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社改制：历史的拐点 - 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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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社改制：历史的拐点

朱杰人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

2006-11-30 15:46:50 来源：《出版图书商报》2006-11-28

　在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热潮中，大学出版社始终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大学社的改革总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为什么？因为认识上还不完全一致。
　２００３年开始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但是大学社如何改，从中央到地方都还没有定见，所以改革的试点并不涉及大学社。同时，大学社又表现出强烈的抵制情绪，甚至一些著名大学的校长也出来讲话，不赞成大学出版社的企业化改革。同年３月，中央又召开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会议，李长春、陈至立、刘云山等中央领导同志均发表讲话重申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心。会议第一次明确大学出版社为改革对象。紧接着，教育部与新闻出版总署联合组成了调研组深入各高校调研，确定了第一批试点的出版社。

　大学社改制势不可阻
　即便反对改革的声音依然强烈，一些著名的大社、名社（主要是北京地区），如北大社、清华社、外研社、人大社、北师大社、北医大社都表现出极大的改革热情。之所以会发生这样大的变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大家看到了改革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趋势。既然都要改，那不如早改，早改还可以享受到试点单位的一系列优惠政策。
　到底应该如何来看待大学出版社的改制呢？我认为，出版社的改制是出版社本质属性的回归，是理顺出版社的经济关系、权属关系、人力资源关系的契机，是进入市场、驾驭市场、适应市场的必需和前提条件。从大学出版社发展的历史来看，在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集团化趋势越来越强的形势下，大学社要继续保持高速的增长，改制是唯一的出路。
　大学出版社的平均年龄２０岁还不到，但是他们的发展速度却是惊人的。由《中国高校出版社发展报告２００１～２００４》的统计数据分析可得到以下结论：大学出版社的数量占全国５７３家出版社的１７％；销售码洋占全国出版物销售码洋的２２％。大学出版社增长速度强劲，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三年平均增长率达到２０％。大学出版社出现了一批非常优秀的大社、强社，在全国出版社前二十的排名中占据六席。
　数据显示，市场化程度高的出版社发展特别快，企业化运作越成功的出版社发展越迅速，相反则慢，甚至困难。

　“命好”和“争气”促成大学社“疯长”
　人们在热议中国大学出版社快速发展的时候，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使中国的大学出版社能够以高于其他类出版社的速度发展？这是一种规律还是一种偶然？这里有什么秘密吗？
　资源优势、人才优势、区位优势是普遍的观点。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地分析一下，再深入地思考一番，就可以发现，以上所谓的三个优势并不是大学社所独占的，它其实是一种公共资源。要说大学社就是凭借这三点就可以取得超出一般出版社的发展业绩，说服力是不足的。人们还是要追问大学社究竟有没有发展的“秘籍”。我的回答是，如果硬要说“秘籍”，那确实是有的。只不过人们或者不愿意承认，或者不以为然。
　第一，大学社较早地直接面对市场、进入市场，并主动适应市场的需求进行了改革和运作。中国的出版有一个人所共知的现象，即对教育的依赖。中国５７０多家出版社，发展得特别好的要属各地的教育类出版社。由于中国的大学出版社出生比较晚，所以当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时就痛苦地发现：教育出版的“系统市场”早已经被瓜分一空，他们连残羹冷饭都吃不上。大学出版人领悟到“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生存的压力迫使他们在系统之外寻找生机，于是他们便不得不走向市场。回想一下中国出版市场继挂历热之后掀起的教辅热，主要是大学社掀起的。大学社取得了长足的市场经验以后，又以市场的敏感和经验楔入系统，成功地拓展了系统的平台和领域，成为长袖善舞的经营者和竞争者。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大学社是被市场逼出来的，也是被市场培养出来的。
　第二，免税政策是大学出版社“疯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国家为了支持教育产业的发展，二十几年来一直对校办产业实行免除所得税政策。此外，根据国家有关支持文教科技事业的相关政策，国家对教材、科技类图书实行营业税先征后退的优惠，大学出版社的图书结构中这一类图书占据较大的份额，他们自然成为这一政策的最大受惠者。
　综合以上两点，我认为中国的大学出版，第一命好，所谓生逢其时；第二争气，能够积极进取。换个角度来说，大学出版社既是两种体制的混合物，也是两种体制的得益者。他们既拿到了事业的好处，也拿到了企业的好处。

　化“转制危机”为“发展生机”
　但大学出版社没有一直这样好命，危机已经来临。２００３年，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和进入ＷＴＯ所做的承诺，国家取消了对校办产业的免税政策，大学出版社必须交纳３３％的企业所得税。
　这一变革对大学出版社来说几乎是致命的，因为中国的大学社，除了极个别特别富的学校外，都承担着向学校上缴利润以补贴学校办学经费严重短缺的责任。据我所知，出版社向学校上缴利润少则２０％～３０％，多则５０％，如华东师大社、上海外国语大学社等。这就是中国大学出版社面临的一个无法解开的结——他们要双重纳税。
　在如此的经济压力之下，大学出版之路究竟如何走？如何把发展经济规模与提升学术品位完美地结合起来？是走纯商业出版之路，还是继续走学术出版之路？大学出版在资金拮据的态势下如何实现体制、机制及产品与技术的转型？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大学社出版人无法回避却又不知从何解脱的困惑。此外，中国出版的集团化大趋势，也使中国的大学出版感受到了隐隐的压力。大学出版社由于其与生俱来的“生理缺陷”，决定了它不可能与其他的大学社重组而实行集团经营。除了几家已经发展得足够强大的大学社外，绝大多数大学社实力还远不足以与那些大的集团抗衡。当下，中国的出版集团大多还处于整合期，集团优势还看不出来，但是一旦度过了整合期，那么很多大学社就将面临严重的压力。面对集团化，大学社如何应对？这又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困惑。
　从历史与现状来看，中国的大学出版社其实一直是在按企业规律运作，很多大学社的工商登记就是企业法人。那些发展得好的出版社正是因为企业化管理做得好的结果。从这个事实出发，我认为，有的上级领导对大学出版发展的认识实际上已经落后于大学社发展的实际。如果在２００３年之前，大学社还沾到了事业单位的好处的话，那么免税优惠取消以后，大学社事实上已经得不到任何事业单位的好处了。此外，国家综合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快，对事业单位的改革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如果将来国家在管理公益性单位时严格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对非营利性组织的管理办法，那些所谓的公益性出版社就会受到税收、出书范围、经营范围、薪酬分配等的种种限制，不可能有大的发展。
　所以，我是改革派，我自始至终鼓吹改革、推动改革。当然，改革是有风险。如何控制改革的成本、如何协调好各利益集团的关系、如何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学校是否能够开明地按照经济规律、出版规律办事都是风险。
　中国的大学出版社风风雨雨走过二十几载，现在真是到了一个历史的拐点。我希望改制能给大学出版社带来新的动力和活力，让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解放。那么，假以时日，中国的牛津和剑桥就一定会出现。

来源：《出版图书商报》2006-11-28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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