伦理仪轨。以言简意赅的文辞，隐秘曲折地昭示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决断性地表达自己或“立”或“禁”的坚定主张，使文章言辞简约而意义丰赡显明，从根本上体系“德之见乎外者，威仪文辞”的“文章”气象，无疑是孔子确立的“微言大义”学术出版编辑伦理主体性的道德本质。因此，旨在昭示学术出版编辑学术品格甚至昭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时代学术品格的“微言大义”，所体现的无疑是孔子学术出版编辑职业伦理观的道德本体论意涵。

　　三、新时代学术出版编辑的职业伦理意涵

　　1.确立本质意志，建立职业观念

　　由意志与理智的同一性所决定，根植于人与人之间多种关系，作为人的外在显像之根源的“人的意志”，作为奠基于人的认识的理智，被深受马克思影响的德国社会政治史家费迪南·滕尼斯在区分“包含了思维”的本质意志和“包含在思维之中”的抉择意志并认为“每一种意志都表现为一个内在诸要素相互关联的整体，多种多样的情感、本能和欲望都统一到这个整体当中”的前提下，被视为人“行动的原因或倾向”。因而，坚持“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孔子立足“正名”主义所确立的“存名正实”学术出版编辑职业的伦理意志的前提下，坚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意志。而从重构学术概念这一学术发展的根本出发，通过“存名正实”，建立推进中国学术直面中国乃至全球性发展问题，提高中国学术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念、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水平；推进构建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并建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进而以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且具有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的中国学术，支撑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是坚持党的实事求是认识路线尤其是坚持“求真务实”认识路线核心的必要前提和必然要求，而且也是以学术出版编辑职业活动，推进构建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推进建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人类根本性进步的信念基础和理智内涵。

　　2.坚定人民立场，建立价值观念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和根本目标。但正如费迪南·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引用的约翰·卡斯帕尔·布伦茨利《国家词典》中的话所说，“在社群或政治的意义里，社会的整个概念的自然基础存在于第三等级的习俗与观念里。‘社会’概念本来就不是‘人民’概念，而仅仅是‘第三等级’概念，……第三等级的社会成为他们的共同判断与倾向的源泉”。这一定义从根本上揭示了建立在“社会”基础之上的全部西方现代学术，尤其是西方式现代性的阶级本质。而在滕尼斯看来，每一种意志都表现为一个内在诸要素相互关联的整体，多种多样的情感、本能和欲望都统一到一个整体当中。其中“包含了思维”的本质意志，将人们导向“真实的”或“自然的”统一体，而与之相对抉而存在的“包含在思维之中”抉择意志，则将人们导向“想象的”或“虚假的”统一体。前者乃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主张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那种“联合体”，而后者便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反复揭示和批判的“虚假的共同体”或“想象的共同体”。有据于此，滕尼斯进而认为，由西方式现代性所主导的“社会”，立足于资产阶级立场，在本质上乃是将社群集体生活导向机械的集合体而非作为真实的生命有机体的命运共同体。如斯坦利·罗森所说，“虚无主义”是西方“现代性的精神本质”。而事实上，这一从根本上体现虚无主义精神本质的现代性，不仅是“人类文明从传统到现代的‘进步’”所付出的“最沉重的代价”，而且已然成为人类在21世纪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因而，坚持“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孔子所确立的“兴观群怨”学术出版编辑职业伦理的价值论本质，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学术发展立场，确立致力于“形塑共同体的趋势和力量”的新时代学术出版编辑道德目标，以培育全体人民“形塑共同体的趋势和力量”的“行动的原因或倾向”，具体体现为情绪性、感受性、体验性、认知性、批判性等道德性格力量的本质意志或集体理智为职责使命，建立坚定不移地推进学术出版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学术出版高质量发展，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走向共同富裕的学术出版编辑职业价值观念，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术出版强国，以中国学术支撑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志，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类的整体性进步。

　　3.界定专业职责，建立实践观念

　　学术出版是现代学术劳动体系里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与学术研究相互联系、彼此衔接的一项专业劳动，此正如唐纳德·肯尼迪所说，“我们所有的思考、分析、实验和数据收集工作，在撰写成文字之前，就什么都不算。在学术领域，我们的成果是以写出来的东西来体现的，出版物就是学术成果表现的基本货币形式。除艺术创作以及一些应用性科学外，研究工作的质量就是通过出版物来判断的。在许多人文学科领域，出版物本身就是学问”。由这段表述可知，至少在现代学术劳动体系里，学术出版物具有学术性货币的一般等价物本质，以学术出版编辑为主体的学术出版者对学术成果质量的判断，是学术成果的基本价值尺度。由其学术劳动成果质量价值判断和交易价值判断之双重属性所决定，“不出版，丢饭碗”，与“教授要写书”一起，共同构成了现代学术劳动的一种“根本的心理指令”甚至“几乎是生理上的指令”，牢固地“根植于作为神圣天职的学术的新陈代谢机制之中”。

　　但如曾任哈佛大学出版社社长的林赛·沃特斯引用哈佛大学某学院院长斯坦利·菲什给他的复信所说，“……作为院长，我把这一程序作为筛选的一种手段。我对出版社和审稿人的信任远胜于我对各个系的信任”，由此而决定了曾几何时“大学出版社在决定一个学者是否有足够的水平应该被评为终身教职的过程中不失为最好的机制”甚至于是“人文学界可望企及的客观公正的绝对”的地位。“人文学就其根本性质来讲是关乎判断力的”，但至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判断”便成了“一个发生于历史之中的过程”，而“书籍，起码是那些出版了的书籍，已经在这个体系中蜕变成我们用来扳着指头计算和崇拜的象征物，而不是用来读的”，而由此导致的“学术界的可信任性危机”既是普遍的，又是显见。康德认为，判断力是一个想象力反作用于自身的过程，是我们心灵得拓展的过程。作为关乎人文学安身立命的基石，判断是一种负责任的运作，其在本质上是一种伦理性的、道德性的力量。

　　立足于学术出版编辑职业的实践性本质，立论于“正”，坚持正名主义“存名正实”的伦理观念本质的“述而不作”，作为孔子学术出版编辑伦理实践论的抽象表达，集中体现了孔子致力于使“文章”达致“德之见乎外”而又“威仪文辞”的学术出版编辑职业活动中至关重要的判断问题的利害尺度的表达。在孔子的学术出版编辑职业视域中，立足于“述而不作”的判断，体现于内容和形式两大维度。其内容维度指向的是文章的道德规范性，而形式维度指向的则是文辞的规范性，以“雅言”来有机统一文的内容和形式，是被抽象表达为“述而不作”的孔子学术出版编辑职业伦理的实践论本质。因此，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主线，坚持“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孔子所确立的“述而不作”学术出版编辑职业伦理的实践论思想，从而在正确处理编辑与作者、编辑与作品之间的权利职责等利害关系，在不越位、不错位尤其是不缺位的前提下，立足形、音、义三位一体的现代汉语语境，以体现意象性本质现代汉语。推进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推进构建学术概念体系并以此为前提推进学术命题提出和学术思想、学术观念、学术标准、学术话语能力水平提升，进而达成使中国学术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具体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的学术发展目的。

　　4.明确本体地位，建立主体观念

　　作为现代学术劳动体系里一个重要环节，学术出版在与学术研究相互联系、彼此衔接的同时，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是一项具有自己独立地位，具有主体地位、本体职权的专业工作。因而，明确主体地位，建立本体观念，是使学术出版编辑的想象力反作用于自身并使自身心灵得以拓展并使判断得以负责任地自由运用根本前提。孔子“微言大义”，在本质上所体现的便是其在明确学术出版编辑职业主体地位的前提下，确立的学术出版编辑职业本体论。立足学术出版编辑的专业地位，通过对作品的适宜性判断和决断性修正，体现学术出版编辑的文化主体性立场，是这一学术出版编辑职业伦理的本体论意涵。其中，明确的专业性、判断的适宜性、修正的决断性，是孔子“微言大义”学术出版编辑职业伦理道德本体论所体现的道德本质。

　　学术是人类的信念基础和理智基础，作为人类通往未来、通向希望必不可少的门径，它已然变得比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重要而且将会越来越重要。在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德国委员会社会科学分会主席的伯尔尼德·哈姆看来，“西方科学金字塔的顶端通常被认为是美国科学”，其本质是将科学等同于技术，而且对于长远来说大多数技术都是毁灭性，这种为当权者生产的知识，几乎成为剥夺人类决定自己未来可能性，由其掩盖事实而非阐明事实以控制我们大脑的本质所决定，“科学”已经“成为一种职业意识形态”，而“科学和真理的概念被用于使意在压迫和剥削自然和人类的利益合法化”进而成为“见利忘义的科学”，是这一被视为“科学”的东西的精神实质。苏山萨·龚那提拉克揭示说，14世纪以降西方文化帝国主义便开始在全球层面上“违背受众的自觉意愿，将文化包裹强加给他们”，而这种行为，恰恰是通过破坏“知识机构和知识创造者”开始的，这包括通过学校教学大纲而殖民化的西方学校教育体系的出现。事实上，自明朝中叶开始，以各种方式侵入中的西方科学，始终遭遇着传统中国学术的顽强抵抗，这一情形一直延续到清末。随着传统中国“四部之学”为西方“七科之学”的解构和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连同文化主体性一起，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和削弱。而直面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化，确立学术本体地位，坚持文化主体立场，推动中国学术转型和中华文化转向，已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时代命题。

　　如习近平同志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所说，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父。只要我们善于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二十一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一定能够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因而，担负阵地建设和维护使命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术出版编辑，必须在严格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念问题，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念的前提下，以“正”为逻辑起点，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孔子在正名主义思想主导下，以“存名正实”为根本追求所建立的“微言大义”学术出版编辑职业伦理的道德本体论思想，基于适宜性判断和决断性修正的“微言大义”学术出版编辑伦理的本体论本质，确立学术出版编辑职业本体地位，建立学术出版编辑职业主体观念，在学术出版编辑职业活动中，立足中国学术本体地位，通过“微言大义”，彰显中国学术的主体性。

　　四、结语

　　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明确指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其中孔子通过编辑、整理、删订《书》《诗》《易》《春秋》等中华基本典籍所体现出来的学术出版编辑职业伦理观念，毋庸置疑地是这些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的有机组成部分。立足急剧变革的春秋时代，以推进学术转型为追求，紧扣“正”这一学术变革之根本，在正名主义思想主导下，孔子建立了具体体现为“存名正实”的学术出版编辑意志论、体现为“兴观群怨”的学术出版编辑价值论、体现为“述而不作”的学术出版编辑实践论和体现为“微言大义”的学术出版编辑本体论，是架构传统中国“四部之学”，建立传统中国知识体系，建设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根本伦理观念和道德思想。总体而言，孔子所建立的学术出版编辑伦理思想内容全面，体系完整，对于我们立足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化的时代背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术出版编辑职业伦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方法启迪。基于孔子对传统中国学术出版编辑伦理的逻辑化构建，尝试性地揭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术编辑职业的伦理意涵，包括意志论、价值论、实践论和本体性意涵，便自然而然地构成题中之应有之义。

来源：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