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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大学围墙”外的思考 - 出版论坛 - 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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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大学围墙”外的思考
作者:俞晓群(辽宁出版集团副总经理)
2007-11-06 11:42:43 来源:《出版商务周报》2007年11月5日
对大学出版社而言,学术出版与商业出版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当学术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会转化为商业价值。而在“大学围墙”之内的大学出版社,背靠其自身的优势资源,更应该处于文化产业的顶端位置。
讨论“大学出版的本质与精神”,我本来是一个局外人,但对于这一出版领域的关注却已经很久了。我一直认为,虽然中国现代出版 中“大学出版”概念的产生与大规模的实践,时间并不是很长,它的意义却是深远的。
学术价值与商业价值
我最初知道大学出版,缘于海外出版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开始大规模引进外国图书。面对西方文化的庞大体系,我们该如何下手呢?当时,我最佩服的是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系列以及“牛津辞典”系列。我通过沈昌文先生请教当时商务的老总陈原先生,我们该引进或曰首先引进西方哪些图书呢?陈原先生说:“你们应该重视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图书,它的书很有品质。”由此,我当时所在的辽宁教育出版社,开始了与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合作。数年间,我们陆续引进了《牛津少年儿童百科全书》、“牛津学术精选”系列等图书。以此为发端,我们又启动了与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合作,出版了“剑桥学术集萃”系列等。我们还研究了哈佛等知名大学的学术书目,请专家列出了一大批待选的图书。后来因为我的工作变动,没能将这件事情继续做下去。但在那段时间里,我逐渐理解了大学出版的一些深层意义。
记得有一次,我对著名的版权商孙立哲先生谈论牛津、剑桥的书如何好。孙先生说,在文化与学术的意义上,它们的书当然很好,但这些大学出版社的社会定位往往不是或者不完全是“商业类出版社”,尤其是它们的“学术出版”,其中许多著作都是非商业化的。单以作者为例,那些大学者、大教授往往不是以商业化、市场化的东西为经济依托,而是以大学或者各种名目的学术基金为背景,他们的学术著作也是许多国外大学出版社最重要的出版门类。所以我们在与外国的大学出版社合作时,首先应该弄清产品的本质,即商业化与非商业化的区别,明确我们的操作指向。
近读黄仁宇先生的回忆录《黄河青山》,印证了孙立哲先生的说法。黄先生谈到他的学术专著《万历十五年》想要在某知名大学的出版社出版,需要过两道关口,一是需要请本学科的两位学术权威推荐,二是编辑首先要分辨这部著作是学术性的还是商业性的,前者需要拿到学术基金的支持,后者是为那些周末坐在别墅中的白领休闲阅读的,因此书中一定要剔除学术研究的痕迹。
其实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大学出版社经常肩负着重要的国家使命和文化使命。比如,我们由哈佛大学社的出版物,尤其是哈佛商学院的著作而认识美国经济的时代精神,我们由牛津大学社、剑桥大学社的学术著作而认识西方精神世界的所思所想。再以辞书为例,我曾经引进过兰登、IDG的“韦伯斯特辞典”系列,为此,我也曾经问过牛津大学社的版权经理,这些辞典与《牛津辞典》有什么区别?那位经理正色答道:“当然不同。那些是商业、实用辞典,牛津是学术辞典,它包含着英国文化精神的本质和精髓。如果没有《牛津辞典》的正本溯源,若干年后,英语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
正因为受到这些西方观念的影响,每当提到大学出版的时候,我总会肃然起敬。当然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学术与商业也不是绝对对立的,像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后来就成为了一部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商业价值的优秀著作。也就是说,当学术积累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也会转化为商业价值。比如,在牛津大学社的旗帜下,就衍生出各类实用辞典,在全世界畅销。再如,我国最具个性的大学出版社——外研社背靠北京外国语大学,以“目前全国规模最大的专业外语出版机构”为口号,强调自身的学术性与教育性。近年来,外研社喷发式的商业增长有目共睹,应该说,正是其学术背景和教育方向,起到了很好的互动作用。还有清华大学社、北京大学社、北京师范大学社等,都是此类学术价值转化和造就商业利润的典范。
“大学围墙”聚集优势资源
其实与其他出版社比较,大学出版社有许多优势。能够成立出版社的大学,都是中国最优秀的学府,都有自己独特的学术传统、学术氛围和学术人才,而这些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所在出版社的“一家人”。尤其是大学出版社自身的人才建设,也有着先天的优势。我在1996年的一篇短文《出版人素质三论》中就谈道:“近些年,有几所大学出版社异军突起,究其原因,是另一种人才的聚合方式。它们大多背靠名牌大学,有着丰厚的人才资源,所以在这类出版社中,高学位人员的比例远远高于一般社会上的出版社;加上大学良好的文化环境,它们正在向一些新学科、新热点的出版主流进军,像语言类、计算机、经济学、工具书等,并且其发展潜力也是巨大的。”经过10年的验证,我们可以在出版社知名度和经济实力排行榜的前列,轻易地看到像广西师大出版社等许多优秀的机构。对此,我们必须相信人才的力量。
大学出版的另一个优势是其优越的文化环境。当然,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有人说,大学出版社身处大学校园中,那里的政治环境相对单纯,那里的人文气息相对浓郁,那里的商业冲击相对平和;也有人说,恰恰是这些东西影响了大学出版社的改革热情和力度,在企业化和商业化的道路上,它们在整体上落后于中国出版的改革步伐。这让人想到那个俗化了的“《围城》故事”,究竟是谁对呢?这一问就有些不懂得“中国国情”了。小平同志早就告诉我们“不要争论”,告诉我们“不管黑猫白猫”,告诉我们“发展是硬道理”,你还想知道什么“究竟”?
上面的争议实际上是在提问:“大学围墙”究竟是影响了大学出版的改革与创新,还是在某些方面孕育、推动甚至保护了我国出版产业的健康发展。我主张多看积极的一面,学术出版不用说了,即使是在最热门的文化“走出去”的大旗下,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大学出版的表现和力量。比如,面对世界范围内的“汉语学习热”,我国出版界的应对者,当然是由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外研社等专业出版占据了主流地位。在今年的北京国际书展、莫斯科书展以及法兰克福书展上,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些出版社在汉语学习方面的主导地位,显然受惠于“大学”二字,我们怎么能怀疑“大学围墙”对于大学出版社的积极作用呢?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话又说回来了,针对2000年以来中国出版的改革大势,各省各地、各行各业的企业化、集团化风起云涌。面对这一番掀翻家底式的“经济大革命”,它为我们带来了生机,带来了活力,带来了“狼来了”的警示,带来了中国特色的转制,等等,好处真是太多了。但是,面对这种“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局面,我们是否已经到了总结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定一定神儿,冷静地想一想,我们这些年一窝蜂式地将文化出版商业化、企业化,为文化繁荣做了哪些有益的事情,其中出现了哪些技术上的偏颇?
一般的观点认为,大学出版社的“改革”步伐有一些滞后。对于某些环节而言,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它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究其原因大约有两点,一是大学出版社受到教育行业与出版行业两条线的制约。其实教育改革要比出版改革起步早,许多事情经过改革实践已经有了新的认识,比如教育的极端商业化、产业化等问题,就已经加以纠正。所以,作为大学教育的一个特殊部门,大学出版社的改革推进,就显得要比大学之外的出版社冷静得多。二是整体而言,大学出版社的商业化进程,也比其他门类的出版社来得晚一些。为什么会“晚”?我倒是觉得,这里面有人为的因素。我一直认为,就出版社人才结构而言,大学出版社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如果说,目前中国出版存在着严重的“去职业化倾向”,那么社会上的出版社往往会出现行政化、泛商业化的现象,而大学出版社往往会出现纯学者化的现象。这两方面都有违背出版规律、轻视出版职业化的因素,其危害孰重孰轻,因人而异。概言之,前者会表现得更为强势些;当然,这可能也只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区别。
写到这里,我这个大学出版的局外人只想强调一点,我觉得作为人类文明的终极追求,大学出版理应处于整个文化产业的顶端,这也是由大学在人类文明中的重要地位所决定的。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这样做了,我们也应该朝着这个方向走下去。近些年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也给我们提供了思考这些问题的客观条件。
说一段题外的故事:前些天,一位台湾出版人沮丧地对我说:“现在大陆有钱了,说什么都有理。”闻此言,我大有扬眉吐气的感觉。因为我联想到1993年,我到西班牙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与几位台湾学者在一起。他们的差旅费都是台湾当局出,每人5000美元;我们大陆学者却只能领取大会资助,住在学生宿舍里。
彼一时,此一时,现在峰回路转了,我的心情当然有些畅快。畅快之余也想到,我们越是强势的时候,越要保持头脑的清醒。尤其是文化建设,它明显地不同于一般的工业或商业企业,任何国家都会对文化的相关产业投注一些特殊的政策。更何况中国已经有了这样的能力,也有了这样的技术手段。近3年来,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领导的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的团队,就充分地显示出了“国家助动”的力量。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出版总署领导的文化走出去“对外推广计划”,也快速地收到极好的效果,受到国内外同行的认可和高度关注。恰逢此时,如果我们能够更为准确地认识大学出版的文化价值,在观念上和行动上,将其置于文化产业的顶端,加以呵护、扶持与助动,必将为我国的文化繁荣带来更大的益处。
来源:《出版商务周报》2007年11月5日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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