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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改制大学出版社校社关系的认识
杜峥(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9-05-05 16:35:14  来源:《大学出版》2009年第2期(总第64期)  
 
 2007年,首批高校出版社转制试点工作启动以来,清华大学出版社等19家试点单位按照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转制的要求,不同程度地完成了清产核资、资产评估和产权登记,注册有限责任公司,建立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妥善安置人员,改革内部管理机制,制定和完善企业规章制度等工作,创新了机制,增强了实力和竞争力,并享受到了优惠的经济政策和出版政策。在此基础上,2008年底,第二批61家高校出版社开始进入改制试点工作。
 教育部早在2006年5月对高校出版单位体制改革所进行的调研中,就有一项重要内容:应怎样规定学校与出版社的关系?学校应采取哪些措施对其加强领导,促进发展?可以说,校社关系是大学社转制过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规范这一关系并使其法律化、制度化,是出版社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法人治理结构的基础和关键。当时,有改制意向的出版社大多已认识到:不明确校社的产权关系,改革就很有可能在走了一段路后又回到原地。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近20年来中国的大学出版社锐意改革探索,不断发展壮大,已经成为我国出版业中整体发展最为迅速、规模实力和影响力上升最快的一支力量,为提升我国出版业的整体质量和效益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91年颁布的《高等学校所属出版社财务管理暂行办法》中,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首次在正式文件中将高校出版社定性为“事业单位,企业管理”,提出“出版社是事业单位,在学校内部实行企业管理,独立核算”,当时对校社关系的定位既体现了行政隶属关系,也体现了市场化的苗头和趋势。此后,外研社、人大社、东财社等一批市场意识领先的大学社先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了“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工资能升能降,机构能设能撤”等一系列干部任免、劳动管理、利益分配等机制,较早进行了市场化探索。这一阶段的探索过程中,包含了出版社建立与所隶属高校之间新的关系的尝试,出版社从中获得了更多的经营管理决策权和主动权。其间,校社关系主要表现为:
 第一,出版社依托母校学科优势和专业资源,出版高等学校教学需要的教材、教学参考书、工具书以及学术著作等,推动高等学校的教学工作,推动学术水平和教师队伍素质的提高。与地方出版社相比,这种专业性和学术性减少了大学社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但同时这种出版范围的限制也先天制约了大学出版社的规模发展,使其在市场化运作中显得迟疑和被动,当然也有一些大学社将这种专业性演变成了优势,实现了超常规发展,其自身经营理念的创新功不可没。
 第二,大学社的身份具有双重属性。在学校内部管理体系中,它是一个行政单位,在人事制度、工资制度等方面与学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面对市场时,它又是一个经济主体、市场主体。如果校社关系开明、宽松,出版社拥有经营管理自主权,学校在人事任免上为出版社长远发展考虑,把大学出版社社长当作职业出版人和企业家而不是行政干部来培养和重视,那么这种双重身份转换所产生的影响就会很小,出版社参与市场竞争的不适感和背负的压力也会小得多。反之,如果出版社身份模糊,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定和实施方针政策和战略规划时就会畏首畏尾,就会因不敢大胆创新或战略延续性差而失去一些发展机会。
 毋庸置疑,大学社从建立时单纯的教育事业单位改革发展到“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这种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大学社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至今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对文化建设和发展的规律有了更加深刻而富于远见的认识:要建立社会主义出版新体制,要参与国际书业竞争,就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打开一切不利于发展的束缚,解放生产力,从体制上为出版社的发展创造条件,即首先要解决市场竞争主体问题。大学出版社作为学校的二级事业单位是不可能成为具有很强竞争力的市场竞争主体的。在一个市场规则逐渐健全、市场发育日益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这种既非事业也非企业的运行机制已走到了尽头,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到了一个“拐点”。[1]转制已如箭在弦上。
 转制,从实质来说,就是给出版社一个“名正言顺”的市场主体身份。我们注意到,几次由新闻出版总署和教育部联合召开的关于转制的工作会议上,高校主管出版社的校长都在被邀之列。很显然,科学、合理、合法地确立校社关系成为转制工作无法回避的焦点。在2006年11月的全国大学出版社出版体制改革研讨会上,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强调,要顺利完成转企改制工作,首先,要处理好大学与大学出版社的关系,调动大学、大学出版社两个方面的积极性,推动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其次,要千方百计争取更多的资源、更好的条件促进出版业的发展;第三,出版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文化工作和经济工作,一个合格的出版经理人,要付出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劳动。所以,为了保证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就要保证大学出版社管理层的相对稳定。这几点都暗含了未来发展中出版社与母校关系的几个重要方面:
 1.现代企业制度框架下刚性的校社关系
 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法人治理结构,大学出版社转企改制,关键是要建立规范、有效的企业法人治理机构,构建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多方相互独立、相互制衡的运行机制,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的现代出版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竞争主体。
 以清华大学出版社为例,其转企首先是明确资产属性和产权关系———直属于清华大学国有经营性资产专门机构“产业领导小组”,由它代行股东会职责,派出任命董事会和监事会,在董事会之下设立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经营班子;与出版社签订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责任书;审批出版社重大的投资决策和利润分配方案;审定出版社经营性国有资产变动的重大事项,比如说合并、增值等等,并且对出版社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同时决定出版社薪酬体系以及薪酬分配方案等等。[2]这些可以说是法律赋予学校的职责,校社关系表现出更多的刚性。
 在大学社改制方案中,另外两个敏感点是上缴学校利润比例和社领导任命。大学作为各大学社的全资出资单位,出版社向其上缴利润有法可依、理所当然。在上缴的比例上,大学应该考虑为出版社的可持续发展留有足够的发展资金,出版社应考虑支持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在此基础上制定出最合适的比例并使其合法化。除此之外,学校不应该再对出版社进行摊派,更不能挪用出版社的建设和发展资金,应放水养鱼,而不是竭泽而渔。过去由于原有领导体制原因,出版社领导更换频繁,难以形成职业经理人机制,但这一问题通过目前的单一投资人结构仍然不能彻底解决。现在的关键是,学校作为股东在对出版社法人的任免上应不仅仅强调其专业学术水平、服务职能,更应该强调其经营管理水平。高级管理层任免成功与否、是否稳定,直接关系到出版社未来的战略发展和效益实现,当然也直接关系到出资人———学校的利益,学校从这一角度来聘任出版社社长并进行考察和任期规定,符合股东价值最大化、企业利润最大化这一企业发展的基本宗旨。
 现代企业制度框架下校社关系处理的思维模式、方式方法,反映了双方对于改制精神中“试点学校要解放思想,大胆探索,规范操作”这一要求的理解与实践,将为转制后出版社的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2.出版业意识形态属性对校社关系的要求
 大学出版社是我国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和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是科学文化知识积累与传播的重要基地。转企改制必须充分考虑出版的意识形态特点,充分考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体制变了,出版社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属性没有变。在当前出版业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下,虽然大学出版社面临着发货码洋、市场份额、竞争力排名等一系列市场因素带来的压力,但是传承知识和弘扬文化,为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服务,为培养人才服务,却一直是大学出版社的价值追求。离开教育教学,大学出版社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很难健康发展。
 因此,高校要始终监督出版社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遵守国家的法律和有关规定,坚持正确的出版方向和导向,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为出版社的发展方向掌好舵、把好关,指导其在守法、合规的前提下参与竞争,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
 3.基于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柔性校社关系
 大学出版社是市场的主体,也是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载大学资源优势的同时,也服务于大学教育。充足的人才资源、智力资源、知识资源、教学资源和学术资源,为出版社积累了可以多次利用的大量优质出版资源。综观发展良好的大学出版社,无不是科学合理地利用、规划和整合了学校的专业资源,离开了大学的品牌、大学的资源,大学出版社未来的发展就可能面临不确定性。以东财为例,多年来该校一直积极支持和推动出版社对学校优秀教学资源、学术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利用和整合,为出版社的发展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和学术环境,为专业资源和出版资源的互动搭建平台。该校会计学、产业经济学为国家级重点学科,统计学、金融学、财政学、数量经济学等为省级重点学科,出版社利用这些学科优势出版的系列教材有的年销量超过了5万册;出版社还围绕学校MBA、MPA、MPAcc、J.M.四种专业硕士教育的教学特色和教学资源推出了主教材、原创案例教材等,被其他院校广泛采用;从2005年开始,出版社以该校职业教育学院成为教育部重点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基地为契机,利用外地教师在本校进修的时机,周期性地开展了教材推广、教材编写、教材采用跟踪等一系列教学支持活动,大大挖掘了外地高职院校的师资资源,获得了低投入、高产出的良性循环。学校的发展为出版社的发展带来了品牌效应、资源优势,提供了成长的土壤,像是一个可以不断汲取营养的母体。
 出版社作为学校的一个窗口,以图书这一特殊的产品形式立足于市场经济环境中,在经年累月的发展中积累了产品优势、品牌优势、竞争优势,也积累了物质基础,这些对于推动学校发展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学校因为有出版社,在专业积累、学术积累、教材建设、学科建设等方面就有了一个很好的载体,并且通过它实现了与一个知识密集型产业的紧密联系,为科研成果转化创造了便利条件。大学出版社大都建立了学术出版基金,用于资助本校优秀学术著作和新学科、小学科教材的出版,培养和扶持优秀中青年学者,以推动母校教学科研的纵深发展。而出版社在高校这样一个教学科研氛围浓厚的环境中就好像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因子,它背靠高校,以灵活、务实、高效的机制面对市场,在用活、用好高校资源的同时敏锐抓住市场机会,将其转化为出版社的优势,使它们产生出最大的效益。
 在大学出版社发展的每一个重要阶段,校社关系都被赋予了非同寻常的意义,科学、合理地处理好这一关系,无疑是校社双赢的基础和条件,也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学社转企改制的步伐、力度和彻底性。基于制度的刚性、依存关系的柔性,基于“和谐发展、共赢共荣”的整体意识、大局意识,校社双方必能够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以更广阔的视野来处理各项改革、发展事宜,使出版社实现“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的改制目标。

 参考文献
 [1]周蔚华.中国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的历程及经验[J].中国出版,2008(1).
 [2]韩阳.清华大学出版社如何进行企业化改制——访李家强社长[J].出版参考,2005(7).

来源:《大学出版》2009年第2期(总第64期)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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