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出版社姓“大学”，她植根于大学的母体，与所依托的大学乃至整个大学系统有着得天独厚的特殊联系。这种特殊联系决定了大学出版应当而且必须为大学实现其培养人才、创造新知、服务社会的功能服务，相应地，应当而且必须将培养人才所需的教材、创造新知所出现的学术论著等作为自己出版的主导产品，从而确定自己在出版市场上的差别地位。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他为《大学出版发展战略研究》所作的序中明确指出：“大学出版自从诞生之日起，几乎是天然地与大学之间紧密联系。因此，离开大学谈论大学出版是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的。”笔者作为一个长期关注大学出版发展和理论研究的出版人，在出版实践和理论研究中，深深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高校历来是人才汇聚之地，文化积淀丰厚，学术氛围浓郁，创新意识强烈，知识信息密集，笔者曾经预言，大学出版人一旦在出版领域中由自然走向自觉，其本身的能量和优势就会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从而将自己推向本领域的最前沿。今天的实践，尤其是十五时期的出版实践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大学出版人已经站到了中国出版业发展的前沿，他们的思想观念、出版理念已经成为推进出版发展、深化出版改革的重要动力。大学出版人之所以能够站到今天这样的高度，其实也是在出版改革30年的历程中，在艰苦地进行着原始积累过程的同时也在坚韧地探索着发展之路，那条真正属于大学出版社的发展之路的结果。
　实践证明，大学出版社就是要为高校的教学与科研服务，就是要以传播先进文化为目的，把高校创造的文化成果推向社会，用社会文化成果推动高校教育的发展。离开这个原则，也就是放弃了大学出版社的使命与义务，有悖于大学出版社的办社宗旨。北京大学社、清华大学社、外研社、复旦大学社、人民大学社等一批出版社在中国出版业的崛起，正是在这样的道路上走出来的。
　柳署长指出：“大学出版社正是生长在这片沃土上，直接依托大学，与专家、学者联系紧密，与学术创新联系紧密，与科学研究的前沿联系紧密，所以大学出版理应关注高水平的学术成果，以反映思想文化创造和科学技术新成就为己任，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大学出版社依托的高校是人才、知识、信息密集之地，这一先天的优势决定了大学出版社在特色品牌的竞争阶段，将首先从高校教材建设、知识传播到文化传承、文化积累、知识创新的转变上开始，大学出版社的精品意识与品牌意识也因此在更高的层面上得到展现。
　以教育为立身之本的大学出版社目前面临着有利的发展时机，我们切不可错失良机，应充分抓住这个有利的契机，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尤其是高等教育事业发挥重要的推进作用。用原外研社李朋义社长的话说，“机遇之所以是机遇，是因为它具有较多利于发展的大势。我们必须借势发力，乘势而作。机遇中还隐藏着巨大的创造性。机遇弹性很大，面对机遇必须抓紧，抓而不紧等于不抓”。外研社就是在抓住了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推进发展的90年代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新世纪初的三次机遇发展起来的。今天，大学出版社又处于一个极具挑战的机遇期。教育部2006年5月公布的《200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目前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2273所，学校招生和在校生规模持续增加。2005全国各类高等学校总规模超过2300万人，其中全国在校研究生97.86万，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1561万，成人高等教育在校生436万。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共有院校14466所，在校生1600余万人，其中普通中专在校生629.77万人，职业高中582.43万人，技工学校275.3万人，成人中专在校生112.55万人。普通高等学校中高职高专院校1091所，占全国高校数量的60.9%，在校生713万人，占高校在校生总人数的47%。数据显示，2005年全国大中专教材、业余教育教材及教参共销售5.77亿册、101.81亿元。这是一个巨大的出版资源库，它应该成为大学出版社赖以生存发展的资源宝库。
　在发展模式上，柳署长提出了大学出版社可学也可行的“大而全”、“百花齐放”的“牛津模式”与“少而精”、“一枝独秀”的“剑桥模式”以及走专业出版道路的“哈佛模式”。三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值得我们大学出版人认真加以思考。可以预计的是，我们的大学出版社除了少部分有可能走上“牛津模式”，更多的将走“剑桥模式”与“哈佛模式”的道路，也就是说必须走专业化道路。成不了“航空母舰”，那就必须在特色化、专业化上做文章。实践告诉我们，走专业化道路，就是要做深度文章，就是要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去耕耘，这是客观上的优势；只有改变全面出击的战略方针，才有可能和有条件深入到自己所熟悉的领域去挖掘、去开拓。尽管因为其专，读者和市场会受到一定的限制，然而，也正因为它的专，别人也就无法替代；正因为它的“专”，也就可以静下心来在“深”字上大做文章，经过深度开发、立体开发，就能自成一番天地。专业化是特色化的基础，特色化则是专业化深入发展、长期积累而形成的；品牌的出现就是特色化发展的极致，是特色化的标志物。
　在大学出版改革深入进展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改革的宗旨和要义是为了发展，改革的成功与否的检验标志也就是看是否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所以我们在讨论改革的同时，切不能忘记我们大学出版社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不能忘记我们大学出版人自己的根；同样，我们也必须记住，大学出版社应该诚如柳斌杰署长所说的那样，要“追求大学的社会责任之大，追求大学的学问之新，以大气魄、大气派，引领社会的文化潮流”，因为“只有高起点，才能大发展”。

来源：《大学出版》2008年第1期（总第5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