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教材出版是我国出版业的支柱产业之一。与中小学教材出版相比，大学教材出版业的市场壁垒相对较小，但传统的大学基础专业教材已被一批教育出版社和大学出版社大量开发出来。如果想分得大学教材出版的一杯羹，一方面需要对传统大学基础专业教材做二度开发和深度开发（这种壁垒和难度显然较高），另一方面需要扩宽教材开发的视野和路径，在大学教材出版的新领域中探索前行。而通识教材作为大学教材领域里一片待开发的神奇而广袤的土地，具有美丽而广阔的市场前景。

　一、抓住机遇，把握好通识教材的出版时机和市场需求

　当前，大学通识教材开发的时机已经来临，把握好通识教材的出版时机非常重要。如果开发太晚，等市场上已有同类教材时再开发，除非所开发的通识教材品质上乘，否则，很难占领市场。通识教材的出版时机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指通识教材内容已经成熟，即所涉及的学科知识领域已从科研积累扩展到本科基础教学，内容相对稳定，可以编写出相应的教材；二是指市场需求已经成熟，在大学里已经设置或打算开设一些类似的通识课程，而此时市场上这类教材尚属空白，这时推出新的通识教材，无疑是最佳时机，既可以迅速占领市场，还会推动更多大学开设此类通识课或相近的通识课程，从而促进市场的不断扩大和发展。

　二、在通识教材中贯穿核心价值———科学精神、民族精神和人文精神

　人总是要有精神的，有精神就有灵魂，有精神就有前进的动力。教材作为育人的传媒工具，应有核心的精神价值贯穿其中。核心精神价值主要指科学精神、民族精神和人文精神。作为普适性的通识教材，需贯穿和渗透人类普适性的科学精神、民族精神和人文精神。

　中华文明和世界优秀文明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仁爱，在通识教育课程设置中大量注入中西文明经典著作的阅读和讨论，其终极目的旨在培育科学的、民族的、人文的精神。因为“通识教育是通过对人类千百年积累下来的精神成果的吸纳和认同，使学生一方面有独立的人格意志，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有健全的判断能力和价值取向，有高尚的趣味和情操，有良好的修养和同情心，对个人、家庭、国家、天下有一种责任感，对人类的命运有一种担待。”［1］在通识教材的开发中，贯穿和渗透这三大基本精神，使通识教材不仅授予我们较强的专业技能，而且使我们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勇于探索, 并塑造我们健全的人格。

　三、拓展通识教材的选题资源

　对大学通识教材选题的开发和策划，应立足于高校课程设置和出版社的教材出版实力，通过广泛而深入的市场调查与分析、科学的市场预测，在拓展通识教材选题资源的同时形成一定的出版思路。在编辑主体的主导作用下，通识教材的选题资源开发渠道和形式多种多样，因此要想把握机遇，科学有效地开发通识教材的选题资源，我们认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现有各科教材的科际整合与创新。对不同学科的现有精品教材，尤其是各科权威专家所编写的优秀教材，根据通识教育的教材编写要求，从理论、实务、实用的三个维度出发，进行科学的科际整合，使之科学、权威、前沿、实用。同时，力求普适性，即通过对现有的精品或优秀教材进行合理的改造，使之能够适用于不同学科、专业的学生阅读和学习。

　2.中西经典著作的立体化开发。西方大学和中国港台地区大学通识教育的重要特点是以研读历代经典著作为主要内容，“西方文明经典”研读贯穿于西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核心课程的每一门课，而西方重要思想家往往反复出现在不同课程之中。［2］如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著名大学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所有课程都不是“通史+概论”，而是精心选择经典或重要的经典文献作为阅读材料。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台湾地区各大学纷纷推动经典教育，如台湾大学创设“经典人文学程”、元智大学推动“经典五十”通识课程、中原大学实施“十大经典教育”、龙华科技大学加强经典专书选读制度。此外，台湾地区各大学所开授有关经典研读的通识课程，更是不胜枚举。［3］我国通识教育的核心应该是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经典著作的阅读和讨论，因而，多层次、多形式、多样化、立体化开发中华传统文明和西方文明经典著作，是通识教材开发的重点。如对传统的“四书五经”“四大名著”“前四史”，可以有彩色插图本、双色或单色插图本、现代解读本，还可以有音像版、多媒体版，等等。

　3.国外优秀通识教材的引进。国外大学的通识教材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和完善，有现成的版本和经验值得引进。1992年，Prentice Hall首次出版了由Ralph A. Burns 编写的《化学基础》( Fundamentals of Chemistry)是一本相对较新的教材，2003年发行第4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引进，至今已经连续第8次印刷，取得了较大的成功。该书回避了许多理论性比较强的概念，如熵、自由能、微分/积分反应速率方程等，加强了基本概念的介绍，讲解也更加缜密平实、稳打稳扎。这种有所取舍和侧重的安排是为了帮助大学非化学专业学生在学习和阅读中逐步建立起自信心，克服对化学的畏惧心理，感受到进步和成功的喜悦。随着我国通识教育的深化与普及，越来越多的西方经典通识教材的引进和仿制将成为通识教材选题开发的富矿区，特别是对于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物理化学等国际通用性、可比性强的学科和专业，可以直接引进和使用先进的、能反映学科发展前沿的原版教材，作为通识教材。

　4.新通识教材的选题资源开发。策划出版优秀的通识教材，对出版社来说，选题资源开发是源头和关键，而搜集有效信息，对照和学习现有精品教材的经验则是拓展通识教材选题资源的法宝。出版策划者和编辑、营销人员需要走进大学，深入院系，有针对性地调查和访问，详细了解一线通识教育教师的想法和要求，善于把同门学科课程多个版本集中起来，以全国优秀教材为样本，在比较中选择，在选择中取优，并及时跟踪省内、国内及国外的教材质量评价。只有如此，才有望开发出独一无二的开拓性精品教材。通识教材中的基础知识一般都是比较成熟的和学科中公认的，因此编写好的教材关键是作者的价值观念、实力和用心。

　四、通识教材开发的基本着眼点：基础性和实用性

　基础课通识教材往往是出版者首选的教材出版书目。这种教材生命周期很长，一般三四年修订一次，每年都重印，很多已修订到第四五版，甚至十几版。 日本知名学者释钢二在列举优秀教材的条件时强调说：第一，教材必须是基础性的，即反映初步的、基本的概念与法则：其一，它必须是开发智力的基础；其二，它必须是各门学科知识的基础。第二，教材必须具有系统性…… 第三，教材必须适合学生的发展：一是指内容本身要适应， 二是指学生能够掌握相应的“理解内容的方法”（技术、方法、手段）。第四，教材必须同社区相结合，教材要有利于学生接触社会现实。［4］于学生而言，当学习的知识内容和学习过程（思维技能、探究方法）与真正现实的问题相结合时，学习会更有意义、更有趣味。日本、美国、韩国及中国港台地区的通识教材，在编写内容、编写形式和风格上都强调基础性和实用性。如曼昆《经济学原理》（上、下册）。该教材面向大学一年级学生，一改以往经济学教科书的著述风格，以其文字简洁、思想深邃、内容普世、方式新颖而成为最令人喜爱的通识教科书之一，书中引用大量的案例和报刊文摘，与生活极其贴近，诸如美联储为何存在、如何运作、格林斯潘如何降息以应付经济低迷等措施背后的经济学道理，等等。由此可见，基础性和实用性是通识教材编写的基本原则，也是通识教材开发的基本着眼点。

　五、强调通识教材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什么是教材？简言之，教材无非是教师旨在使学生实现学习目标，而设想他们的反应，做出应对的情境及其一系列提问和提示。从这个角度看, 编制好教材的第一原则，就是把教学内容上升到“高水准的科学”。作为教材出版者，需要根据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需要，从选题策划开始严把通识教材的编写质量关。在选题确定后，尽可能在全国范围内遴选这一领域的权威人物作为主编组织编写。这些学术权威治学严谨，可以在教材内容的科学性和权威性方面严格把关，编写出质量较高、科学性和权威性较强的通识教材。

　西方大学的通识教材向来注重科学性和权威性，中国港台地区大学通识教材的编写也非常强调科学性和权威性。如香港公开大学的教材由“课程发展小组”来完成“修读单元”（相应于我们的主教材）开发的。小组包括课程编撰、教学设计、学术委员等成员。其中，“课程编撰”是教材的主要撰稿人，一般聘请普通高校的知名专家学者担任。其实，香港公开大学的教师大多具有很高的学识，但校方仍坚持从校外聘请撰稿人，这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校外著名专家一般可以保证教学内容的科学性、权威性和先进性。二是可取精用宏、博采众家之所长。

　六、凸显通识教材的前沿性和开放性

　教材内容更新慢、知识陈旧，尤其是新兴应用学科和理工科通识教材内容不能与时俱进，与国外教材差距加大，是我国通识教材的一大弊病。通识教材应该注意及时地把本学科领域里成熟的新理论、新方法吸收进来，使教材内容紧扣时代，跟上学科发展的步伐。高校通识教材的编写和出版之重点在于高起点规划和编写教材，反映学科前沿，适时修订，适时更新。当然，教材的前沿性需讲究“度”，过于“前沿”的教材，可能很难为学生所理解和接受，并不适合学生阅读；理想的“度”是，距学科前沿不远，能及时地把本学科成熟的新理论、新方法吸收进教材中来。同时，传统教材由于以传授知识为中心，教师总希望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和空间里，传授给学生尽可能多的知识。其实，作为教材，应具有开放性，以留给学生广阔的思维和想象空间，要让他们敢于思考，敢于怀疑，敢于探求未知。因而，通识教材一方面要注意控制知识内容总量，精选学生必需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另一方面要改变传统教材知识过深、过难、偏旧的现象，为学生提供开放性的问题和选择性内容，作为他们拓展探索和个性发展的空间。

　七、注重通识教材的特色和个性

　过去，我国高等教育教材一家独霸的“统编教材”往往包罗万象，缺乏个性，而且压抑了其他同类教材的问世。现在，同一学科版本又过多、过滥，有的公共课、通识课教材版本多达几十种、上百种之多，甚至同一出版社就有雷同的几个版本。这些“一纲多本”的通识教材往往良莠不齐，虽然品种多，但有相当一部分教材并无独到之处，大都沿用某一优秀版本的体系，从体系、内容到语言风格都大同小异，缺乏个性和特色。而在目前，各种信息技术和网络渠道为学生的“自主式”学习创造了有利条件，某一本或几本通识教材不再被视为知识权威的化身，教师也由传授教材知识转向引导和激励学生探寻、发现和创造性应用教材知识，培养学生个体的独立学习和研究的能力。因此，在通识教材的开发中，应强调面向众多既有共同的身心特点，又有不同的人格特性的学生。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具有个性和不可替代性是通识教材的题中之义。这就要求通识教材的内容要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色，有创新和独到之处。

　八、延伸开发——通识教材的数字化、互动化

　麦克卢汉曾说，“媒介即是信息”，意在强调媒介与媒介技术的发展给信息和知识的传递所带来的革命性的变化，给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变革。我们知道，数字教材出版具有很多优点，如节约资金、节省现金，减少超印和报废风险，减少库存费用，缩短重印周期，等等。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网络技术、多媒体教学也普遍应用于我国高校的日常教学活动中。网络教育以及网络技术的使用，需要新型的适合网络传播的数字化教材为之配套，然而目前的数字化教材出版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和信息化时代的需求，出版单位在出版传统纸质通识教材的同时，需建立数字教材书库，配套出版多媒体教材，如ppt课件、电子教材等。

　优秀的通识教材出版者在强调数字化的同时，还注重教材内容的互动性。在新的网络教育和创新教育理念下，学生不再是一个知识系统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一个创造过程的积极参与者。教师也不再是现有知识的传授者, 而是一个研究过程的引导者。相应地，通识教材应从“讲授式”、“灌输式”转为“建构式”和“启发式”。开发教材的目的，不仅让学生学会，还要让学生会学，更要让学生能够创新。因此，通识教材的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性，出版者与教师、学生之间的互动性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1］张汝伦．我国人文教育的现状及出路［N］．文汇报，2005-08-07(6)．
　［2］甘阳．关于“大学通识教育”的探讨［J］．新华文摘，2006(17)．
　［3］黄俊杰．大学通识教育中经典教育的挑战与因应［J］．高教发展与评估，2008（2）：1．
　［4］钟启泉．教材编制的原则及技术过程（二）［J］．上海教育，2001(9)：39．

来源：《大学出版》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