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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走出去”地图－－人文图书走出去的“阿喀琉斯之踵”

记者：陈香

2009-08-20 09:12:40 来源：《中华读书报》2009年8月19日

　编者按：中国图书“走出去”，现在正当时。举凡大国之崛起，绝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国家和民族所持有的文化观、价值观能为世界所认同，成为世界主流价值观。而图书作为中国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尽管“走出去”的征程有尚需“假以时日”的因素，但借鉴成功的经验，探索适当的路径和方法，是事半功倍的。
　遗憾的是，之前媒体的报道，大都将中国图书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走出去”的问题，其实，人文社科、文学、教育、少儿、财经、科技等各类别图书，经验不同，路径不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所以，本报特别策划中国图书“走出去”地图之系列报道，把脉各细分图书“走出去”的现状与问题，以期为中国出版人奉献一份更翔实、更具现实意义和操作价值的中国图书“走出去”的纵横坐标图和线路图。

　最能体现中国文化价值的图书就是人文社科类图书，然而，人文图书要“走出去”，难度要大过其他图书板块。究竟是什么在制约人文社科图书“走出去”，什么是人文图书“走出去”挥之不去的梦魇？
　摊开中国图书“走出去”的地图，可以清晰地看到，代表中国文化象征符号或者元素的图书，如气功、菜谱、中医药等，依然是“走出去”中的基础板块，文学作品，因为满足了“人们对于生活可能性的无差别的想像”，也是一个比较有成效的门类；最近几年，国家有关统计数据显示，自然科学方面，国外表现出了比较多的兴趣，语言类的出版社走出去的品种比较多，而惟独人文社科图书，虽然已经“增大了走出去的趋势”，但是，“人文社科类图书要走出去，难度要大过其他板块”，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副总编辑李昕表示，尤其是人文社科方面的理论著作，“西方国家可能还没有形成多大的兴趣”。
　事实上，最能体现中国文化价值的图书就是人文社科类图书，人文图书的“走出去”可谓是中国图书、甚至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中之重。然而，究竟是什么在制约人文社科图书“走出去”，什么是人文图书“走出去”挥之不去的梦魇？又如何打破此种制约？在出版界“走出去”的强烈愿望的大背景下，出版界一级一级地提出数字要求，其间，在人文社科图书出版领域，又出现了怎样的问题？
　无论如何，中国的人文社科出版人已经进行了种种努力而卓有成效的探索。“走出去”的征程，尽管有尚需“假以时日”的因素，但也有了种种可供借鉴的经验与方法，一句话，“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能力在明显增强”。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如是表示。

　“走出去”路线图
　文化像水，往往是从高处往低处流。虽然，现在的中国在经济上一天比一天强大起来了，但是，“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还不能和西方国家相比。近百年来，西方文化领先一步，我们从西方拿来，到今天，要想彻底改变这个局面，可能还要假以时日”。李昕分析，现在，人文图书的版权输出大多还是在东亚，在中华文化的影响圈里，尤其是在港澳台地区。
　当然，最近两年有些变化，人文社科类图书越来越增大了走出去的趋势。中华书局是做中国传统文化出版物的，这类出版物往往在海外市场上比较吃香，所以，中华书局一直是版权输出大于版权引进。李岩的感受是，“中华书局原来的版权输出更多是限于港台，包括日本，但是这两年韩国购买我们图书版权的特别多，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欧美”。究其原因，李岩认为是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世界加大了认识中国的需求，同时，他敏锐地发现，这几年来，虽然输出的人文社科图书里边还有大量是中国古代内容题材的，但明显地与现实有了某种关联点，比如《狼图腾》，很难说清楚是文学作品还是纪实作品，包括像《于丹〈论语〉心得》，很大程度上是现代文化学者对传统文化的新的解读方式，特别适合年轻读者的需求，是一种普及读本。
　但总体看来，国际市场对中国的人文社科图书比较感兴趣的，大都还是局限在传统文化领域，尤其是还局限在古代的经典作品里。“在海外最广为人知的经典就那么几本，《论语》、《孙子兵法》，有关老子和禅宗的书。”李昕说。李岩的具体感受是，中华书局“走出去”的图书，确实还是中华传统文化内容为主体的，比如正说系列，国史十六讲，关于孙子兵法研究的《兵以诈立》等，“相当长一段时间，可能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对传统文化进行认识、研究的著作更多吧”。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人文社科图书尚缺乏一些最权威、最基础的读物，造成英美主流世界普遍对中国缺乏完整了解”。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提出，我们现在多在阅读引进发达国家的历史文化著作，但是，我们自己的这些图书在国内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培植，“国外人不了解中国，这是最大的问题”。
　同时，贺圣遂提出，人文图书要真正“走出去”，就应该在传统文化之外注重现代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的内容，注重输出对现今中国可以增加了解和认识的东西，输出可以和世界接轨的现代性的图书，“一定要警惕世界把我们看成停止、凝固、不再发展的文化，把现代化的中国仍旧看成是一个奇异的尚未开化的东方神秘国度。”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过程。如果有一天，中国经济继续进一步繁荣发展，成为世界上最有实力的经济强国之一，那么，不仅中华文化对世界的辐射力会进一步加大，世界眼光也会更多地投射到当代中国来。

　试船出海
　三联的人文学术图书“走出去”，首先考虑的还是港澳台地区，其次则是东亚。其实，很多学术著作，三联已经实现了和港澳台地区的同步出版。“现在，三联的一些学术著作，我们做简体字版，他们做繁体字版”。据李昕介绍，现在，三联正在和韩国、日本，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出版社共同组织一套“东亚学术文库”，计划推100种，三种文字同步出版，而促成这件事本身，“也克服了很多困难”。
　但李昕的总体感受是，内地出版社做的宣传和推广不够，国外对我们的了解不够，引进的兴趣就自然提不起来。“国外出版商那种穷追猛打的精神确实是我们所不能及的。我去参加国际书展，或者就是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给国外的一些出版商留下名片，他们就会用E-mail和我保持联系好几年。特别是一些小国家，比如澳大利亚、新西兰，虽然也身在英语世界国家，但本身并不强势，向外推销自己的愿望就特别强烈。”李昕说，其实，中国的地位和这些国家差不多，也是被忽视的群体，但主动性就相差很多。
　中华书局的《于丹〈论语〉心得》已经销往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仅是英文版的首付版税就达10万英镑，是中国图书“走出去”不可多得的成功案例，李岩的深切感受是，国际性的出版传媒机构超强的营销推广能力造就了《心得》“走出去”的神话。
　“《于丹〈论语〉心得》在海外出版过程当中，也有多家海外出版机构代理人上门找我们，经过多番比较，我们选择了麦克米伦公司。”从宣传策划到合同洽谈，双方往复几个月，李岩说，最初他们就感觉这本书会成功，因为麦克米伦公司所表现出的专业。现在，《心得》已经做了将近30个版本，英文版就分为欧洲版、美国本土版、英国本土版，亚洲版又有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版本，每一处都有不同的营销推广方案，和详细系统的跟踪。这些国际传媒巨鳄，甚至在一年以前就开始了市场策划活动，“这在我们是不可想像的”。李岩说，这次合作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经营数据上的意义，“我们现在知道，哪些书应该和哪些机构来做，这对国内很多出版社来说，是个过程”。
　“我们需要对海外的出版机构有所了解，通过他们的传播能力来走出去。”但李岩也同时承认，《心得》成功的原因也在于它在国内的销售狂潮，引起了海外同业的关注，这是一个不可复制的偶然性。
　复旦大学社“走出去”的经验是，“我们凝聚了一批优秀的作者”。目前，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即将在欧洲老牌的学术出版社出版，目前正在翻译过程当中；樊树志的《国史概要》韩文版已经出版；《中国游侠史》已经在日本翻译出版。贺圣遂认为，这些走出去的人文图书，其品质都是一流的，复旦社的学术品牌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且，他想提醒的是，“一定不能忽视中华文化在华人世界的传播。中华文化首先要巩固在中华文化圈的影响力，才能谈跻身世界主流文化。”同时，他真切的感受是，人文学术图书，“请出去才能走成功”。“现在我们急于走进第一世界，但输出和引进都有前提，那就是，你的文化是否优秀。如是，别人就会花力气帮你走出去”。
　其实，中国出版界既懂外语又懂版权的专业出版人才比较缺乏，更缺少专门跑国际图书市场的国际性专业发行人才，尽快培养一支能在国际图书市场上打拼的人才队伍，也是能否“走出去”的关键。同时，国内的出版、发行单位绝大多数是把图书“捎带着”到国际市场上去“碰运气”，而不是从策划、印制、销售等各个环节都全方位地瞄准国际市场。
　现在，很多人文社科类出版社与世界知名出版机构的学习培训机制已经建立起来了，比如，“我们的版权经理到兰登、麦克米伦去学习实践一两个月时间，了解他们的流程和出版模式，同时，适时提供图书信息”，李岩说。他的判断是，未来的“走出去”的趋势可能就是定制产品，对某一类的读者群体的需要，或者根据某一国外出版商的建议，生产和设计产品。对于目前一些“走出去文化投资和运营”的说法，几位出版人的感受是“还是有点远”，因为“走出去”根本的目的还是，“别人对你的东西感兴趣”，否则，就是帮别人运营文化。

　问题与困惑
　现在，新闻出版总署、国新办也有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推广计划，包括在出版上给以便利条件，经济上给以支助，对于学术文化图书“走出去”是有很大帮助的。比如前述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三联版的楼庆西的《中国古建二十讲》，就是得到了对外翻译推广计划的资金支持。“学术文化图书的翻译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事情，要找到合适的人，成本很高，没有资金支持，解决后顾之忧，学术文化类图书走出去不容易。”贺圣遂和李昕感慨。
　贺圣遂表示，政府对人文社科图书“走出去”的支持力度是相当大的，但还是希望，政府能够多做一些国外需求的调研，使“走出去”有更多实际的把握。同时，在支助项目时，如果抓一些典型试点，或者效果会更好。
　现在，国家也在考虑设立文化产业基金，包括一些省份也在设立，要提高海外传播能力，李岩的建议也是，不应该是一种撒胡椒面的做法，还是应该集中对一些重点项目给以强力推动。“现在国家有这样的财力，民间也有这样的游动资本，做这样的投入，假以时日，一定可以推动我们的文化传播。当然，民间资本需要回报，财税管理体制需要有一定的变化，对于捐赠有免税的办法来进行鼓励。”
　对于重大项目的认定，李岩的建议是，国家可以设立专家库，委托专家以投票的方式、匿名评审的方式来确定，“由中介机构和权威人士来确定，这样的做法，其实更具公信力。”同时，李岩发现，通过一种对外宣传的渠道来“走出去”，带有很多官方色彩，在对外宣传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有很大一部分出版物沉淀下来，没有送达到国外读者手中，而是滞留在海外的一些机构里。
　几位出版人一致的意见是，在对外文化交流过程中，政府不一定要冲在最前面，应该多让一些中间组织、文化单位参与其中，还应该推一批在世界上有代表性的文化人物，让文化活动少一点官方色彩，可能往往还会事半功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走出去”工程中，已经出现了急功近利和追求数字趋向的问题。“如果把走出去多少个品种作为一个任务，每年必须要完成的一个数字，一级一级提出要求，那么，下边的一些出版机构、包括出版管理部门就会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出现弄虚作假，或者专门做一些只为卖版权的书，你做我也做，重复出版，降低质量，造成资源的浪费。”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出版人表示。
　李昕翻阅一些走出去的成果图书，他认为，“有些书做得不错，但是，也有很多响应走出去号召的书，没有看出有很高的质量”。
　诚如前述所言，文化是水，“如果通过时间、空间来掌握进度，则必然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贺圣遂如是言道。

来源：《中华读书报》2009年8月19日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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