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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授谈大学出版(第4期) - 《大学出版》2004年度 - 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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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授谈大学出版(第4期)
本刊记者 曹巍(《大学出版》编辑部主任)
2006-07-03 14:34:53  来源:《大学出版》2004年第4期 
 

 编者按:《大学出版》2004年第二期刊登的“大学校长谈大学出版” 一文,引起了业内外的广泛关注,本期推出的“大学教授谈大学出版”是继上期话题再次进行的专题访谈。被访者均为国内不同学科领域的知名专家、教授,他们从著书人、读书人的角度阐释了各自对大学出版社的理解和期望,其中许多观点值得大学出版从业者借鉴、品味。本文刊出时以采访先后为序。
 刘亚:国际金融专业经济学博士,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兼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主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香港泛华科技集团合资企业-北京经华智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金融;金融市场;金融创新;金融风险管理;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企业财务风险管理;跨国银行。
 我认为,大学出版社是一种特殊的企业,在服务大学,传播先进文化和文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
 大学出版社首先应当是企业,是在市场经济中从事精神或文化产品生产和经营活动的经济实体,而不应当是事业单位,因此,其经营管理与运作应当遵循企业经营管理和市场运作的一般规律和模式;应当追求经济目标;应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求平衡和自我发展;应当根据对现实和潜在的市场需求来组织自己的出版活动。
 然而,与其他企业相比,大学出版社又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产品和生产目的的特殊性。大学出版社生产的产品不是普通的物质产品,而是精神或文化产品。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而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或文化需求。好的精神或文化产品的消费,可以拓宽和提升人的知识,带来精神上、心理上的愉悦,提高文明修养;而消费精神或文化产品中的垃圾,则会导致人的颓废和堕落。同时,掌握知识的性质、类型和程度的不同,还会进一步对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甚至整个人生都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进而对整个社会的秩序、文明程度、发展水平发挥重要作用。因此,称大学出版社的出版活动关系到民族和社会的未来并不为过。每个大学出版社都要意识到并承担起这份沉甸甸的历史责任,不仅要依法组织精神或文化产品的生产,更要以德来从事这种生产和经营活动。
 第二,背景的特殊性。大学出版社姓“大学”,与所依托的大学乃至整个大学系统有着其他出版社所不可比拟的特殊联系。这种特殊联系决定了大学出版社应当而且必须为大学实现其培养人才、创造新知、服务社会的功能服务,相应应当而且必须以培养人才所需的教材、创造新知所出现的学术论著等作为自己出版的主导产品,从而确立自己在出版市场上的差别定位。
 如果能够肯定大学出版社是企业,是特殊的企业,则政府对大学出版社的管理,所依托大学对自己出版社的评价考核,就要有别于对一般企业或事业单位的管理或评价考核,要认真探索一条中间道路。可供探讨的思路是:(1)既然是一种企业,大学出版社就应该在管理体制(主要是与所依托大学的关系)和运作机制(主要是生产经营活动)上成为真正的企业,是独立的企业法人,是有限责任公司;(2)由于上述的两种特殊性,大学出版社的经营目标就要给社会目标以较大的权重,而不仅仅是经济目标,而且这种目标的设定不应当是出版社行为,应当是政府的制度安排。因此,政府对大学出版社的纳税要求(税种和税率的确定)就应当充分考虑出版教材薄利和出版论著多数亏损的现实;所依托的大学对出版社的评价考核和贡献要求就应当将对自己培养人才、创造新知的贡献同经济贡献综合考虑在内。在此前提下,各政府相关部门需要统一协调,出台相互贯通、相互配套的制度和政策,大学也要有一个与之相连通的制度和政策,避免因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上的左右不协调、上下不一致而使大学出版社无所适从,进退维谷。同时,在发展战略上,政府对大学出版社应当进行分类指导,分类管理;有些出版社推动其成为“航母”,有些出版社则鼓励其成为“核潜艇”或“驱逐舰”。大学在谋求自己的出版社能给自己带来越来越多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应当把其纳入自己学科建设的一盘棋,使其成为支撑自己实现大学功能的重要力量。
 郭应禄 男 1930年5月4日出生于山西定襄。我国泌尿外科和男科学新一代学科带头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956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医学系,1963年于北京医学院泌尿外科专业研究生毕业。现任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名誉所长。北京大学泌尿外科医师培训学院院长,北京大学男科病防治中心主任,中华泌尿外科杂志总编辑,中华泌尿外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华男科学会名誉主任委员,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副会长。主编了《肾移植》、《腔内泌尿外科学》等25部专著。参与筹划组建了国内第一个泌尿外科研究所;创建了腔内泌尿外科和体外冲击波碎石学组;创建了中华医学会男科学会;组建了北京医科大学泌尿外科医师培训学院;先后启动泌尿外科“人才工程”和“将才工程”,为全国培训了大批知识面广、工作能力强、素质好、有创新精神的专业骨干。为泌尿外科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让我谈对大学出版的认识,我是个外行,因为出书的缘故,同几家出版社打过交道。但作为一个写书人、读书人,我也有责任关注当前的文化产业改革,我只能以学者的身份谈一点个人的感受。
 首先,我认为大学出版社与社会上的其他出版社相比有明显的优势,那就是它的专业性更强,编辑的业务水平比一般出版社普遍要高,与学者沟通起来更容易。就医学领域来讲,一些老牌医学出版社长期靠吃教材这一块,从业人员竞争意识、敬业精神、专业水平相对大学出版社比较薄弱。我新近出版的一部实用性很强、用于外科临床的学术专著《泌尿外科内镜诊断治疗学》就是在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出版的。这部书从策划开始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就面世了,且内容准确,印制精美,我很满意。我们医学类的图书有大量的图谱和数据,对质量要求相当严格,这本书如果在其他出版社出,往往需要好几年,一出版就变成“历史文献”了。
 其次,大学出版社应出版能代表学术领域最高水平的著作和读者真正需要的图书,应当坚持出版高品质、能传承后世的文化精品。从我的专业领域来看,目前国内有不少医学类图书是从国外医学著作中一段段翻译过来的文字,这种拼凑起来的图书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我认为,大学出版社一定要出读者真正需要的图书,绝不能凑数。但是,出版高水平的专著,发行量肯定有限,比如,我主编的《中华泌尿外科》杂志,还有《中华泌尿男科时讯》等学术类期刊,读者对象就很有限,不能将它与社会上的商业性杂志类比,更不能靠它去赚钱,但这类杂志我们必须出版。上面我提到的《泌尿外科内镜诊断治疗学》一书销量不错,3000册已告罄,即将加印3000册,问题是即使再印5000册,它也绝对成不了畅销书。前不久,有一套丛书邀我担任主编,条件是接受出版者提出的一些有损于图书质量的附加条件,遭到了我的拒绝。在出版过程中,掺杂过多的商业成分势必导致出版物品质的降低,出版界应保持一方净土,大学出版社更应该如此。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和所在大学在政策上给予大学出版社充分的支持,使他们能在相对宽松、协调的环境中完成其出版使命。
 第三,考虑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方向,也应与大学出版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不能一味地与国外大学出版社攀比。我们的大学出版社有自己的特色和具体情况,同国外的大学出版社不完全一样。例如牛津、哈佛大学等著名出版社,他们的读者超越了国界,他们的市场是面向全球,而我们的图书在全球的发行量和影响力要小得多,这一方面与语言、语种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与我国的科学水平发展程度有关。科学发展水平的高低,决定了科学类杂志和图书的水平,而不完全在于装帧、版式如何精美,读者看重的还是内容。比如,苏联人从不用英文写科技论文,杂志用俄文出版,他们的物理杂志出版不到一个月,美国人就会翻译过去,关键是它的内容新、水平高。所以,我们不能太急于同国外的大社名社相比,要认识到我们的市场主要在国内,要立足于国内发展壮大自己。
 王一川:四川人,1959年2月生。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文艺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泛媒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美学学会常务理事兼审美文化专业委员会主任。1982、1984、1988年在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先后取得文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曾赴牛津大学、多伦多大学、哈佛大学研修。近年主要研究文艺美学、中国现代文艺与文化现代性问题。著有《意义的瞬间生成》《审美体验论》《语言乌托邦》《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修辞论美学》《通向本文之路》《中国形象诗学》《张艺谋神话的终结》《汉语形象美学引论》《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汉语形象与现代性情结》《文学理论》《文学理论讲演录》及论文百余篇。近年主编高校教材《美学与美育》《大众文化导论》《美学教程》等。
 2001年11月到2002年2月间,我在哈佛大学访学的几个月里,每周都有一个习惯:去哈佛大学出版社读者服务部看看,那里每周都会有图书减价卖。一部原价20美元的学术名著,里外都好好的,却可能减到几美元、甚至1美元卖给你。难怪它总会吸引喜欢特价书的大学师生们,在他们心里留下温馨的一角,并时时吸引他们返回。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那里一次次淘得好书时的快乐。作为一个大学教师,我眼中的大学出版社就应当是这样让大学师生们深深地喜爱并留恋的地方。
 大学出版社好在哪里?我觉得它可以说是大学和出版界实现强势链接的一个合适载体,体现了这两种文化资源的超级整合与合理使用。远的如我先后访问过的牛津大学及其出版社、哈佛大学及其出版社,近的如我现在服务的北京师范大学和它的出版社。这些中外大学出版社无一不善于利用大学界与出版界之间的联合优势。我感觉这种联合优势可以从三方面去认识:
 第一,用大学。大学出版社就是要尽其所能地利用大学的学术与教学资源,让它们服务于出版,通过服务于读者进而服务于国家和社会。例如,它邀请名教授担任著者、主编,把他们的原创性学识及时地编撰进学术著作和教科书中,伴随书香而传播到校园内外的学子中。善于利用大学的思想库和智慧库资源,正是大学出版社所拥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
 第二,大学用。大学出版社诚然要利用大学的学术与教学资源,但另一方面,它又要懂得利用这种资源返回来服务并回报于大学本身。这种服务与回报常常有两种方式:一是它所出版的教材要用于大学,为师生的教学服务;二是它所获得的出版利润要用来补贴大学的发展。世上凡知名大学的出版社都深深地懂得这一点。这一点正体现了大学出版社长盛不衰的辩证法:利用大学(用大学)同时又为大学利用(大学用)。
 第三,学用大。由于上面两方面的原因,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前沿发展及学术的社会应用两方面都应当同时大有作为,即学用皆大。在社会应用如大中小学教材层面占领市场是非常必要的,但光这一点远远不够,而必须同时在学术前沿发展方面赢得市场,也就是占领大学图书市场。因为,一个大学出版社如果能赢得学术发展前沿或大学图书市场,就意味着它具有赢得大学发展前沿的雄厚实力。我希望大学出版社能同时在学术前沿探索和教材开拓两方面取得“双赢”。
 大学出版社的优势当然远远不止这几条。最后,我有个小小的希望:我国大学出版社能否注意有意识地经常服务于本大学的师生员工、真正做到为自己大学师生所用?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减价售书之举,其意义远不只在为读书人节省点儿购书钱,而更是在以这种人性化的温馨方式时时提示:好好用吧,大学出版社正是你自己的啊!
 金元浦:浙江浦江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中国中外文学理论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人文奥运基地首席专家。北京市科技美学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卷主编。辑刊《文化研究》主编。 出版《跨越世纪的文化变革——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研究报告》大型报告、《阐释中国的焦虑——转型时代的文化解读》等10余部专著。主编《六洲歌头当代文化批评丛书》等6套丛书;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150余篇。
 过去的几十年,大学出版社做出了很大贡献,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它在知识创新、科技进步、改变出版社面貌等方面一直走在前列。近年来,大学出版社发展速度极快,可以说是超常规的特殊发展期,它对中国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回顾大学出版社50多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些重要特点,这是值得我们自豪和总结的。
 1在推动学术发展方面,大学出版社具有前沿性、先锋性、高质量、高品位的特点,成为我国重要的学术资源库、思想库、人才库。2在培养人才方面,大学出版社做出了重大贡献。一大批知名教授和高校里的大量人才都与出版社的培养息息相关,他们通过出版大量的学术专著提升了其学术知名度,这些大多是通过大学出版社来完成的,有的甚至成为一代大师,我的第一本书就是在东北师大出版社出版的。3由于大学出版社对当代社会变革有极高的敏感性,总是走在社会改革的最前列。社会萌芽之中的问题和新的热点问题往往是大学出版社最先发现的,由于他们不断发现各种社会问题,对当代的国家政策、法令研究提供了咨询和参考意见,为国家制定政策提供了相关的学术支持。大学出版社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对快速发展的大学教育的贡献,同时,特定时期快速发展的大学教育也造成了大学出版业的快速发展,如果没有这种特定的需求和机遇,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所以,大学出版社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支持了中国教育的高速、健康、高质量的发展,这是值得每一个大学出版社引以为自豪的事情。
 我们也应看到,原有体制基础上建立的大学出版社在发展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各种新问题,如意识形态领域、所有制方面、部门壁垒、行业壁垒、地域壁垒等众多复杂问题。但从总的方向讲,改革是大势所趋。实际上,所有制在出版领域内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外资金的进入、民营资本的渗透都昭示着国家在所有制方面的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版业正在按照总体改革开放的思路运行。我们在参考世界各国大学出版社的成功经验时,也应对大学出版社所发生的功能作用和经济方面所能达到的目标有一个恰当的认识。支持大学教育,培养人才是大学出版社一个总的功能,它对国家的基础教育、人文教育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总有一部分东西不能完全进入市场体系中,这是由它的高端型、前沿性、先锋性、理论方面的基础性决定的,因此,大学出版社也不能完全等同于商业性的出版社。可以说,对于人文科学等很难进入市场化领域的出版内容,大学出版社需要做出贡献,甚至做出部分牺牲。政府应针对实际情况采取一套新的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文化保护方式,包括赞助、法律上的减免、基金会、大众支持等形式。
 最后,应当认真考虑大学出版社和大学的关系。把大学出版社当成摇钱树或校办企业,这两种态度都不可取。要认识到大学出版社对于建设世界一流、国内一流大学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认识到它是整个学科建设、学校远景规划、提升学校学术声望的有机组成部分,出版社的发展应当成为学校整体发展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出版是对一个国家、民族和社会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一部分,肩负着提高国民文化素质的重任。而目前,我们的整体出版业与我国国民素质的提高、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中国的大学出版社赶上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大好时机,机遇非常难得。在中国,许多高新技术都是从大学开始的,这些高新技术完全可以与大学出版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在高科技的基础上,推进中国科技、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这是大学出版社的一个重要使命。
 肖东发: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现代出版研究所所长 。1974年10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留校任教30年。1983年7月获文学硕士学位。1994年被评为“北京大学优秀中青年学术骨干”,1995年被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收入《国际名人辞典》。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主要著作有《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年鉴学概论》等十余部;承担多项国家重点课题。社会兼职有中国编辑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版协年鉴研究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新闻出版总署出版专业高等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中国图书馆年鉴》主编。五次获北京大学优秀教学奖,十余次获全国、省部、学会及校级优秀科研成果奖。
要办好大学出版,我认为:选好大学出版社的主要经营者是个关键。首先要考虑的是这个重要的当家人是否熟悉出版、热爱出版,能否做好出版社的经营工作,而且要相对稳定,不要更换的过于频繁,否则,学校要付出很大的成本代价。
 成功企业的经验证明:一个现代经营者,应该用40%的时间思考战略问题;40%的时间与各方面打交道;20%的时间处理具体问题。我认为,优秀社长的选拔一个途径是从大学出版社资深编辑队伍中培养,另一条途径就是从社会出版行业的能人中招聘。在京某大学出版社面向社会招聘社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现任社长此前曾在几家出版社供职,对出版规律较为熟悉,所以到任后就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收到了显著成效。2002年底该社的核算显示:当年新书、重印书品种,较上一年增长50%;销售收入较上一年增长55% ;利润较上一年增长135%;职工的年平均收入较2001年增长85%;2003年利润及职工年平均收入也在稳步提高,不但扭亏为盈,所创利润是该社成立十多年来总和的两倍,人均产值27万元。
 他们的经验是多方面的,我还想强调的是:出版社是否成功,不在规模大小,小社也有大作为。
 对大学出版社来说,要不要组建集团?如何转轨改制?制定一个什么样的时间表?一定要根据自身的规模、特点等实际情况,在认真分析研究自身条件、市场环境等情况的基础上,制定经营目标和发展战略。加强集约化组建几个大的集团是对的,但是不一定非要“集团化”。航空母舰不必太多,还要有巡洋舰、驱逐舰、潜水艇,甚至鱼雷快艇。要有几个大的大集团,但是数量更多的是一些有特色的中、小出版社。市场竞争理应是多元化的、全方位的。竞争不仅是出版集团之间的竞争,还应该是大、中、小出版社之间的竞争。中、小规模的大学出版社可以发挥自己的专业特色优势,在某个特定方面与大出版社和出版集团展开竞争,从而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形成共同发展的新格局。通过组建联合体或策略联盟的方式是一个思路,独立法人走自身扩大的发展之路更具有普遍性。出版社的发展目标定位是区域级,还是国家级也要根据自身实际。综合性大学出版社可以从事多学科的出版,也要有重点;专业院校出版社不能大而全,就想办法小而专。发挥本校强项学科的优势,从事单学科、少学科的出版,关键是要形成特色,在核心竞争力上下功夫。
 选好大学出版社的社长,加强出版人才的培养,是改革中的中国出版业的当务之急、关键所在。因为出版业是个关系到文化构建和积淀的极为重要的行业,讲究的是人脉资源、强调的是借脑、集智、再创造;编辑工作的性质是鉴别、选择、优化、加工、传播; 从事的是快捷、优秀、个性化的文化产品的供应。只有培养出一批既懂产品运营,又懂文化科研,既有专业水平,又有交叉知识和实践本领的出版人才,特别是选出一批具有文化战略眼光、又有运筹帷幄能力、可以引领出版潮流的领军人物。中国出版业才有可能在面对众多外来挑战者的时候沉着应对,赢得胜利。

[作者系《大学出版》编辑部主任]
来源:《大学出版》2004年第4期

本版责编:金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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