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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出版人的风险控制－－访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社长方红星

记者：何文静

2006-12-04 11:32:35 来源：《出版人》2006年11月第21期

　从最初参加工作，到肩起社长重任，时隔仅五年；2001年走马上任的时候，不过29岁；任社长五年，出版社利润稳步递增……
　当记者在办公室里叨念这样一份履历的时候，立刻有同事探过头来，惊讶地问：“这是谁?”
　事实上，这只是方红星履历的一部分。今年34岁的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社长方红星已经当了两年的会计学教授，累计公开出版学术专著译著八部，发表论文60余篇，许多篇目都能引起业界反响。10月中旬，方红星受邀来京参与制定我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经过多次联系，记者终于见到了他。
　方红星瘦且高，精明但不倨傲。他用平淡的语气平铺直叙地分析他是如何取得那些令人艳羡的成绩的，没有大起大落，甚至连强硬一些的阻力都没有，在他的分析下，这些成绩似乎只是因果相接、水到渠成的结果而已。方红星做事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他往往意识超前，但做法务实，“风险控制”这个会计学中的专业概念经常被入进方红星的工作决策，乃至生活决定之中。

　《出版人》：您29岁就出任了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社长，为什么您能得到这么快速的提升，您有什么秘诀吗?
　方红星：那是特定的背景和条件造成的。
　2001年，就在我上任前夕，东北财经大学下放为地方所属院校，我们社也和财政部彻底脱钩，财政部下文终止了和我们的所有合作项目，包括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等几个全国参加人数最多的考试教材。之前我们社绝大部分项目和利润源都来自财政部，而且经营模式也都是根据这些项目的需求设定的，所以当时社里的员工，还有相当一部分了解情况的业界同行都认为这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那个时候，我们社自筹资金盖的办公楼马上就要封顶，3000多万的工程款还没支付。
　就在这个时候，前任社长因工作需要被调离，可是社外没人敢接手，社内也没有年龄合适的“接班人”。当时的大学社内部普遍存在人员断层的问题，那时候我刚由社长助理转任副社长半年多，社领导班子里的另外两名成员都接近退休年龄了，所以我就有了这样一个机会。

　《出版人》：您曾经说过，您是学会计的，讲求“风险控制”。但是，这次提升对您来说难道不是一次冒险吗?
　方红星：其实也没有。我在接手之前，心里还是有一些准备的。
　我们虽然和财政部脱钩了，但是很多无形的资源我们都可以继承下来。比如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这个品牌，再比如一些很优秀的作者资源。
　前任社长比较早就在我们社推行了“三项制度改革”，所以员工对“按劳取酬”等等竞争性的措施也已经比较接受了，我们社在2001年以后的改革里在人员方面也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
　而且，我从1996年入社开始做国际合作方面的工作。那时候，我们社里只有我一个人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两三年以后，这个部门就增加到了十几个人。在引进国外版权的过程中，我接触到了比较先进的出版理念和管理方式。2001年，国内出版业的营销和管理模式还没有现在这么开放和成熟，当时只要掌握了有效的管理方式，发展起来不会很困难。
　那时候，我们社的国际合作部门完全是独立核算的，这也让我积累了不少管理经验。
　2001年和国家财政部脱钩以后，我们开始自主开发选题、自主拓展市场。没想到，第一年的教材采用量就比脱钩前还大。
　可能是因为我上任之后的调整工作没有出现“阵痛”和波动吧，我2001年4月开始以副社长的职位主持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的工作，当年7月就被学校正式聘任为社长。

　《出版人》：您刚刚研究生毕业参加工作时，就自己独当一面做国际合作，困难吗?
　方红星：我的习惯是，把工作分成ABC三等，最有把握的最先做，做国际合作项目也是这样。开始的时候，也有不少社里的老编辑不理解我们的做法，觉得肯定会失败。但是，我们成功了，不仅老同志服气了，参与项目的年轻人也信心大增。
　在1998年的图书订货会上，我们社一举推出一百多部引进版的国际财经管理类标准教材，在出版界和教育界引起轰动。2001年我们社又入选了首批“全国图书版权贸易先进单位”。
　一直到现在，我们社的版权贸易工作都是谨慎进行的，要求“以我为主、整合资源”，保证外版项目本身的合理结构以及它与本版项目之间的契合程度。所以我们社在这方面的发展一直很稳定，每年大约有30％的新书是引进版权的。而且，从2001年开始，我们还开始输出版权，到现在已向境外输出了几十种经管类教材。

　《出版人》：现在，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的年发行码洋已经过亿，这在专业出版社中已属不易，下一步您会不会拓展出书领域?
　方红星：我们暂时还没有这个打算，拓展领域的成本太高，风险太大。编辑上，我们没有其他学科人才的储备；发行上，虽然我们可以把货铺到相应的渠道，但是退货率、账期等等都很难控制。如果我们拓展产品线，甚至可能会影响社内员工的经济利益。
　我们现在的战略定位是“财经专业教育出版”，发展方针是“专业性、开放式、国际化”。我没有建国际知名大学出版社的宏愿，只是希望把专业出版做深做透。像我们这样的专业社，与其做大，不如先真正做强。

　《出版人》：但是，理论上似乎单一的产品结构在市场竞争中也存在一定风险。您不担心从20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金融热”降温，造成出版社利润下滑吗?
　方红星：现在国内的财经领域还在快速发展之中，新专业还在涌现，比如人力资源、电子商务等等。这也给我们带来了更广阔的市场。同时，我们社的财经图书，主要是高校教材，这个市场也是稳中有增的。
　一直以来，我们社也在拓展市场，不过是在财经领域内的拓展。我们现在的产品虽然是以高校教材为主，但是高端的学术专著和低端的财经类实务图书我们也都在开发。我们出版学术专著，只要稿件质量高，不收作者一分钱；反过来，作品质量不过关，无论如何也不会出。
　就是在财经教材领域，我们也通过市场细分实现了多元化，分散了风险。高校教材也分成很多层次，除了研究生教材、本科教材、高职高专教材的分类之外，我们还继续按照学校的层次再细分。例如，虽然都是本科生教材，但一类院校与二类院校的生源不同、教学方式可能也不同，那么对教材的需求也会有差异。
　而且，即便是已经为大多数院校师生接受的“老教材”，我们也会三年修订一次。这一方面是因为实际的财经工作和财经研究在飞速发展，教材内容必须与之相适应，另外也是对作者的一种回馈，更重要的是，这让盗版来不及跟进。
　这几年，我们在高等教材方面的新书，每年都有100种以上。
　为了增强出版社的品牌效益，稳固市场地位，我们积极参加各种教材评选活动。2001年以来我们社获得中国图书奖2种次，十余种图书获得“全国畅销书奖”，获辽宁省“五个一”工程奖2种次，获辽宁省优秀图书奖40余种次、获全国书刊发行业协会颁发的全国畅销书奖8种次、获全国大学版协颁发优秀畅销书奖8种次。
　这些奖项一方面为我们争夺市场加码，另外一方面，也吸引了不少作者。
　今年，“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公布，我们社上榜80多种，这在财经领域应该算是比较多的。

　《出版人》：您可以事先通过周密的调查分析判断拓展产品线的风险成本，从而避开高风险区域。但是，就当前书业来说，渠道风险是出版社必须每天面对的。遇到躲避不开的风险，您怎么处理?
　方红星：现在，我们社高等教材的回款还是不错的。我们在全国有40多家签约经销商，都是优质渠道。我们会根据对他们的销售、回款和服务等情况的评估确定账期和信用额度，出现问题及时断货，争取损失最小。
　除了渠道营销，我们社还专门成立了教学支持中心，做“终端营销”。在走访高校的时候，我们除了推广新书、回款，还会收集反馈意见、发现新选题、充实信息库。我们的信息库里，保存、整理了全国财经院系的课程设置、人员安排等等。有时候，我们对终端用户的了解甚至比当地的经销商还要准确细致，但是我们坚持服务本地化，推广获得的订单也都让给当地的经销商来实现，经销商通过我们和新学校、新老师建立了联系。这样，也就使我们对终端市场的了解和控制是直接的。这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渠道风险。

来源：《出版人》2006年11月第21期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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