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出版与现代学术品格的形成（第1期） - 《大学出版》2007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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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出版与现代学术品格的形成（第1期）

何明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04-23 09:44:23 来源：《大学出版》2007年第1期（总第53期）

　文化出版是一个国家、一个历史时代最重要的中介载体，历史与当下的一切都反映在出版物当中。每个国家、每个时代由于政治、经济、技术的发展水平等各种原因形成自己的出版特质，具体表现为出版的文化制度、职业伦理和道德素质等诸多外在特征，从一个历史时代刚性的出版法规到出版物的装帧、封面设计等产品形态，再到出版群体的精神追求，都是时代出版特质的外在表现。正如一个茶杯与水之间的关系一样，是用瓷杯装酒还是用玻璃杯装水，意义与价值有着天壤之别。
　伴随着中国经济活力的增强，技术发展水平日益与世界同步，我国出版业迎来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好、最繁荣的发展历史时期。中国三千多年的图书出版业，在近一个世纪的过程中，从二十世纪初期的混乱、彷徨、无所适从逐步走上今天以经济商业价值、技术发展双轮驱动的现代化出版之路。最为明显的特征是图书出版，无论是品种、规模还是出版专业机构、职业群体，都达到了相当的市场化程度，基本具备了一个文化产业的完整特质。
　在我国图书出版总量中，最为明显的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教材育和学术出版，基本形成了生产、销售和使用三方互为因果的教育、学术出版生态链条，从产品的形态到出版规则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运行特点。截至到2005年，承担高校教材出版的出版社虽然只有100家，但其高校教材出版2000年到2004年，册数与码洋的年增长率都是每年大幅提高，2004年达到5.43亿册，销售总码洋为84.74亿。（数据来源：郝振省主编的《中国出版蓝皮书———中国出版业发展报告（2004-2005）》，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年版）
　2005年的销售册数、码洋增长更是大幅上升，据统计，教材销售册数和码洋分别达到6亿册接近96亿码洋，2006年据估计为6.5亿册、100亿码洋左右。
　这是一个具有重大价值的数字。按照2004年国家公布的统计数字，高校教材出版占我国图书出版总体份额486.06亿的17%，超过1/4比例。按照通用版税8%计算，大约有84.74亿元ⅹ8%=6.78亿版税可补贴教材作者或者教材编写单位，2005、2006年的数据肯定会高于这个数字。而我国教材作者群体目前基本是以高校教师为主，按照教育部统计公布的数字，我国高校专任教师的正高有96552人，副高有278200人，中级有311958人，三项合计为686710人，正是高校教材版税的直接受益者，相当于每位教师从教材出版中得到大约1000元补贴，从宏观上来讲，在我国高校教师平均收入已经占有一定比例。
　教育出版的繁荣，从另一个角度，有利于教师这个重要知识群体的稳定和形成，并有余力去从事知识的再生产、再创造。最为主要的意义在于，这个群体的受益不是来自于知识之外的政府补贴或者其他资本的赞助，而是来自于知识群体知识本身的再生产过程，通过知识的生产获得收益，实现了学以自养的根本目标，这是职业知识群体的形成、稳定和我国文化出版产业发展最为稳定的基石。
　以中国传统出版文化的历史来看，商业文化出版一直没有获得名正言顺的地位，因为传统文化中浓厚的抑商思想，使坊刻湮灭在官刻、私人刻书的背后，因为坊刻本身对文化出版产品质量的粗制滥造而受到出版历史的轻视，甚至坊刻就意味着文化价值的贬低。而其实际上，作为重要的一个出版业态，坊刻能够与官刻、家刻并行不悖，在中国图书历史上存在三千多年，本身就有它生存的原因和发展的理由，对于一直受到忽视的中国坊刻历史的研究，确实有许多值得深入研究和挖掘的必要。以现代的标准来衡量，降低生产成本而去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导致的产品粗制滥造，是所有商业资本初期最普遍的特点，并非坊刻所独有。坊刻的利润来源于社会广泛的精神需求，孕育着独立的文化市场形成，从而催生文化商业化的发展步伐。
　中国传统图书历史发展到清末时期，大量的私人刻书与坊刻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甚至逐步合流，许多官僚儒士阶层的私人学术刻书的资本来源直接来自图书销售利润供给。如清代图书历史上，最著名的有扫叶山房、书业堂、五柳居、士礼居等。他们大都是销售与出版一体，学者兼商人，有的就是以学术研究为主，刻书卖书为辅助。如滂喜园黄家书籍圃，就是著名学者黄丕烈（1764－1849）于道光五年（1825）在玄妙观西街所创办。黄丕烈为乾隆五十年举人，擢直隶知县不就，归家后终日杜门著述、校书，不惜重金购书、收藏。士礼居、百宋一廛均为其藏书斋号。开设书籍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收、售旧古书籍，同时利用其丰富的藏书刻书出售。销售业务有其长孙黄习业主持。《书林清话》中有“士礼居专收毛钱二家之零余…时收时卖…其时书肆中人，无不以士礼居为归宿”，毛钱二家指的是毛晋、钱谦益，他们大量的藏书被后人陆续卖掉。经黄丕烈校勘的宋版书籍22种，定名为《士礼居丛书》，校勘精当，为学者所重，并在他开设的书圃中有《士礼居刊行书目》，其书价、册书均注明某书之下，并记付梓之岁，录之以备后有观览者。士礼居是典型的学术与商业并行或者以商养学的一种方式，在某些方面与现代学术出版机构十分类似。
　最为著名的是戏曲家李渔于康熙十八年（1679）创办的芥子园，经营业务由其女婿沈心友主持，刻有《三国志》、《水浒》等书，以精刻饾版五色套印《芥子园画传》最为著名。初印本不失原稿神韵，色调绚丽夺目，二百多年来成为初习国画传统计法的指导教材。大批学者兼营刻书、销售，或者著述、校勘、选辑版本之后刊行交由书坊代销，是清代图书经营市场的一大特点，它不仅提升了书业的整体水平，使图书内容更具有学术价值，代表了一个时代文化最有价值的精品，而且在图书出版文化的塑造方面，初步走向了学以自养、以商养学，商业出版支撑学术出版的尝试和探索。①
　在改革开放后，我国100多家大学出版社的存在，对稳定和形成以大学教师队伍为核心的职业知识群体，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据笔者的初步调查，100多家大学出版社，在出版物作者队伍的来源上，本校教师与外来作者之比大约为7：3，即以所属大学为主的作者队伍构成，兼顾其他大学或社会专业机构作者，大体上形成了以我国高校教师正、副教授和中级讲师，约686710人为核心，再辅之少量专业科研机构的作者群体；在出版物的构成上，学术与教材出版相互支撑，教材与学术之比为6：4，个别为7：3，教材利润补贴学术出版，形成良性互补。而愈是社会化程度高的大学出版社，反哺主办大学的比例愈高，有些大学甚至以大学出版社为一个重要的办学经费来源。这是一种重要出版文化实践，体现的是大学出版商业化之后文化利润最为合理的走向，同时也是大学职业出版人对知识出版的自觉追求。它与改革开放之初第一批暴发户取得第一桶金之后，所产生的夸耀性消费、沉迷于赌博、嫖娼等精神萎靡有着天壤之别。
　最为重要的是，大学教师队伍通过大学出版社这个知识商业化的中介环节，获得了初步受益，并开始走上职业知识化群体的道路，优厚的经济基础能够做到学以自养的同时，为实现更为远大的学术理想创造了经济基础，还会促使这个群体获得健全的学术品格和知识伦理的形成、塑造。
　什么是现代学术品格？学术界有诸多流派和观点，本文亦无意展开探讨，但一个确定的结论是：理性和创新是一个时代、地区、国家学术、思想发展的标志。一个富有理性的时代学术品格意味着是具有独立的文化体系，意味着知识本身自我传承的内在衍生机制的强大；创新意味着具有个性化的目标追求和相对自由的思想空间，不是一种附属和派生。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民营出版机构在20世纪三十年代所取得的辉煌业绩，尤其是商务印书馆用自身经营所获利润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保存收购战火中流亡国外的古籍文献，这都是一种自觉的文化行为，迄今为止还无人能够超越。伴随着思想启蒙运动和国家救亡图存过程中诞生的一大批文化知识群体，首先是从创办图书出版、图书销售机构开始，站在时代的最高点自觉从事文化启蒙变革运动，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为革命者，如恽代英在武汉成立的利群书社、毛泽东在长沙组建文化书社、李大钊在北京组建新知识书社等等，他们不仅不是为了商业利润，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从事文化觉醒运动。1920年，毛泽东在长沙潮宗街开办文化书社时，和新民学会会员、社会名流约定，“不论是谁投的本永远不得收回，以永远不要利息。此书社但永远为投本的人所共有。书社发达了，本钱到了几万万元，彼此不因以为利；失败至于不剩一元，彼此无怨”。②此时的毛泽东还是一个年青的小学校长，这在当时确需要一种境界和高远的志向。无疑，这种境界来源于知识群体文化自觉，来源于具有理性的独立意识和思想创新的知识群体所具备的高尚品格。
　涂尔干在拷问商业资本的终极目标时说道：“如果财富不能抑制绝大多数人的欲望，那么增加财富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呢？难道反过来进一步唤起贪婪的欲望吗？”，“经济功能本身不是目的，而只实施现目的一种手段；它只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器官，而社会生活首先是各项事业和谐一致的共同体，特别是当心灵和意志结合起来，为共同的目标努力工作的时候”。③中国的大学出版社在改革开放之后近三十年的出版实践，探索出了一条重要的文化商业模式：即用出版利润较高的教育品种支持学术出版，支持大学教师这一个重要的知识群体实现学术理想。这种大学出版的商业模式孕育着当代中国式的知识伦理价值观的形成。
　中国传统的出版历史证明，图书出版与学术、思想是一个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关系，一批职业化的知识群体为出版提供源源不断的产品源头，而文化出版作为一个知识转变的中介性载体，又对知识群体的稳定和形成提供经济支撑，知识的内在衍生机制健全、良性发展，有利于文化思想形成独立的能够抵抗其他力量干扰、冲击的自足结构。出版历史的发展无数次证明，文化出版最容易受到政治、经济等其他显性因素的挤压，而消解作为文化出版本身的特质，从梁启超、严复等第一代思想启蒙者就呼吁的为学术而学术、为知识而知识的理想，一直没有真正实现过，其原因就在于知识本身的内生机制没有真正健全发展起来。因此，以大学出版社改制为标志的教育学术出版，会在已经初步形成的大学出版商业模式基础上，再加上一个助力器，促使大学出版更快更健康的发展，为现代中国学术品格的形成提供更为坚实的经济基础。

　①资料来源：郑士德《中国图书发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29－431页
　②同上，第605－606页
　③爱弥尔。涂尔干著《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4页

来源：《大学出版》2007年第1期（总第53期）

本版责编：金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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