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舟理事长在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 大学社纪念改革<br>开放30年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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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舟理事长在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08-12-31 09:14:43 来源：《大学出版信息》第8期（总第394期）

　尊敬的杨光司长、吴尚之司长
　尊敬的各位领导、大学出版界各位同仁
　大家上午好！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今天，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举行纪念大会，隆重庆祝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从1978年胜利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08年，我们已经走过了整整30年改革开放的辉煌历程。我国大学出版业也经历了30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健康快速发展的历程。回顾我国大学出版业兴旺壮大的发展历程，我们会获得许许多多的有益启迪和经验。

　一、大学出版社的创立和大学出版业体系的形成（1978—1995年）
　回顾我国大学出版业发展历史，我们可以追溯到1899年成立的南洋公学译书院（上海交通大学）和1902年京师大学堂设立的编书处和译书局（北京大学），已经开始从事有关大学教科书和学术著作的出版活动。可以说，在100多年之前，我国已经开始了大学出版活动的尝试。
　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大潮初起之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恢复了建制，随后的1979、1980两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等7家大学出版社相继成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恢复建制。1981—1982年，武汉大学出版社、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先后成立。从1978年开始的三四年时间里，11家大学出版社出现于我国的出版行业，这11家大学出版社成为大学出版业园地里的第一批“报春花”。到1986年底，全国共有大学出版社73家。这个数量占同年全国出版单位总数的16.3%。
　到1986年年底，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大学出版社的初创，数目达到73家的大学出版社基本上涵盖了我国各种类型的高等院校，如综合性大学、理工农医类大学、人文社科类大学和师范类大学等。从地域分布来看，也几乎覆盖了全国各个主要地区。
　在大学出版业初创阶段，政府的宏观管理和扶植支持政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中最突出的事例是1986年7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指导下，由国家教委和国家出版局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出版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大学出版事业发展历史上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是我国大学出版社发展史上制度建设的里程碑。这次会议上制定了《高等学校出版社工作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这个《暂行规定》是我国大学出版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它解决和明确规定了我国大学出版社的定位、性质、任务和发展方针。《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大学出版社实行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针和“双百”方针；《暂行规定》将高校出版社的办社宗旨明确为：为教学和科研服务，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高校出版社的任务是把出版发行教材、教学参考书以及教学用书放在首位，把出版学术著作作为首要任务，立足本校，面向全国，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原则，坚持质量第一，力争有较好的经济效益。《暂行规定》的若干内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也有若干的修订、补充和完善，但是，《暂行规定》确定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一直指导着30年来各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和前进。《暂行规定》的出台及其贯彻落实，标志着我国大学出版业初创的成功，也标志着我国大学出版业的宏观管理制度建设有了良好的开端。
　和任何事物发展的规律一样，初创之时的开端，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还有待成熟，有待形成体系，有待形成较大的生产力和影响力。我国大学出版业的发展历程也正是如此。我国大学出版业体系形成有三个主要标志，一是经营运行机制的形成与成熟，二是组织管理体制的形成与成熟，三是对大学出版的任务的认识深化，管理团队的形成和成熟。
　回顾中国大学出版30年的历程，有必要先来观察大学出版社经营运行机制的变迁。1986年《暂行规定》将大学出版社的经营运行机制定位为学术性事业单位，应该说这种定位与母体的事业单位定位是一致的。然而，作为出版单位，大学出版社不直接从事教学科研活动，而是从事为大学教学科研服务的文化生产和文化经营活动。进行文化生产和文化经营活动完全套用教学科研单位的运行方式和运行机制显然是不适宜的，也不能适应文化市场发展的要求。因此，从初创时期开始，大学出版社也就具有经营运行机制改革的要求，就有创新内部运行机制的冲动。在大学出版业发展初创时期，各个大学出版社边学习，边出书，边进行内部制度建设，边探索经营运行机制的变革。1988年国家教委召开了第二次大学出版社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大学出版社逐步实现从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的转变，从学术性事业单位向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方式的转变。这种向企业化管理方式的转变工作是大学出版社的微观经营体制改革，各大学出版社管理层逐渐学习企业化管理的内容，不少大学出版社从分配制度改革入手，在分配管理上打破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倾向，实现收入与效益挂钩，多劳多得的分配体制；与此同时，在人事管理体制上打破铁饭碗的用工制度，实现以任务定岗位，以岗位需要录用人员，竞聘上岗，逐渐做到人员能进能出，干部能上能下，管理骨干轮岗等一套新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在经营运行机制上进行了承包制和岗位责任制等试验工作。上述这些经营运行机制改革在当时的发展阶段推动了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和内部经营运行机制的形成。
　在组织管理体制上推行社长负责制。1986年的《暂行规定》提出了学校领导下的社长负责制的问题，然而，社长负责制的具体内容和实施办法当时尚未完善，经过了近10年的摸索和实验，到了1995年，国家教委专门制定了《高等学校出版社社长负责制暂行办法》，明确规定了高校出版社一律实行社长负责制，社长是出版社的法定代表人，对出版社的各项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全面负责。《社长负责制暂行办法》是大学出版业体系形成的标志性文件，理清了大学出版社内部组织管理体制中的党政一把手之间的关系，也理顺了大学出版社内部社长与总编辑的职责分工以及管理层多把手之间的关系。社长负责制全面推行，对全国大学出版社组织管理体制的形成起到了积极推动的作用。
　从1987年到1995年，大学出版社从73家增加到100家，年出书品种达17000余种，是1986年出书品种的5.4倍，其中新书10000余种，是1986年的4.3倍；总印数近3亿册，比1986年增加了36倍，发行码洋30亿元，比1986年有成倍的增长。
　然而，我们也必须清楚地看到，在我国大学出版业体系形成的过程中，也是有些波折的。1991—1993年这段时间里，由于有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倾向不良的图书，20多家大学出版社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查处或批评，其中部分大学出版社开展整顿工作。在教育和整顿过程中，大学出版社管理团队对大学出版社的办社方针、任务和宗旨等的认识有了较大提高。经过10多年经营管理实践的历练，大学出版社管理团队逐渐成熟。
　在这个阶段的1987年11月，大学出版社的社团组织——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宣告成立。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是我国大学出版界的全国性、专业性、行业性和群众性的社会团体，是在国家民政部注册登记的全国一级社团组织。大学版协是联系政府与大学出版社的纽带和桥梁，是协助政府加强对大学出版社管理的助手。
　1994年大学版协申请主办了自己的学术刊物《大学出版》，刊物以探索中国高校出版业发展规律、研究高校出版改革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难点、推动高校出版业健康发展为使命，成为大学出版社交流研讨的重要平台，对大学出版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大学出版业的健康快速发展（1996—2007年）
　目前，我国共有大学出版社103家，占全国出版社总数582家的17.7%，2007年，全国大学出版社出书品种达80280种，出版总码洋187.73亿元，销售总码洋168.38亿元。在我国整个出版行业中，大学出版单位数量、出书品种、生产总码洋和销售总码洋等重要指标都占有一定的比重。大学出版业自己与自己比较，与1995年比，2007年大学出版业的各项经济指标都有几倍的增长。1996年以来的10年间，是大学出版业健康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大学出版业的发展有以下几个特色。
　第一，大学出版业的出版生产力有了较大增长。在100多家大学出版社中间，出现了一批出书总码洋超过1亿元的出版社（21家），同时有近10家的出书总码洋超过5亿元，其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书总码洋超10亿元，成为全国出版行业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2004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进入全国出版行业总资产和净资产排名前20位。同时，也有一批大学出版社坚持专业化发展道路，形成了具有很大影响的品牌特色。如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等等。在此阶段，高校出版社的图书结构更加优化，增长方式开始转变，发展质量不断提高，已成为我国出版业发展最为迅速、规模实力和影响力上升最快的力量，为提升我国出版业的整体质量和效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二，大学出版社的图书质量有较大提高，出版了一大批具有重要影响和文化传承价值的精品出版物和标志性出版物。获全国各项优秀出版物奖项的出版社和获奖图书增多，大学出版业的社会效益和社会影响力明显增长。在国家级各类大奖如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奖项中，许多大学出版社屡屡获奖，共获奖项近200个。此外，一批大学出版社承担了国家重点出版规划中数量众多的重点出版项目，如北京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所承担的重点出版工程项目数量居全国各出版社之前列，形成了一批有特色优势和品牌优势的大学出版社，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广西师范大学等出版社的人文社科学术品牌，清华大学出版社的信息技术图书品牌，外研社和上海外教社的外语图书品牌等。
　第三，许多大学出版社不仅在国内出版物市场上有一定的品牌优势，而且在对外交流和国际合作方面也走在全国的前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和清华大学出版社等多年来在引进国外版权方面一直居全国出版业的前列，在实施走出去战略，向海外国外输出版权，开展国际出版合作方面，复旦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大学、外研社和中国人民大学等出版社也走在全国的前列，成为国务院新闻办和新闻出版总署主持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重要成员单位。中国大学版协10多年来一直组织和支持召开中、日、韩三国大学出版社协会交流与研讨，向国外介绍我国大学出版社的骄人业绩和快速发展状况，令国外大学出版界同行羡慕不已。
　第四，在这个阶段中主管部门进一步加大了对大学出版社的指导和扶植力度，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和支持大学出版社快速发展的规范性文件，如《关于高等院校出版社加强管理、深化改革的若干意见》、《高等学校出版社评估工作暂行办法》、《高等学校出版社总编辑岗位规范》、《关于加强图书质量管理的意见》等。这些文件和几次高校出版社工作会议，进一步规范了大学出版社的出版行为，有力地推动了大学出版业整体业绩的提升和影响力的扩大。

　三、大学出版社新转型阶段（2007—　）
　2007年，我国的大学出版社进入到一个新的转型阶段。这个转型阶段的标志就是政府管理部门制定了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方案。年初，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制定了《关于高等学校出版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和《关于高等学校出版社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了体制改革工作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实施步骤及各项相关政策，为全面推进大学出版社从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单位奠定了基础。
　2007年，为了贯彻有关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工作文件精神，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召开了高等学校出版社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和第六次全国高等学校出版社工作会议。这两次会议对未来大学出版社改革和发展进行了动员和部署，特别是确定了清华大学出版社等18家出版社转制为企业和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实行新的事业单位体制的试点工作，简称为“18+1”改革试点。2008年，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工作全面铺开，再次确定62家大学出版社启动转企改制工作。至此，大学出版社的体制改革工作已在绝大多数大学出版社中稳步开展，推进速度明显快于中央其他部委出版单位。
　出版生产力方面，数字出版，网上在线阅读，按需印刷及手机出版等数字传播技术日渐与出版发行各个环节相结合，融入到编辑、出版和发行等主要的出版操作环节。数字化出版将带动编辑工作的转型与突破，这预示着出版生产力将有新的突破和新发展，因而要求出版行业管理层和从业人员尽快了解和学习数字化传播技术，并开创出有实际运营作用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
　30年来，我国大学出版社经历了从小到大，从不成熟到逐渐成熟的一个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激烈的出版物市场竞争的洗礼，也经历了管理体制的改革和经营机制的创新，高校出版社实力不断增强，出版质量不断提高，出版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效益稳步增长，品牌影响初步形成，探索出了一条不同于国外大学出版社发展的模式，闯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出版社发展道路。

　四、我们的几点体会
　中国大学出版业近30年来的健康快速发展，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有着深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改革开放的巨大推动力。
　第一点体会，经济社会大环境造就了我国大学出版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美国大学出版业起源于19世纪，成长于20世纪50-60年代，然而美国大学出版业始终没有形成较大的规模，其原因在于美国经济社会大环境和文化出版环境不利于美国大学出版业开辟更大的天地。然而，中国情况不同，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中国大学出版业却有千载难逢的机遇。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济建设自然地要求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这为中国大学出版社的诞生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特别是在此时，我国刚刚遭受“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教育事业和文化出版事业百废待兴，当时全国出现的“书荒”，要求出版界提供尽可能多的图书，以适应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文化需求。
　在30年来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文化教育事业日渐兴旺发达，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建设需要大批高学历人才，催生了我国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大发展，高校在校就读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人数迅速增加，为出版物开辟了广阔的市场。从大学录取人数迅速增加的轨迹，不难发现大学出版业快速发展的良好环境和背景。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当年全国录取的大学生人数为27.3万人，到2007年，大学录取人数达到260万人，已是30年前的近十倍。2007年高校在校学生人数达2500万人，高等院校的毛入学率达到23%左右。人们不难理解，大学在校学生人数如此迅速增加，为大学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庞大的读者群体，为大学出版业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大环境和难得的机遇。　　
　第二点体会，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为大学出版业健康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30年来，我国大学出版业快速发展始终伴随着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的改革与创新，受惠于党和国家的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大学出版社的成立恰逢改革开放的年代，党和国家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阳光照耀着大学出版业，指引着大学出版社的管理体制改革和经营机制创新。在上级领导部门的指导下，我国大学出版业30年来大体经历了两轮体制与机制的改革和创新。第一轮是从单纯的事业单位转变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第二轮体制改革是从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制为企业单位。改革的目标是要让大学出版社成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独立的经营主体——完全的企业法人。然而，改革涉及到大学出版社的投资主体——出资人的控制权，又涉及到文化教育系统的某些特殊性和特殊要求，还涉及到出版社内部人、财、物的管理权限，经营运行机制以及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因此，要理顺诸多方面的利益关系，要提高人们对改革的认识水平和承受能力。这些都是需要有一个时间过程，有一个逐步摸索积累经验的过程，也有培养和造就有能力驾驭改革力度和进程的人才。所以，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采取分类指导，逐步推进，分期分批的原则，适合我国国情以及各大学出版社社情，是有利于大学出版业健康向上发展的。
　第三点体会，人才和人力资源是大学出版业健康快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大学出版业30年来健康快速发展的情况说明，体制和机制的问题明确之后，人才资源和人力资源则是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大学出版业，是进行文化生产和文化经营的产业。文化产业的一个特点就是对人才资源和人力资源的要求高。从事文化产业的人才和人力资源应具有较为丰富的文化科学知识和较强的认识以及把握文化市场的能力。大学出版社一个显著特点是它存在于进行知识传播和知识创新又有较强科研团队的高等院校之内。高等院校人才济济，大学出版社不乏硕士、博士等高素质人才，队伍素质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这是大学出版社能够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保证。
　第四点体会，党和政府的扶植与支持是推动大学出版业健康快速发展的根本保证
　30年来，党和政府一直积极扶植和支持大学出版业的创业和发展，并为此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大学出版业发展的方针政策。
　第一，科学考察，全面布局。我国幅员辽阔，高校数量众多，究竟在哪些大学设立出版社为宜，哪些大学具备办出版社的条件，这些都要进行科学考察，掌握标准，又要合理布局。30年来，上级领导部门始终严格掌握政策，既批准在全国一大批重点高校设立出版社，也批准在一些条件具备的省、市、区的大学设立出版社，既批准在一些中心城市的大学设立出版社，也批准在一些条件具备的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学设立出版社。
　第二、在大学出版社初创起步发展阶段，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税收政策上给予大学出版社一定的扶植和支持。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实行大学出版社在一定期限内免交企业所得税和部分返还增值税的优惠政策，进入21世纪之后，对于实施转企改制的大学出版社实行退还或免交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地处西部地区或经济特区的大学出版社也享受到当地的税收优惠政策。如此种种，都是党和政府对大学出版社的扶植和支持。
　大学出版业的快速发展为全国出版业的大发展作出了贡献，为全国文化繁荣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累积贡献了力量，更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提高提供了有力支撑。同志们，改革开放30年了，大学出版业已有了快速发展，在我国出版界可谓异军突起，成绩卓著。然而，我们把30年放进历史的长河中进行考察，也许今天大学出版业的发展还只是一个起步阶段，是未来更大发展的必要准备。从文化繁荣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累积来观察，大学出版业的贡献还是很不够的，但是，我们毕竟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回首过去，我们充满自豪；展望未来，我们信心百倍。有党和政府的指导与支持，有几代中国大学出版人艰苦创业奠定的基础，中国大学出版人一定能抓住机遇，克服困难，再创辉煌！

来源：《大学出版信息》第8期（总第394期）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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