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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公”治社有“四招”——记云南大学出版社社长施惟达

苏应奎　岳华　王春宁

2007-09-06 14:36:08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2007年9月5日第8版

　最近，笔者一行到云南大学出版社调研时，发现不少人亲切地称该社社长施惟达为“施公”。总编室主任说：“‘公’本来指的是身居高位者；施社长虽职位不高，但在云大是德高望重的，校领导和不少教授都尊称他为‘施公’。”副总编周永坤插话：“施社长在科学治社方面是有理有道的，社里同志闲聊时都说：‘施公’治社有‘四招’。”

　招数一：倡导“三气”　创新思路
　施惟达是1993年起出任云大出版社领导的。此前，他先后当过下乡“知青”，当过建筑工人，当过街道办事处的干部，当过云大党办的秘书，当过《思想战线》的编辑和副主编。
　施惟达出任云大出版社领导后，在社内倡导“正气、和气、逸气”的“三气”价值理念，塑造了出版社和谐的工作氛围，员工们都感受到在云大出版社工作很愉快，这种氛围吸引了省内几位知名同行到社里工作。社里一位年轻编辑本已应聘到了北京一家著名的出版社工作，但经过亲身体验和对比，他还是觉得云大出版社好，便恳求回社工作。施社长高兴地说：“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我们云大社广纳能人志士，欢迎你回社里工作。”
　1995年5月，施社长正式担任云大出版社社长。他在社内先后提出了“弘扬民族文化，创立学术品牌”，“立足高校、面向全国、服务社会”，“提高质量、形成特色”和“法规为大，循规蹈矩”等办社新思路。这些新思路，使云大出版社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云大校长吴松风趣地对施社长说：“没有你施惟达的努力，就没有云大出版社这样好的今天，你功不可没呀！”施惟达感激地说：“校长过奖了，成功靠大家，我只是出点点子而已！”

　招数二：做社长也做学者
　施惟达从1997年起，就兼任云大文艺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与艺术学的“硕导”和“博导”。在社内，他努力打破人事管理上的传统做法，将高层次人才提拔到中层干部岗位，使得全社具有硕士学位的编辑和具有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编辑占到编辑总数的70％。有人说他强调学历、学位、职称过分了，并责备他当“硕导”和“博导”是“自找苦吃、不合算”，甚至批评他说：“社长兼博导是做份外事。”听了这些，施惟达不但“一笑了之”，而且解释说：“作为大学出版社的社长或编辑，首先必须是学者。因此，我兼任‘硕导’和‘博导’，不是份外事，而是份内事；不是‘不合算’，而是应该干。”
　十多年来，施惟达立志当学者型领导，并取得了许多学术成果。他撰写了《论民族文化品牌》等10多种很有学术价值的图书，并与别人合作撰写了《民族文化学》等5本学术著作，翻译了《文化变迁》一书。他策划组织了《思辨的想象——20世纪中国美学主题史》等20多种（套）图书，其中有半数在国家教育系统、中国文联或云南省组织的评奖活动中获奖。如：《云南民族音乐论》获中国文联主办的“首届民间文艺山花奖学术著作一等奖”，《云南民族史》获“国家教委第三届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云南蓝皮书》（2003-2004）获“第十届云南图书奖一等奖”等等。
　2005年10月、2006年5月，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云南文化产业研究院相继成立，施惟达因其在云南文产界的影响力，被任命为两院的院长；2007年4月，云南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成立，施惟达又兼任了中心主任。
　施惟达深有体会地和我们说：“作为学者型的出版社社长与出版社具有强烈的互动作用。社长的学术水平高了，在学术界地位高了，社长所带的出版社在同行中就地位高、影响大，好的书稿就会源源不断而来，众多读者就会捧场。”

　招数三：找准“重头戏”
　施惟达既是学者型的社长，又是务实型的社长。他常对社里同志说，我们一定要用务实的精神谋划出版的“重头戏”。
　“重头戏”又主要分了两个部分。
　一是为高校服务。他的目标是逐步把云大出版社建设成为地方教材的出版基地。他组织编写的一系列优秀高等教材，不仅被全省高校首选为教材使用，其中部分教材还被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选列为研究生课程教材。
　二是为云南省服务。施惟达组织全省旅游领域的专家、学者在全国较早地出版了《现代旅游经济文化丛书》（30种）、《旅游研究前沿书系》（20种）等开创性图书，很好地配合了云南建设旅游大省的战略；施惟达领导云大出版社长期跟踪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的进展，出版了一批能为民族文化大省建设提供理论支持、文化积累和知识普及的优秀图书，并努力构建云大出版社在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领域、人类学理论建设方面的出版实力和特色。他主编的《云南民族文化概说》一书成为云南省对内对外介绍民族文化知识的基本教材和权威读物。

　招数四：用理论支撑“走出去”
　几年前，施惟达就开始了图书出版“走出去”的研究。他从研究我国中小学教材教辅年出版产值约占整个出版产值50%～70%的状况，断定我国现实的图书出版是“非常典型的封闭型的图书出版结构”，并从而指出，在“软实力比硬实力更为重要”的新形势下，这种出版结构会危及我国的文化安全。他结合云南实际提出了云南出版“走出去”的三大战略。一是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就近“走出去”；二是以汉语的学习、推广为主要平台“走出去”；三是依托海外侨商，借船出海“走出去”。
　施惟达用战略思维组织云大出版社的“走出去”工程的情况在国内外影响较大。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于永湛在看了云大出版社等单位的“走出去”材料后批示：“有关情况可摘发要情，边疆地区‘走出去’可以大有所为。”2005年12月9日，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特意到云大出版社调研“走出去”情况，并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2006年6月，泰国驻昆明总领事克西·查派文先生和曼谷市政府秘书长昆印女士率领泰国曼谷教育代表团，到云大感谢云大出版社对泰国汉语教学的大力支持。
　“施公”不注重荣誉，但一系列荣誉恰能很好地诠释他的成绩。早年，施惟达就被云南大学聘为国家重点学科“民族学”的学科带头人；1994年，他被云南大学评为“先进工作者”；21世纪初，他被云南省聘为省文化体制改革与发展专家组成员；2000年~2001年，他被云大党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2006年，他被云南省教育厅高校工委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同年，他经云南省政府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今年，他又被云南省聘为省社科研究基地的首席专家。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2007年9月5日第8版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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