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成立以来，中国的大学出版社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自改革开放后一批大学出版社成立以来，中国的大学出版社已经走过了近30年的持续发展道路，无论是从经济规模来看，还是就社会影响而言，大学出版社都成为我国出版业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由中国出版界原来的补充地位成长为出版界中一支重要的方面军。与此同时，在大学出版社发展过程中，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一直如影随形，这一体制机制对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曾起过积极作用，但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这一体制机制的局限也日益暴露出来。当前，在深化出版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的背景下，大学出版社如何在新的生存界面下找准定位，如何利用其资源优势并发挥自身所长，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柳斌杰署长在2007年《大学出版》杂志第4期发表的《只有高起点 才能大发展》一文，很好地回答了这些问题。这是一篇高水准的学术论文，它为出版转型期的中国大学出版社认识自我、明确定位、制定发展目标指明了方向。
　柳署长明确提出：“离开大学谈论大学出版是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的”，“大学出版社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大学里的学生和教职员工”。这是一个具有深刻内涵的、关于大学出版社基本职能和定位的判断，那就是为高校的教学科研服务。大学出版社要高度重视教学出版和学术出版，不仅要为大学的教学科研服务，更要与大学形成互动，推进大学改革的步伐。大学之所以建立出版社，初衷也在于此。大学具有教学和科研双重任务，大学出版社自然也要担负起这双重职责，出版高校教材和学术专著理应是大学出版的重心所在。近年来，依托高校优质出版资源，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大批反映最新学术成果和教学理念的高校教材和学术专著，通过自己的出版物推动了高校的学科建设和科研水平，以“物化”的形式扩大了所在高校的影响力。但也应看到，在大学出版社选题结构中，高校教材一直占有很大比例，而学术著作出版所占比重则明显偏低，还未达到20％。这一比例与目前大学的发展水平不相适应，与国外著名大学出版社相比，在学术出版方面差距就更大了。由于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不少大学出版社对学术出版投入不够，造成学术专著出版难、学术资源外流的现象。针对这一现象，出版社一方面要争取学校给予学术出版的支持，另一方面也要积极争取政府专项学术出版基金的支持。北大、人大、复旦等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方面都有不凡的表现。近年来，北师大出版社高度重视学术出版，推出了14卷本的《中华艺术通史》，该丛书填补了国内艺术类通史的空白，《当代中国名家文库丛书》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辐射力，还陆续出版了《中国数学史大系》、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版了一系列经典译丛，如《京师教育哲学译丛》、《京师教育哲学论丛》、《京师教育经济译丛》、《京师高等教育译丛》等，这些学术类图书都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正如柳署长所说，“大学出版理应关注高水平的学术成果，以反映思想文化创造和科学技术新成就为己任”。作为大学思想的载体和大学思想的直接传播者，大学出版社出版物要体现国内外最新学术成果和教育理念，以优质出版物促进高校课程体系和管理方式的转变，加速大学改革的步伐，使其尽快与国际知名大学接轨。
　柳署长指出：“大学是最高教育机构，也是文化发展的区域中心。”“中外事实都证明，一所著名大学就是一个文化高地。”这同样具有深刻的内涵，是一个关于大学及其出版社发展目标的判断，即大学出版社应确立更高远的目标，以引领社会文化潮流为己任。现代大学的本质是在积淀和创造深厚文化底蕴的基础上的传承和创新。传承文化是现代大学的基本功能，创新文化则是其崇高的使命。创新文化这一功能使得大学具有引领社会、创造文明的责任。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大学出版社不仅仅是从属于高校的企业，作为教学、科研之外的第三种力量，更重要的是，大学出版社在“打造文化高地”的战役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要将大学精神、大学的文化创新成果传播给社会，另一方面要通过引进国外前沿学科和先进思想文化理念，为打造我国文化软实力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引领社会文化方面，大学出版社一直走在前面，1996年，北大出版社引进出版了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该书推进了国内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1997年，人大出版社连续推出了引进版《经济科学译丛》和《工商管理经典译丛》，前者掀起了国内经济管理学的浪潮，后者在国内工商界、企业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种例子还有很多。由此可见，大学出版社在创新文化、引领文化思潮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肩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毫无疑问，大学出版社应在引领文化、创新文化上有所作为。
　柳署长在文中谈到“我国出版学还很年轻，还有诸多学术空白有待填补，还有许多研究领域需要开拓”。“从中国大学出版之于中国出版的重要意义来看，从世界大学出版之于世界出版的特殊意义来看，是否可以建立‘大学出版学’？”这一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加大对大学出版学的研究，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至少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看：首先，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出版界中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出版群体，具有不可替代性。其次，大学出版社有其不同于其他类型出版社的特殊功能定位，即她主要服务于大学教学科研这一独特指向和大学师生这一独特群体。再次，从诞生之日起，大学出版社就处于一种特定的体制机制中，在新的文化发展背景下，他们面临着与其他出版社不同的体制机制难题以及不同的发展空间。因此，从大学出版的特殊性和她在中国出版业中的重要性来看，都有必要加大对其研究的力度。立足高校，研究大学出版社如何更好地完成服务高校、弘扬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重任；立足大教育，研究大学出版如何服务学习型社会、承担引领社会文化思潮、面向大文化主战场的职责；立足大学出版社所肩负的使命，研究大学出版价值观、出版物内容、出版人精神、出版文化、营销模式、编辑业务，研究在新的出版业态下，大学出版社面临的发行领域、读者群变化、出版物形态变化、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外大学出版比较等等，都应是大学出版学研究的课题。可以说，研究大学出版是研究教育出版和专业出版的一个重要界面，加大对其研究力度，对推动大学出版社可持续发展、解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点疑点，对协助政府制定针对大学出版社的相关政策、宏观规划、调控管理等工作，对构建学习型社会、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来源：《大学出版》2008年第1期（总第5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