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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学出版体制改革中一些问题的思考

朱杰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

2009-01-20 11:07:49 来源：《大学出版》2008年第6期（总第62期）

　1978年到2008年，对于中国出版业，尤其是大学出版社意义非凡。30年间从无到有，从孱弱青涩到蓬勃发展，成长为中国出版业不容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成为中国特有的文化和商业现象，这一页值得我们认真书写和纪念。
　中国的大学出版社非常年轻。上世纪50年代初建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随后成立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是我国成立最早的两家大学社。但开办不久即遭停办的命运。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我国大学社创建的高潮。经过近30年的发展，大学社已由1979年的4家增加到今天的103家，在出书品种、出版码洋、销售码洋和总资产等方面在全国出版业中都占有相当大的份额。一些发展迅猛的大学社纷纷跻身于全国强社的行列。大学社不仅经济效益大幅提升，社会影响也在不断扩大，在国家级各类大奖如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中，大学社屡屡夺魁，获奖图书超过了200种。
　大学出版社从零起步，异军突起，已然成为我国出版业中整体发展最为迅速、规模实力和影响力上升最快的一支力量，可以说它对中国出版业的兴盛发展，乃至对国际出版业尤其是对国际上的大学出版业的影响都起到了积极和引领的作用。
　学术出版是大学出版社的永恒主题，这是众所周知的通行的国际法则。英国的牛津大学出版社与剑桥大学出版社已经有数百年的发展历史，始终坚持以“倡导学术出版，推动学术交流，营造科学氛围”为己任，美国出版协会更是直接将大学出版社定义为“大学（或学院）的学术出版臂膀或具有类似功能的机构，……，其目标是致力于学术的传播与教育的发展。”中国的大学出版社直接产生于传播学术的需要，并以繁荣学术为目标，在这一点上，我国的大学社和西方国家的大学社是完全相同的。除了出版高等教育教材和进行大众文化传播与普及以外，中国的大学社承载着繁荣学术出版、传播学术成果、推动学术创新的伟大使命。中国的大学出版社无一例外地把“为教学与科研服务”作为自己的办社宗旨。30年来，我们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作为办社的第一要务，始终坚持把出版高水平和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当作出版社的精神追求和品牌目标。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为例，复社28年来，总计出版图书5419种，其中大中专教材1284种，中小学教材329种，占29.8%；人文学术类图书2066种，占38%。30年来，我国大学社在学术出版领域作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一些代表当代学术前沿、凝聚了我国科技发展最新成果的出版物很多出自大学出版社。经过30年坚持不懈的苦心经营，中国大学出版社的学术品牌声誉鹊起，深入人心，而且远播海外。
　但是，中国的大学出版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诞生的，必然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当中国大学出版社开始起步时，国家还十分贫穷。我们的大学出版不可能像国外的大学出版社那样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撑，学校在注入一笔注册资金后就不会再有资金投入，出版社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维持生存和谋求发展。由于学术著作专业性强、受众面窄、市场需求小等自身的特殊性，使得多数大学社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显而易见，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要想单纯依靠出版学术著作来维持出版社的生存都很困难更不要说出版社的进一步发展。为了化解这个难题，大学出版人表现出了极强的开拓勇气和创新精神。他们敏锐地把握住市场的动向，抓住机遇，积极开拓，在教材、教辅、大众读物等其他出版领域大显身手，迅速成长壮大，为中国大学出版的商业化经营模式开创了先河，走出了一条学术出版和商业出版有机结合、互为补充、相互支撑的新路，不仅保证了中国的大学出版30年的长盛不衰，而且促成了中国大学出版的迅猛发展，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具有浓重中国特色的大学出版之路。
　国际上，大学出版一般采取非盈利模式，商业化运作比较成功的大学出版社屈指可数。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是其中最成功的代表。但是，他们诞生至今已经有四五百年的历史。美国的大学社也有极个别的商业操作比较成功，但也都已有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这些大学社用漫长的时间积累前行，缓慢发展，其成功是用时间和金钱累积起来的。与其相比，中国大学社的成长壮大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1.成长和发展的速度特别快；2.完全是靠自身的力量和努力快速发展和迅速壮大，而非依靠外部资金的注入和外部力量的介入。这是任何国家、任何一个国外大学出版社都不可比拟的。可以说，中国大学社的发展历史是完全中国化的和独一无二的。
　回顾中国大学出版30年的历程，我以为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中国的大学社较早地直接面对市场、进入市场，并主动适应市场的需求进行了改革和运作。中国的大学出版由于其特殊国情的制约，从一开始就没有选择（也不可能选择）走非盈利的模式。大学出版社一诞生，就投入了市场，融入了市场，主动以市场为自己取得生存和谋求发展的舞台。中国的大学出版完全靠自己在市场上搏击奋斗，自觉地利用市场经济的规律和机遇，硬是在一片荆棘丛中踏出了一条阳关大道。
　中国的出版有一个人所共知的现象，即它对教育的依赖。中国的出版社有五百余家，发展的特别好的也就是各地的教育社和那些与教育有着各种联系的社。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出版的教育市场，主要依赖的是所谓的“系统”，即计划体制和官方系统。如上所说，由于中国的大学社出生比较晚，所以当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时就痛苦地发现：教育出版的“系统市场”早已被瓜分一空，连残羹剩饭都吃不上。大学出版人领悟到，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生存的压力迫使他们在系统之外寻找生机，于是他们便不得不走向市场。回想一下中国出版市场继挂历热之后掀起的教辅热，主要是大学社（尤其是师大社）掀起的。取得了长足的市场经验后，大学社又以市场的敏感和经验锲入系统，成功拓展了系统的平台和领域，成为长袖善舞的经营者和竞争者。随着国家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出版的市场化程度也在不断加大，于是就出现了较早适应市场的大学社“疯长”的现象。所以，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大学社是被市场逼出来的，也是被市场培养出来的。
　第二，中国的大学出版之所以可以“疯长”，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享受了二十几年的免税待遇。国家为了支持教育产业的发展，多年来一直对校办产业实行免除所得税政策。大学社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产业有幸享受了这一政策。此外，根据国家支持文教科技事业的相关政策，国家对教材（指高等学校的教材）、科技类图书实行营业税先征后退的优惠。在大学社的图书结构中这类图书占据较大份额，他们自然成为这一政策的最大受惠者。
　综合以上两点，我认为中国的大学出版，第一命好，所谓生逢其时；第二争气，能够积极进取。
　当然，大学社并没有枕在已有的成绩上睡大觉，安于现状。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刷，让勇于开拓、不断进取的大学社日益成熟和坚韧，对于自身的先天不足和体制缺陷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由内部产生了改制的迫切要求。从最早的事业单位，到独立法人登记，到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再到改革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企业化管理，大学社在体制创新方面一直在摸索，不断寻求突破，为出版社的发展排除内部障碍，以改革促发展。
　提起中国的大学出版，还有一点不能不说，也是值得中国大学出版人引以为荣的：中国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受益于国家教育政策的支持，但同时也反哺教育，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在我国，大学社不仅要自负盈亏，还要承担起弥补国家对高等教育投入不足、学校办学经费短缺的任务。大学社除了在成立初期得到大学的资金支持外，此后多数成了学校的“摇钱树”和预算外收入的来源，是学校一笔可供调拨的“活钱”。据《出版商务周报》一篇文章统计，2001年到2006年6年间，高校出版社共上交学校利润达16亿元。以华东师大社为例，从1997年到2007年的十年间，出版社共向学校缴纳的利润和各种费用达两亿元。
　回顾过去，风风雨雨近30载，大学社的成绩令人欣慰；展望未来，我们对于大学社的前景充满期待，但同时也清醒地看到面临的问题和不足。我个人认为，大学社现在有三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一是体制问题。体制已经成为制约大学出版社发展的关键。“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体制模式，以及大学社的内部运行体制与整个经济大环境的相对滞后，已使大学社远远不能适应企业的发展，这个体制究竟要不要突破，敢不敢突破？改制是仅仅挂在嘴边的时髦词儿，还是能真正落到实处，解决现实问题？这是一个摆在所有大学出版人面前的一个越不过的坎，是借出版社体制改革的东风在出版社内部机制和管理体制上做实质性的改革，还是把体制改革仅仅看成是获取眼前利益的机会，依然在旧体制上滑行？恐怕将会成为下一波大学出版重新洗牌和优胜劣汰的关键。
　二是政策问题。如前所述，中国大学出版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给了大学出版二十几年的优惠政策。现在，大学出版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是不是依然需要国家政策的扶持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大学出版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大学出版肩负的学术使命与文化积累使命和教育使命也是其他商业出版社所不能比拟的。他毕竟承担着一定的不可推卸的公益使命。如果国家不给予适当的政策扶持，迫使大学社过度的商业化，那将会从根本上摧毁大学出版的灵魂和精神，最终受害的还是国家的根本利益。这里面有一个规律性的问题，有一个对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起潜移默化的作用的问题。
　三是所得利润如何回归本业问题。中国的大学出版还用自己的努力为各自的学校提供资金上的支持。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应该看到，它已经越出了出版社所应该承负的职责和能力。要使大学出版社有更好更快的发展，就必须减轻大学社前进过程中的包袱，使它回归本业，把经费用在发展出版业上，而不应该让它承担过多额外的负担。如果说过去的30年大学出版社向学校上缴利润是受困于国家的经济水平，那么，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国家对教育投入的不断加大，国家、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应该考虑适时为大学出版社减压。换言之，我认为，用大学出版的赢利所得来弥补教育投入的不足，只应该是一种权宜之计，而不能成为长久之计。

来源：《大学出版》2008年第6期（总第62期）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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