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如人生。在经历了老、中、青三代学者孜孜不懈的努力之后，中国经济法学理论日渐笃厚与坚定，沉淀的是学者们行稳致远、经世致用的原理与基础。《经济法哲学贯通论》（张世明、王济东 著）一书即致力于“用经济法理念审视具体制度，并从制度本身中提炼出思想”，以求经济法研究能够正本清源，汇集和传递了中国当代经济法理论问题的阐释、论证、演绎与发展。

　　对经济法基础理论需要坚守与重视，也需要传承与创新。任何理论源远流长的发展都在自我扬弃中螺旋式攀升，经济法理论也不例外。法是上层建筑，反映经济的变化和要求。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本身就是充满着哲学意味和遵循哲学规律的过程。刘文华在改革开放后开创经济法学科时提出了“结合论”“纵横统一论”“分合论”“社会基本矛盾论”“责权利效相结合”等理论，认为经济法是平衡协调法、公私结合法、社会责任本位法。如今，这些经济法理论得到逐步丰富、发展并在实践推进中不断加以印证。无论是在规划法、财政法领域还是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领域，中国经济法学者都开始向纵深层次发掘，并在国内外理论发展的借鉴与交流中逐步迭代、传承和完善。

　　对学术的追求是艰难的，艰难之处在于对哲学思维的高层穿梭，对逻辑推演的自由运用，对知识统合的匠心淬炼，对理论传承的开拓创新。正是因为这份艰难，大多数学者们以功利之心追求实用性具体制度的研究，而不愿意知难而进探寻学科基础理论。本书的作者一直都主张从原点性问题入手研究以期产生较长的学术传导链条。经济法哲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唯有基础理论清晰，方可解开诸多争论之谜。制度的构建毕竟不是平地起高楼，而是有着坚实的理论之基、实践之源，在不断深入挖掘经济法学哲学规律中逐渐绵延生长，以经验为圭臬，以哲学为指导，否则将基础不牢而地动山摇。正如本书所言，一切规则最终上升为哲学的高度，外在的规则是内在哲学思维的逻辑体现。“为道是为学的根本宗旨，为学是为道的方法，是为了最终解道。法学最宝贵的菁华在于独立而深刻的思想”。德国法学的发达主要缘于其深厚的哲学基础。我国经济法的研究若没有哲学层面的反思，势必缺乏逻辑的前提和落脚点，后续的思考将无法绵延传递且容易误入歧途。

　　以竞争法为例，如本书所言，经济法基础理论被悬隔不顾之后，竞争法研究偏安于具体制度的研究，但实际上“为学日进，为道日损”，甚则对制度本身的精义未能真切体认，只能一味地尾随法律经济学亦步亦趋，迷失了竞争法自身的本性。依赖于竞争法的制度保护，反垄断法既保护市场参与者和不被扭曲的竞争经济中的整体利益，也保护在竞争过程中个体行为和决策自由。“反垄断法上的自由竞争制度保护的正义基础已非私益，而直接是公共利益”。虽然在反垄断法在其产生、演变、发展的过程中被赋予多重价值目标，而正是由于反垄断法目标的多元化而无法偏其一项，其所保护的利益实际上且只能以整体利益的形态存在。

　　我们常说的“制度虚置”，并非只是人们对规范的不认同和不遵循，而本质上是制度的不成功或未形成。法治并非“规范论的法治主义”引导下的大规模造法所能济事。我们虽然强调“有法可依”，但“有法不依”“有法律而无秩序”的情形比比皆是。尤其是当前各种立法层出不穷之时，人们的视野目不暇接各种新法的颁布，但更应该看到，真正的法治是制度之治。“即在现存的事实性情势中，该项新的规范是否会产生一种使不同行动和谐共存的秩序”。制度是进化理性主义和建构理性主义的结合，“包括象征系统、认知模式和道德模板等为人类行动提供指导的‘意义框架’，强调制度对个体行为影响的认知图式，强调制度与个体行动之间的高度互动和同构性特征”,不是颁布形式上的规范就大功告成。唯有制度的真正形成才能让规范相互因应，对权益全然保护。康德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哈耶克也反对理性的滥用。如书中所言，“理性建构设计应该承认演化的序贯性质，应该是在尊重历史前提下的创新”。我们进行法律制定时，难点即在于此。

　　其实，哲学思维的运用，不仅在指导经济法学的研究，其本身也在指导着个人生活以及工作的方方面面。古往今来，集大成者，无非有大才，亦必有韧志。若纠结于鸡毛蒜皮的小格局，眼界没有放之四海而抉择，自然会有嗣后的苦恼与困惑。若有哲学高度的原则性指导，目力所及之处皆有轻重之别、辩证之理、责任之分。“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即此之谓也。历史长河之一隅，无论是学术研究抑或者人生抉择，应皆可平和应对，尽量避免失误且无后悔之说。这也是本书给人的一点启发。



    来源：中华读书报2020年04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