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柳斌杰署长《只有高起点 才能大发展》一文，很有感慨。柳署长从大学出版业的基本情况、大学出版的价值观、大学出版的战略定位、大学出版体制改革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大学出版，体现出了广阔的视野、深邃的思想和对大学出版的殷切期待。领导的关注和期待，是我们前进的动力。下面，我就柳署长在文章中重点论述的大学出版体制改革问题，谈点自己的学习体会。
　一、大学出版社应该积极投身出版体制改革。柳署长在文章中叮嘱，“大学出版社要牢记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早改革早主动，晚改革就被动，不改革没出路’的重要指示”。经过2007年的大学出版体制改革实践，应该说大学出版人已经认识到，目前大学出版的发展，已经无法满足我国教育、经济、文化快速发展格局的需要，出版社的体制也已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特别是大学出版力量分散的发展状况，无法适应全球化条件下的文化竞争，更无法承担起复兴中华民族文化的重任。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中，文化已经落后于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在经济上，我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在政治上，我国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从影响力来说，我国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政治大国。唯独文化的发展远不能同我国作为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的地位相匹配，更不能同中国作为拥有几千年灿烂历史文化的文明古国的地位相匹配。从我国同国外的版权贸易情况来看，我国的版权贸易处于严重的逆差状态，我国每年进口的出版物、报纸、图书、期刊的外汇支出已经超过1.5亿美元，进口种类也有1400多万种；而同期出口的数量只有800多万种，外汇收入只有2000万美元左右，中国图书出版物的进出口存在着明显的逆差。《尘埃落定》的作者阿来指出：“图书版权输出表面上看，不过是一个国家的图书进入了另一个国家，实际上则意味着一种文化是否能够进入另一种文化，是一种文化上的博弈。”（黄振伟：《中国版权贸易逆差危局》，《财经时报》，2006年5月7日。）当GDP位居世界第四的中国已经制造了全世界40％的袜子、65％的体育用品、80％的拖拉机与95％的纽扣时，中国文化的输出却无法与发达国家的文化“侵略”相抗衡。这说明，我国文化发展已经落后于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文化发展的落后，根源在于文化体制，现有的文化体制限制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振兴文化产业，即按照市场规律的要求，使出版社等企事业单位均成为按照市场规律生存和发展壮大的市场主体，只有这样，才能扭转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落后的局面。
　二、大学出版社积极应对出版体制改革是进一步弘扬和发展大学出版精神的必然选择。源于大学精神的大学出版精神，要求大学出版社能够勇敢地突破局限，自我超越，做大做强，积极地承担大学出版社应尽的职责：传承、弘扬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满足高校发展的要求和人们的精神需求，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中国大学出版百年发展史也说明，在大学出版精神指引下的中国大学出版，从来都能得风气之先，拒绝故步自封，因而才有今天的成绩和发展，大学出版精神无疑是推动大学出版锐意进取、不断革新的内在动力。而在大学出版体制已经不能满足大学出版进一步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发展的情况下，积极应对大学出版体制改革就成为大学出版弘扬和进一步发展大学出版精神的必然选择。
　三、大学出版社不是被动地接受相关的改革安排，而是积极地思考改革的道路。大学出版社应当如何改制、怎样改制，目前并没有一个广为接受的方案。大学出版社如何转制，需要大学出版社积极参与并积极探索出一条道路。在这个问题上，一刀切显然是不合适的，不能要求所有的出版社全部转制，也不能要求出版社立即转制，而应该探索和倡导多元化的发展模式，既要鼓励大部分大学出版社充分市场化，通过市场壮大实力，或者走“大而强”的道路，或者走“小而特”的道路；同时，也要允许一部分大学出版社保留在大学体制内，成为大学的公益性非营利事业单位，要根据高校的实际情况，将那些主要用于满足学术交流和文化积累需要的出版社保留为公益性事业单位，同时允许吸收社会基金和资助；此外，即便是经营性企业，也可以允许一些项目作为公益性质，以满足学校特色学科建设的需要。
　四、应对大学出版体制改革，意味着大学出版社根据现实状况积极地调整自身，以适应环境、自我完善。自我完善的目的不止是为了出版社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更是为了满足新形势下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精神需求，承担起弘扬中华文化、保障中国的文化安全的重任。积极应对大学出版体制改革，虽然意味着大学出版将经历阵痛，并有所牺牲，但这种不满足于现状、不甘落后、自我超越并勇于承担的精神，无疑体现了大学出版精神。

来源：《大学出版》2008年第1期（总第5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