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嬗变与建构: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出版从业者核心素养的演变与提升 - 2023编辑论坛 - 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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嬗变与建构: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出版从业者核心素养的演变与提升
杨凡 徐江欣(人民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2024-06-04 15:06:54  来源: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摘要:出版从业者的核心素养关系到出版产业的发展方向和未来。本文将“编、印、发”环节中的相关从业者都纳入研究对象,通过研究新中国出版事业发展对出版从业者核心素养要求的演变,折射新中国出版业发展的客观现状;并系统反思和回顾了出版从业者核心素养的嬗变过程,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出版业的深刻内涵和现实意义,明确出版从业者职业素养提升的努力方向和提升路径,为出版从业者核心素养的提升、职业规划的设计提供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出版史、核心素养、培养路径

  1949年以来,中国出版事业在曲折前进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和国务院为发展我国的出版事业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出版事业在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下取得了飞速发展。随着出版事业从制度建设到出版实践的不断深入、工作体系的不断完善,出版产业也逐步形成一套符合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现代化出版体系,形成了形态多样、产品多维的跨媒体、多业态、多渠道的现代化出版产业体系,也逐步完成了一批职业出版人的培养工作。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不在单纯的内容传递,更是产品形态、流程管理、生产工艺、技术应用等多业态、多部门、多产业的融合,需要出版从业者全面提升核心素养,适应高质量出版事业的需要。本文所讨论的出版从业者是指在出版业务链中,从事出版编辑、出版印制、出版发行的广大行业工作者。本文将研究维度放大,将出版工作中“编、印、发”环节的所有出版从业者都纳入研究的对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核心素养的培养从编辑延伸到出版印制从业者、出版发行从业者、营销从业者等。近年来,无论国家层面、还是企业层面,都越来越关注出版从业者的核心素养,也对从业者的核心素养开展了广泛而有系统的研究。但从研究的对象看,多数学者、业内专家将研究的对象放在了编辑环节,忽视了“编、印、发”中其他业务环节出版从业者的核心素养。这也与实际出版实践相符:多数出版社的管理者重编辑、轻出版印制、轻市场营销。这种现状与出版融合的背景极度不符,导致了从业者能力与行业发展不匹配:①产业发展现状与人才素养不匹配。行业发展需要更多的复合型人才,好的策划选题不再是单纯的编辑对内容的选择、加工,还需要多部门的协同和多技术的融合开发;②出版从业者工作积极性不高,学习创新能力不足。重编辑、轻生产、轻市场,必然会极大地挫伤除编辑外其他环节从业者的工作热情,导致相关从业者缺乏职业规划,缺乏足够的学习热情和创新能力;③人才素养不足导致产业融合、技术发展及应用受阻。由于核心素养缺失,导致很多的出版从业者缺乏广阔、前瞻的视野看待本职工作,更勿论以更高的维度进行跨部门跨行业的协同、技术应用和产业融合,严重地阻碍了出版融合发展的进度和效果;④编、印、发工作失衡,严重影响出版企业良性发展。编辑环节过重的话语权,必然导致印、发环节的弱势和失声,使印、发环节无法与编辑环节形成良性互动和协同互补,导致图书产品的印制质量、发行渠道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既损害企业形象,又危及企业生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内涵与发展方略。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出版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发挥着重要的经济效益,更肩负着讲好中国故事,服务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时代使命。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出版业作为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历程折射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现状。系统反思和回顾出版从业者核心素养发展的嬗变过程,对于我们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出版业的内涵有着现实意义,也为出版从业者提升核心素养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根本遵循。

  一、新中国出版事业发展及出版从业者核心素养的嬗变

  伴随着我国经济、科技等领域高速发展,新中国出版从业者职能的嬗变是与出版事业发展同步行进的,它与新中国经济发展密切相关。郭子毓在《新中国出版史的分期建构》中将中国出版业发展历程分为了奠基期、初探期、深入期、探索期、改制期、融合期等六个时期[1]。出版人的职业能力和素养要求的变迁,也同步于各阶段中国出版事业发展,不同时期对出版从业者核心素养有着不同范围、不同维度、不同深度的要求。

  1.新中国图书出版事业的奠基计划期

  建国初期——改革开放前夕,是新中国出版业的奠基计划期。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下,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出版事业体系,出版事业完成了从机构到体制,从基础设施到队伍建设的基本工作,并在国家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中也逐步发挥应有的作用。1950年,国家做出了《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2],明确我国出版事业在此阶段的一些基本工作和任务,重点在于(1)明确了出版总署由业务机构向管理机构的职能转变;(2)进一步明确公私营出版机构的合作关系;(3)首次提出了“编、印、发”职能分工的要求。并且明确了此时期出版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动员和组织著译力量,从事创作、编著和翻译,出版为国家和人民需要的图书,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播和积累科学文化技术知识和成果,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3]围绕这一基本任务,当时出版人的核心素养强于勘校,具备较强的文字、文化功底,并开始注重出版人的政治素养的培养和提升。

  我国出版事业在建国初期出版活动中,积极发展国营出版机构、印刷厂和新华书店城乡发行网,完成了对全国私营出版、印刷和发行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形式变“各自为政、不相统属”为“统一领导、统一管理”,基本消灭出版工作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实现了出版计划化从构想到实践的重大跨越和出版制度设计上分工专业化的重大变革,彻底改变了旧中国出版行业的体制和业态[4]。但在出版实践探索中沿袭了一些解放前的做法,侧重对文字的驾驭能力。同时,出版业以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出现,而不是以独立的产业经营活动出现;出版从业者也缺乏独立的工作体系,多以学者兼具社会活动家的身份出现。其后,随着汹汹而来的运动,使出版业刚刚建立的工作体系被摧毁殆尽,仅存的出版从业者则重政治活动、轻业务实践,“编、印、发”各环节工作全面倒退,更勿论职业者的核心素养。[5]

  2.新中国图书出版事业的初探阶段

  改革开放前夕到80年代前期,是新中国出版业的改革增长期的初探阶段。全社会对以图书为代表的文化精神食粮需求旺盛,中国出版事业开始蓬勃发展。在这个时期的图书出版,侧重于满足人们对知识的需求,侧重于知识的积累和文化传播。“文革”期间,出版系统处于停滞状态,大批出版从业者被迫离开出版系统,出版机构由87家减少到46家,减少近半。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出版事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整体而言,这一时期出版人的职业素养侧重意识形态及政治素养,出版从业者的整体素养也处于逐步恢复的过程中,尤其是一批知识分子恢复原有工作后,大大提升了出版从业者的文字编辑能力。但整体而言,出版从业者的核心素养仍侧重于文字编辑能力和政治鉴别能力。

  3.新中国图书出版事业的全面深入阶段

  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前期,是新中国出版业的改革增长期的全面深入阶段。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出版业逐步进入了市场竞争的时代。读者群逐步细化,由原来的饥渴式阅读向大众化阅读过渡,大众化通俗性的图书期刊、趣味性娱乐性的图书杂志等产品逐步充盈图书市场。随着出版业的繁荣和读者对图书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出版从业者的核心素养迅速提升,尤其是1983年武汉大学开设图书发行学,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以来,我国开始了出版学的学科建设和知识体系构建,构建了虽然有待完善,但相对独立的出版学知识体系[6]。同时,出版学的概念不断外延,从编辑出版的基本概念和理论研究,向出版市场、出版经营管理、出版技术等主题不断延伸,逐步构建了“编、印、发”业务相对独立、专业分工更为细化的出版业务。由此带来的出版人的职业素养变革发生了巨大的变化:①出版人的分工更为细化,编、印、发各个环节的岗位要求有了极大的差异,各个环节更加注重各自分工领域内的业务探索和能力提升;②从职业细分上看,编辑环节在侧重文字功底提升的同时,开始关注选题、市场、读者三者关系;印制环节则开始注重创新技术的应用;发行环节则开始注重编、印环节对发行的后期影响,注重销售环节产业互动及传播、推广的应用。但总体而言,由于市场井喷式的发展和行业发展水平的不对称,此时期的出版业整体面临着专业技能人员储备不足、专业技术储备不足等问题,为保证业务开展,出版企业对从业者的入职门槛和职业素养等要求都有一定的降低。

  4.新中国图书出版事业的探索阶段

  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期,是新中国出版业的转移改制时期的探索阶段。市场经济空前繁荣,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进一步增加。人们不仅读书,更开始藏书,一批高品质的经典图书成为市场的弄潮儿。产业发展配合一批出版学科特色专业和院校的蓬勃发展,加上高校扩招,使这个时期的出版业在强调出版人的政治素质、文字业务能力的同时,更强调出版从业者的市场敏感度、文化素养和外来文化的敏感性,要求广大出版从业者不断提升自身的市场意识、竞争意识、读者意识和版权意识。与此同时,出版从业者开始从职业工作者向研究型工作者开始转变。除了相应的研究、教学机构外,行业内也开始出现一批学者型出版从业者,基于对各自工作不同的理解,开始对出版活动的不同环节和流程开展了大量的具备一定原创性、自发性的基础理论和应用对策研究,虽然这种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独立性、体系化不足的问题,但却并不影响学者型出版从业者对出版行业的深入思考和探索。整体看,出版从业者在延续和构建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出版业务同时,出版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走出封闭的产业环境,有意识的开始了外向型的探索,通过融合西方出版产业经济的思路,逐步构建了中国时代特色出版业的雏形。可以说,这个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出版业的构建期,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出版事业从业者核心素养的萌发期。

  5.新中国图书出版事业的转企改制阶段

  21世纪第一个十年,是新中国出版业的转移改制时期的转企改制阶段。随着中国加入世贸和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使我国的出版形式和数量上有了质的飞跃,一方面,版权引进推动了出版走出去引进来的扩张之路,从2004年开始,版权引进的平均增长率达到15%以上;另一方面网络文学、电子书的出现推动了出版业开始了融合发展之路,逐步从“+互联网”、“互联网+”到产业深度融合,从技术融合到产业融合,从出版融合到融合出版。这一系列的改变,带动了出版从业者素养的综合提升:①出版从业者开始对出版理论与实际问题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推动了出版行业改革的深入发展;②出版从业者开始对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进行理论探讨和局部实践,为出版业融合发展进行了理论准备和技术准备;③出版从业者开始从深层次理解社会主义出版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努力争取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

  6.新中国图书出版事业的融合时期

  21世纪第二个十年至今,是新中国出版业的融合时期。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推动了出版业发展更加多元化、国际化,使出版行业的发展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产业变革、技术创新到技术融合、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立体化的发展,使出版行业跨出了传统的“纸与墨”的禁锢,随着出版行业的不断为外延,推动了出版行业从组织形式到业务内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客观上对出版从业者的个人素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①以往在纸质出版环境中构建的知识体系无法支撑数字化情境下出版发展的需要,数字出版、数字阅读、融合出版等研究议题应运而生,不断延伸和扩展出版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边界。②在政府部门及相关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下,出版的内在价值,即文化、意识形态、教育和科学价值不断得以彰显,相应的,主题出版、全民阅读、“一带一路”出版等知识内容不断增加,成为出版学知识体系中的重要部分。③数字化环境与出版学自身科学化发展诉求的融合也驱动了中国出版学与国际出版学的交流融通,西方出版学、传播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成果不断涌入国内,部分学者开始尝试以“中体西用”的方式整理、构建中国出版学知识体系。

  二、中国当代职业出版人的职业素养的问题及反思

  经过70多年的发展,新中国出版事业经历了一个逐步变革的历程,其基本特征是视野不断开阔,改革的参照系不断完备,认识不断深化,事业的发展在完成市场化转变的过程,改革的重点也由外部浅层向内部深层的过渡,而出版从业者的核心素养也伴随着这个过程更加健康、深刻、全面。整体看,中国当代出版人的职业素养有着长足的发展,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出版实践、技术创新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近年来,在意识形态领域,有些人提出“新中国出版事业发展失败”、“中国出版从业者整体沦陷”,这是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也是对千百万出版从业者几十年来辛勤劳动和创造的否定。毋庸讳言,中国出版事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有着不足。出版从业者的核心素养对出版业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只有发现问题,正视不足,才能推动出版从业者核心素养的提升,推动中国出版事业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

  1.出版从业者的政治素养有待进一步加强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外来文化的冲击,泛自由主义在民众中,尤其是年轻民众中大行其道。尤其是“自媒体”的高速发展,为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泛自由化”倾向打破了传统出版行业对话语权的主导,严重地挑战着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7]。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的历史虚无主义通过各种方式重新解读历史,蔑视、否定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否定中国的历史、贬低民族文化,无视历史发展的自身规律,以个别或局部现象解释全局,割裂历史发展阶段,依据主观需要截取历史中的个别错误概之为整体,其实质就是想通过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从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股社会思潮近年来伴随着自媒体的快速发展,传播更为快速[8]。作为宣传前沿阵地的出版业,面临的冲击首当其冲,广大出版从业者面临着来自社会、读者、知识、技术等多方面的矛盾,有政治导向问题的出版物也屡屡出现。回顾出版业发展对政治核心素养嬗变的过程,出版从业者政治素养要求的维度更为广泛、涉及的内容和领域也更加宽泛。行业内对政治素养仍然停留在对编辑环节固有政治素养的定位,客观上导致了部分出版从业者政治素养不够,政治敏感性不强,无法适应出版事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如何坚持党对出版事业的领导,如何旗帜鲜明讲政治,成为了新时期出版工作的根本遵循和重大课题,这不仅是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发展的根基所在,也是出版从业者核心素养的根本所在。

  2.出版从业者的职业信心和职业信念不足

  产业融合是广大出版从业者的共识,也是行业发展的新命题。但如何融合、如何发展,令广大出版从业者迷茫,尤其是传统纸媒的出版从业者,纸媒出路,何去何从,职业信心极度不足。姚贵平在2019年进行了一项关于出版从业者职业素养及职业信心的社会调查,该调查从出版从业者对行业的看法、对职业的价值取向和职业感受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调查[9]。调查结果显示:对行业前景来看,44.04%的被调查者认为出版行业有发展前景,43.71%的被调查者对纸质媒体的前景缺少信心;有88.08%的被调查者看好数字媒体的发展,但49.01%的被调查者认为数字媒体非常有发展前景但培育的过程还很长;从职业价值取向来看,在回答“出版从业者最看重的主要是什么”时,71.52%的被调查者看重“综合能力得到提升”;就职业感受来看,48.34%的被调查者“比较满意”,40.73%的被调查者“感觉一般”或“不满意”;就工作状态来看,有25%的被调查者表示工作干劲不足,职业内驱力不够[10]。

  3.出版从业者对核心素养的缺乏体系化的培养和建设,要进一步拓宽素养培养的维度

  根据姚贵平调查报告的显示,出版从业者普遍认为需要亟待加强的是:有创新意识(50.16%)、政治意识(30.82%)、市场意识(26.23%)、效益意识(21.97%)、产品意识(21.31%)、质量意识(20.98%)、工匠精神(16.72%)[11];而对于职业技能知识的调查中,出版从业者普遍认为需要亟待加强的职业技能是编辑出版知识(39.34%)、“互联网+”知识(39.02%)、学科(专业)知识(37.38%)、时政知识(32.79%)、人文社科知识(31.15%)、信息知识(24.26%)[12]。

  综上所述,一方面,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不断迭代的技术、形式多样的产品,广大出版从业者普遍认为自身缺乏创新意识、政治意识、市场意识、效益意识、产品意识、质量意识和工匠精神;另一方面,在出版从业者的职业知识结构中,广大出版从业者普遍认为缺乏编辑出版知识、学科(专业)知识、时政知识、“互联网+”知识、人文社科知识;再一方面,业务形态的转变,在出版实践中要求出版从业者走出原有相对封闭的圈层文化,不仅要注重出版专业知识的积累,还对社会能力、研究方法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出版从业者面对变化的社会矛盾和多元的出版形式和载体,出版从业者要求在职业意识、职能知识、职业能力等方面的核心素养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步伐。

  4. 出版从业者的创新能力不足,缺乏足够的内驱力

  相比于其他产业,出版行业的产业环境相对封闭、整体体量较小、经营资源集中度较高、产业趋同性较强,导致出版产业整体的创新能力不足。曾经一段时期内,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和出版形态多样化,使很多出版从业者对技术进步产生了抗拒的心理,害怕技术颠覆产业,拒绝拥抱新技术、新业态。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和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出版产业在创新力上有了一定的转变,在科研探索、管理方式、产品形态、生产模式、营销手段上有了一定的创新尝试。但是总体而言,出版产业的创新能力仍有很大的不足:①出版理论研究有余,出版产业转化不足。作为文化领域,出版领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出版工作研究者,与出版相关的涉及出版学、传播学、管理学等理论成果层出不穷。但受限于体制、行业现状、从业者素养等诸多因素,这些研究成果更多局限于理论层面,在出版实践的成果转化和应用却相对不足,尤其是涉及管理实践和技术引用方面,这个情况更为突出;②出版创新相对独立,缺乏产业协同。近年来,“编、印、发”在产业创新方面都有不同的尝试,编辑环节尝试多形态产品的开发、印制环节尝试印制工艺的创新、发行环节尝试直播带货等销售创新。但整体而言,这些创新仍然集中在较为一个或几个环节浅层次的应用,更多的创新都是跟风行为,缺乏部门、跨产业的整体联动,也缺乏相关产业协同,尚未构建贯通一体的协同创新体系——集产品形态、作者资源、生产研发、渠道资源、市场反馈、读者资源、市场需求、信息资源为一体的协同创新的平台和体制;缺乏如何把读者需求、作者意识通过及时的信息渠道汇总,推动或指导出版从业者开发对应的出版产品,并通过合理的渠道推送到市场的高效机制。③出版产业的创新研究缺乏中国出版企业特点同现代企业管理理念、现代出版技术的有机结合。出版产业具有自身的产业特性,其产业创新有着自身的特点。如何把国内出版实际同先进的管理理念、产品研发、技术创新、过程管理、品质管控、渠道建设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是中国出版从业者需要认真反思和亟待解决的课题。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出版事业出版从业者应具备的核心素养

  全媒体时代,出版业的形态转变也对出版人才提出了更多新的要求。在融媒体背景下,传统出版、数字出版、融合出版、全媒体出版等出版业态百花齐放,伴随着传播市场的专业细分,对应的出版人的职业技能及素养则更加多元和立体,岗位职责边界开始模糊,逐步打破了过去的专职、专岗的固有模式,开始由“专业型”人才向“复合型”“融合性”人才开始转变,使出版工作前向一体化和后向多元化开发成为在人才培养和行业发展的方向。这一变化对出版从业者的职业素养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职业素养方面,一方面要保持原有的政治自觉和文字处理能力,具备扎实的职业基本功;另一方面也需要具备多维的市场视野、感知能力、开拓能力和创兴能力,需要不断地拓展知识外延,具备立体化的知识架构和职业能力,为自身能力不断赋能,提升出版行业的运营、创新和深度开发的能力。具体而言,出版从业者的核心素养应聚焦以下几个方面:

  1.出版从业者要进一步提升自身的政治素养

  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对出版从业者的政治核心素养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不同于过于传统出版仅仅对编辑环节的政治素养有基本的要求,如何在信息爆炸和媒体自由化的冲击下,发挥出版事业阵地堡垒的作用,坚持党的政治主张和方针路线,在工作中始终保持同党中央高度一致,坚持更高的政治站位,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出版工作对政治素养的内涵有着更为深邃和广泛的要求:一方面,对于编辑环节的政治素养要求不断提升,由过去对政治常识性把握,向意识形态把控、政治背景把握、市场背景把握等综合方面过渡,在工作中把党的宣传工作同出版业务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阐释党的理论主张和方针政策,做实、做深党的宣传工作,是党和国家对新时代出版工作赋予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对于“编、印、发”中的印、发环节的出版从业者也提出极高的政治属性要求——特定产品的印制、发行等活动行为要充分考虑因行为偏差带来的舆情影响——如:教材产品中涉及国家形象、国家尊严、领土完整、民族团结的国旗、国徽、地图和民族服饰等元素,其印色准确、图形完整都有极强的政治要求;特定产品在特定时期发行时,也要充分考虑地域、时空、民族感情等领域下的区域特点——出版融合发展给出版产业链带来了颠覆性的改变,也给出版载体、宣传途径、工作流程、销售渠道等在内的全产业链带来了全新的挑战,业务与业务、技术与技术、技术与业务相互交,对新时代出版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出版事业的内涵,要求更广泛的出版从业者要有更强的政治意识、正确的事业观和价值观,在出版实践过程中,做到心中有党,时刻把党的要求放在首位,把政治导向和政治站位放在首位;始终关注人民群众的需求、努力宣传时代进步的成果、提升出版物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在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建设出版强国扮演好自身的角色。

  2.出版从业者要提升对出版工作的职业自信、职业认同

  新时代背景下,面对新媒体的冲击,出版从业者,尤其是传统出版从业者的职业自信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从而导致出版从业者缺乏对出版工作的职业认同。出版从业者要充分认识到出版工作的产业价值和文化价值,这不仅关乎新时代中国特色出版产业的发展,更关乎中国的文化传承。对出版职业的自信,就是“文化自信”的体现。“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3]。新时代背景下,出版从业者不仅肩负着文化传承的职责,更肩负着总结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贡献民族智慧的重要使命。出版从业者应该意识到:产业技术的迭代和出版载体的多样恰恰是出版产业欣欣向荣的表现,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对精神需求会进一步的扩大,出版行业也必将迎来新的发展。广大出版从业者要坚信不疑,高度认同自我的职业价值、坚定自己的职业理想、强化自身的职业水平、提升自身的职业技能。

  3.出版从业者要进一步提升自身的理论素养

  随着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发展,出版从业者的理论素养要求的范围和内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范围上讲,对出版从业者的理论素养要求,从编辑环节纵向延伸至出版业务链的所有工作环节;从内涵上讲,现代出版从业者不仅要具备较高的政治理论素养,还要具备较高的人文理论素养和出版传播理论素养。即使是对编辑环节的要求,也由过去精于某个领域的学者型出版从业者向学术杂家的方向转变。现代出版对出版从业者的文化修养不再是单纯对固有知识文化领域的文字加工者和文化宣传者,还是快速更新的知识、不断迭代的技术、甚至是未知领域的发掘、探索和应用的引领者。如何遵循出版传播的理论和规律,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切以人民群众为中心,运用深厚的知识储备和较高的知识水平,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4.出版从业者要不断内化职业知识,优化知识结构,构建体系化的职业知识架构,提升对新技术、新业态、新方法的综合应用能力

  在新时代背景下,出版从业者的核心素养已不仅仅局限于文字能力和文化知识储备,而是不断外延,专业知识向体系化发展。一方面要不断地丰富、拓宽已有的知识结构和知识储备;另一方面要不断接纳外部环境变化引发的知识更新、组织创新、技术迭代、运营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以编辑为例:其核心素养由过去的选题策划、文字加工,向更加多元、复合的方向发展,包括版权意识、美学鉴赏力、市场意识都逐步成为编辑核心素养,传统纸媒图文审美素养向多媒体图文动画的结合,甚至一些编辑、作者参与直播带货等销售、推广活动。如表1所示。

表 1:新时代编辑知识架构表[14]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知识结构要素

专业基础知识

编辑出版学、编辑出版史、出版业经营管理、出版法律法规、版权与版权贸易、编辑校对、选题策划、市场调查与分析、出版物营销与运营知识等

专业技术知识

装帧设计、现代出版技术、数字媒体技术、图文处理技术、视频制作与处理、数据挖掘与分析知识、新媒体应用技术等

文化基础知识

政治、哲学、历史、法律、外语、计算机知识等

出版相关知识

传播学、新闻学、广告学、文学、美学、管理学、营销学、公共关系学、心理学、统计学、社会学知识、项目管理等

  新时代融合出版使出版产业业态更加多维,也必然会形成“一个内容多种创意、一个创意多次开发、一次开发多种产品、一种产品多个形态、一次销售多条渠道、一次投入多项产出、一次产出多次增值”的出版新格局。这对现代出版从业者的对新技术、新业态的认知能力更为广泛。一切为保证出版物质量、有效扩大传播以便于获得更好的传承效果,出版从业者在出版元素、设备技术等条件的支持下,将对出版活动的理解和设想应用到出版实践的方法,都可以称之为出版技术[15]。这也使出版技术逐步从出版物本身走向泛出版的范畴,从过去的内容范畴下的技术,向出版物的载体、呈现形式、过程管理、生产技术、加工技术、渠道建设等技术的组合和综合应用。可以预见的是多学科、多领域、多维度、立体化的出版活动、出版研究,将会成为未来出版实践的发展方向。面对新时代出版业的发展要求,出版从业者必须着眼“四力”培养[16],培养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构建符合新时期中国特色出版业职业者的知识体系和能力架构,成为一专多能、一岗多责的复合型、全媒体型专业出版从业者。

  5.出版从业者要守正创新,提升出版全产业链的创新能力

  技术变革对出版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些革命性的技术应用甚至改变了出版业生态环境。面对互联网的普及、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和大数据应用场景的丰富,传统出版业原有的资源环境、市场环境、管理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7]。出版从业者应当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产业创新、技术创新,积极融入创新,努力成为产业创新、技术创新的深度参与者和主导者。一方面,出版从业者应当深刻认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业的内涵,坚持弘扬和引领科学知识、文化传承内容的目标,通过深入学习,把新技术融入传统出版业态,用新方法、新形式、新技术打造优质的融合出版产品。另一方面,出版从业者应当树立全产业链、全流程的创新和技术应用的理念,在“编、印、发”的出版业务全流程中,既要注重业务链的创新提升,也要注重业务链之外的信息平台、生产平台、营销平台等方面的技术创新和产业融合,让技术创新同产业发展紧密结合,使技术创新对出版业的流程再造、系统提升、产品形态、选题策划、资源整合、生产工艺、宣传营销、品牌打造起到更积极、正向的作用。

  6.出版从业者要注重培养跨部门、多主体的沟通能力和协作能力

  基于产业融合、技术迭代、协同合作的出版创新是新时代出版事业对出版工作中提出的更高的要求。现代出版业中,“编、印、发”工作不再是单一的承接关系,是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关系。与之配套的则是要求出版从业者对出版工作链的充分理解,要求广大出版从业者一切以读者为中心,开展跨部门、跨主题的沟通,提升整体的写作能力,使作者、读者、编辑、出版印制、营销发行的工作形成有机整体;同时,出版从业者也要注重“政产学研用”的协同发展,强调跨学科、跨部门、跨产业的开展管理学科、管理产业的课题研究和技术探索,通过产业内外成员交流与协作,在提升创新能力的同时,也同步提升自身的沟通、协作的意识和能力。

  7.出版职业者要保持终身学习的能力和动力,发挥“工匠精神”,对工作精益求精

  工匠精神是一种追求完美的职业素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出版从业者们积极践行的理念与行为准则。出版业的工匠精神不单指敬业,亦蕴含专注、精益求精等深刻内涵。出版从业者要以匠人之姿精雕细琢,满足读者多元化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他的讲话阐述了出版产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辩证统一关系,同时也诠释了打造精品出版物的标准。出版从业者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保持终身学习的能力和动力,发挥工匠精神,对产品精雕细琢、对工作追求完美,努力打造精品出版物。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文化工作者都秉持着执着、专注、严谨、认真的工匠精神,使中华文化历经千年而不断。当今社会,信息爆炸、技术迭代、日新月异,出版从业者不仅要继续坚持执着专注和严谨认真的工匠精神,还要保持终身学习的能力和动力,自觉融入学习各种学习共同体中,提升自身的思辨力,强化自身的市场意识、产品意识、服务意识,持续提升新技术的应用水平和实践能力,在出版实践中践行工匠精神,打造出更多“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优秀出版物。

  结语

  出版从业者核心素养的提升,是一个长期、系统的培养过程。一方面,企业从业者应当自觉自愿,既不盲从,也不迷信,脚踏实地,不懈努力;另一方面,企业也应该给出版从业者搭建可持续提升的员工培养和发展平台,并提供足够的组织支持和制度保障,推动员工对企业发展的使命感和认同感,把个人发展同企业发展有机结合在一起,保持出版从业者自身持续学习的能力和动力。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社给出版事业赋予了深刻的内涵,技术进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也重塑了出版产业的业态。提升组织锐度,构建组织间价值的通感能力,构建融合出版,推动出版业的高速发展,离不开从业者核心素养的提升。广大出版从业者要从出版前辈汲取营养和精神,牢记使命,勇于担当,开拓进取,不断创新,努力提升自身的综合素养,完成核心素养结构的演进、能力的提升、质量的提高,努力向懂业务、懂产业、懂技术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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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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