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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与面临的挑战

王明舟（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

2009-05-04 16:40:31 来源：《大学出版》2009年第2期（总第64期）

　2007年，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召开了高等学校出版社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对未来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和发展进行了动员和部署，确立了清华大学出版社等19家出版社转制为企业。2008年，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工作全面铺开，再次确定62家大学出版社启动体制改革工作。至此，尚未启动转企改制工作的大学出版社仅有十几家，可以说，大学出版社的体制改革工作已经在绝大多数出版社中逐步开展。为保证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的质量，少走弯路，在充分尊重各大学出版社创造性的同时，教育部及时制定了《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规范》，确保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工作的扎实推进。可以说，尽管大学出版社的体制改革工作起步比较晚，但由于政府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大学出版社之前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推进速度明显快于中央其他部委出版单位，可以乐观地估计，2009年，100余家大学出版社基本上可以初步完成体制改革任务。
　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工作，有其不同于地方社、中央部委社的特点。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在最大的难点人员身份转换上相对其它出版单位比较容易。其一是大学出版社由于建社历史比较短，离退休人员相对很少，而且已经退在学校，这部分人不会因出版社的体制改革产生任何问题；其二是绝大多数大学出版社事业编制人员很少，绝大多数学校早在10年前就已经停止出版社新增事业编制人员，在职职工中，合同制用工已经占了极大的比重，如清华大学出版社，事业编制人员仅占百分之十几，北京大学出版社事业编制人员也不到30%，因此人员身份问题难度相对较小。更重要的是，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制定的《关于高等学校出版社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和《关于高等学校出版社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就人员安置问题给出了明确的政策，解除了职工的后顾之忧，有力地推动了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的进行。
　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首先必须确立的就是大学出版社的功能定位和社会使命，或者说办社宗旨。一个机构，不管你是事业还是企业，你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的理由是什么？大学出版社存在的依据是什么？柳斌杰署长讲过：“设置一个机构，必然要有其功能。功能决定性质，性质决定体制，体制决定机制。”我以为，大学出版社不论选择何种体制，都必须坚持“传播知识、积累文化、繁荣学术、服务社会”这四个方面的职能，终极目的是为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提供有力支撑，为建设我们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尽力，这也是大学出版有别于一般文化企业、更不同于其他校办企业的根本，是大学出版的责任所在，也就是社会效益始终放在第一位的具体表现。
　其次，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必须确立明确的发展目标和方向。中国的教育事业发展的不平衡现象还很突出，各高校的资源和现实状况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因此，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方向不可能完全一致，或者说，不同的大学出版社必然会选择各不相同的发展方向，比如选择以为本校教学科研服务为主兼顾社会服务，或者选择在强调为本校和教育事业服务的同时，加强社会服务，等等。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无一例外地要依托学校资源（当然不是仅仅依赖学校资源），学校状况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出版社发展方向的差异。
　第三，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必须建立清晰的发展道路。是走全方位、多层次、综合型的发展道路，还是走以教育为主体的专业化发展之路，抑或走以传播知识为主的大众出版道路，各社必须结合自身的实际，选择有利于充分使用所掌握资源的发展道路。
　第四，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必须要解决好几个问题，争取到有利于发展的宏观环境。一是要解决多种媒体形态互动的问题，比如，书刊互动问题，尤其是学术出版，刊物的作用更加明显；二是税收政策问题，虽然在体制改革中有阶段性的政策支持，但还没有看到长期保障机制的建立，同时，对大学教材出版的税收政策支持不仅没有加强，反而倒退了；三是图书定价机制不科学不合理和社会舆论不利的问题，这也是制约学术出版难以繁荣的最重要的因素；四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盗版盗印现象越来越严重；五是发行体制改革不仅没有打破地方壁垒，在个别地方，地方保护主义加剧，等等。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出版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大学出版社面临的内外部环境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其中，既有有利于大学出版社进一步发展的有利因素，也有相当严峻的考验，有些重点难点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破解，对一些不利因素如果应变不力，将可能成为大学出版社发展的致命问题。
　我感觉，出版体制改革对大学出版社的发展而言，有利因素主要在于：有利于建立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有利于出版企业由单纯的产品经营向资本经营转化，促进大学出版社实现跨越式发展；有利于整合校内优良资源，把资源优势进一步转化为产业优势；有利于大学出版社充分利用新技术手段，实现多种媒体综合经营，实现由教材供应商向教育服务提供者的转换；有利于大学出版社建立品牌，扩大市场占有率，做强做大，并进一步增强大学出版社的国际视野，加快走向国际的自觉性和步伐。
　但是，出版体制改革也为大学出版社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若干不利或不明朗的因素，其中一些因素甚至是大学出版体制改革中必须加以破解的难题。
　一是，尽管教育部和总署都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主管出办不能变的原则，但是，由于教育部规范高校校办企业的规定，大学出版社转制为企业后，作为校办企业的地位是显然的，因此，出资人就应该是所在学校所属的资产经营公司，实际上，大学出版社的出资人成为一个企业———资产经营公司，从法律层面上讲，出资人当然是主办者，这丝毫不存在争议。那么，怎么理解主管主办单位不能变呢？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学校不能在出版社的干部任免、重大事项决定、资产配置及资产管理和出版物内容终审等关键环节，处理好人权事权问题，大学出版社将面临多头管理、多头指导的困境，一旦资产经营公司的指令与学校主管校长指令不一致，出版社将陷于左右为难，无所适从的境地。这势必严重制约大学出版社的发展。而且，这样一种制度设计显然不能体现大学出版不同于一般文化产业、更不同于其他校办产业的鲜明特性。
　二是中央和地方出版集团组建后，大学出版社面对的竞争对手不再是一个个单兵作战的出版社，而是一个个强大的集团，特别是地方出版体制改革后，过去地方社基本不涉足的高等教育市场现在都在强势介入，大学出版社如何在不断强化的竞争态势中立足不败，值得认真思考。
　三是地方出版集团的组建和可以预见的上市融资问题。我们非常忧心地看到，地方出版集团的组建大多将发行集团纳入其中作为子公司，可以说，这一轮出版体制的改革，没有实现初期设计的市场开放，而是市场割据进一步加强。据闻，一些地方出版集团在制定发行集团任务时，除了销售总额、利润等经营性指标外，还有一个莫名其妙的指标：本版图书比例必须达到百分之多少，而本版的含义就是出版集团所属的出版机构出版的图书，此外均是所谓外版。这种垄断，远超以往。大学出版社的市场困境可想而知。此外，随着可以预见的出版集团不断加快融资步伐，如果圈来钱，怎么使用必须引起大学出版社的高度关注。试想，如果出版集团圈钱后用于上游不合理地圈占资源，下游通过降低折扣、延长账期等不正当竞争的行为控制渠道进而达到控制市场的目的，大学出版社还有一丝生存空间吗？
　因此，对体制改革后的大学出版的发展，我们既不能盲目乐观，也不能过于悲观。问题的根本恐怕还在于大学出版社及主管部门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破解难题，冷静、客观地认识和应对上述挑战，重新考虑新的形势下，中国大学出版的制度设计与发展模式。一味与出版集团拼规模、市场直接竞争，恐怕不是大学出版社应该采取的正确选择。发挥大学的优势，并进一步强化优势，加强大学出版社之间的横向联合与合作，以整体之力应对集团优势，恐怕是大学出版下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我个人判断，未来中国大学出版社将向专业化、学术化、特色化方向进一步发展，大学出版社之间将有可能借助网络化平台，形成资源互补和共享的合作模式。

来源：《大学出版》2009年第2期（总第64期）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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