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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读写思：语文教育的根本任务

张盛彬

2002-12-18 15:29:10 来源：

　拜读蔡可先生《“语文教育”与“文学教育”——冯钟芸先生访谈》（《中华读书报》“文史天地”，2002年11月20日），勾起我探讨语文教育的兴趣。

　1950年，我开始当小学教师，教的是一年级语文。在45年的教师生涯中，初中、高中的语文、中文专科、本科的文学概论、写作、逻辑都教过。往下没有教过幼儿园，再上没有带过研究生。在中文系工作时，曾出席过语文教学的讨论会，曾将购得的魏书生、于漪等特级教师的教学录像带，放给本市语文教师看。虽然退休多年，对在中小学读书的孙子的语文学习，自然关心。多年的思考积累，愿借冯先生的东风，和盘托出。

　说简单，语文，人类口头的“语”，书面的“文”而已。语文教育，就是帮助学生尽快、尽好地掌握语文这人类听、说、读、写、思的工具，交际与交流的工具。掌握好这工具才能为中小学生以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一辈子都有用。同一班级的学生，若干年后，各行各业都会有，他们都受惠于语文。语文课在中小学中，是第一门课，语文的基本属性是工具性。

　说复杂，人类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语”和“文”：语文与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文、史、哲、法、经、教、天、地、生、数、理、化各门科学，诗歌、小说、剧本、散文、戏剧、音乐、舞蹈、影视各类文艺，领袖、官员、商贩、教徒、以及妓女、骗子、盗匪、战犯各色人等，都有联系。语文是人类间的第一黏合剂。语文课对中小学生性格、情操、品德、习惯的形成作用，在任何课之上。故语文又有人文性。

　工具性与人文性相较，工具性是基本的，语文这工具掌握得不好，人文性的理想目标难于实现；人文性对工具性有导引作用，否则，大份量的语文作业，会戕害学生的身心健康。如果说工具性是雪中送炭，人文性就是锦上添花了。

　从工具性说，语文教育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了解、理解字、词、句、篇的知识，提高听、说、读、写、思的能力，为学生的未来发展奠定基础。“听”与“读”是信息的输入、接受，面对同样的信息源，接受到信息，自然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但因听与读的知识与能力的差距，会有多少不同的差距，甚至会有误解、曲解。“说”与“写”是信息的输出、表达，说不清，写不明，“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词不达意”、“意不尽言”，是会误事的。“思”是思维，是信息输入、输出间的枢纽。听或读、说或写的都是思维成品，忽视思维过程，涉及思维创新问题，故需要加入。教学生善于思考，才是语文这工具最高目标。

　思维过程有两种：再现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再现性思维是接受到的信息的再现，大脑利用的仅是记忆、存储功能，如商店的仓库，输出时不变质就不错了。创造性思维是存储的信息根据需要（问题）的新加工，或言人未言，或解决难题。后者是人类文化发展、经济繁荣、人类进步的原动力。从邓小平同志倡导的解放思想，到江泽民同志倡导的创造思维，其远见正在此。

　创造性思维的形成，有三个阶段：记性、悟性与灵性。记性即记忆，是信息的存储问题，这是创造的基础，后人只能站在前人肩上，还要勤于实践，善于观察，厚积才能薄发；悟性是知识的理解问题。积累的信息多了，要有序存储，序就是信息间的上、下、左、右、前、后的关系问题。接受了新知，要能在知识坐标中正确定位。关系不明，轻则信息的提取不便，重时会错用，出现所谓“硬伤”。信息存储多了，在各种信息间会有不同说法，在知识与现实间会有差距，也就是会有矛盾，“矛盾就是问题”（毛泽东）。有问题不可回避，要积极思考，寻求自己的答案，想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才是创造性思维，言人未言，行人未行。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开发学生智力”问题，正是为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而提出的任务。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是所有课程的任务，语文课的任务尤重。

　说到语文教育，涉及教育思想、教材、教师诸方面问题。

　语文教育思想的正确确定与推行，是教育行政领导，校长以及语文教师的问题，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适当的。工具性当然要肯定，但大量的作业，无穷的考试，使学生穷于应付，死记硬背，有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甚至产生畏惧语文学习的心理，更不利智力的开发。人文性的提出，正是为了纠工具性之偏差。人文性的精髓，在必须把学生看成是正在成长的人、国家民族的未来希望。中小学教师传授的知识，是定型的基础知识，教师的任务只是正确传授。因此教师的思维，基本是再现性思维。教师对创造性思维不甚了解，是难于完成开发学生智力的任务的。学生作业负担过重之弊，与此有关。

　教材是全局性问题，如何体现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确实不易。古人的语文教材除了启蒙的三字经、百家姓，主要是四书五经。废私塾兴学校后，语文课本改为白话文，我启蒙的课本第一课就是“小狗叫，小猫跳。小猫叫，小狗跑。”古人小时背诵四书五经，虽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但终身受益，做官要考八股，治学讲注疏、训诂，小时的学与未来的用是有机统一的。白话课本打破了这千年的统一。白话文课文是单纯的字词句训练，达不到古人的目的，这是一个值得思考，难于解决的难题。

　教材的另一个难题，是如何处理文学与语文的关系。在解放初，文学因政治的原因，地位显赫，那是不正常的。文学的现在衰落是必然的。语言与文学分编教材与此背景不无关系。冯先生现在的理想还是分家，她说：“文学与语言混在一起讲，容易两败俱伤。”语文如偏重文学，“俱伤”的岂不更多了吗？爱好语文的人，大多始于对文学课文的偏爱。文学的形象性也容易被青少年接受。一定的文学修养也是各种人才的需要。但在“科教兴国”的今天，语文课必须考虑中青年的全面发展需要。冯先生也明白：“现在回到语言、文学分科已经不可能了”。

　语文课本原名“国文”，是著名语文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在1947年建议改为“语文“的。他对“语文”的解释是，口头为语，书面为文。语文教育要并重。这是针对语文教育重“文”轻“语”的偏颇提出来的。语文的“文”不是文学，也不是文字，而是文章。文章的基本类型是记叙文、说明文、说理文、抒情文。学生了解与掌握这些文体，是必要的。当年的“文学”课本也包括说明文、说理文的，不过分量不多而已。爱好文学的人，大多始于对文学课文的偏爱。至于具体选哪些文章，如何编排，见仁见智了。

　教师是语文教育思想的执行者，教师的素质，包括语文知识水平、口才、创新意识、教学方法、师德等方面。好的语文教师，要口齿清晰，知识扎实，讲授少而精，作业量与质适当，善于启发诱导，师生关系融洽。其理想效果是，学生学习语文有浓厚兴趣。

来源：中华读书报2002.12.18

本版责编：孟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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