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审美文化史》，邹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由邹华先生主编的《北京审美文化史》（本书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北京审美文化研究”成果），首次全面地描述了自远古至清代北京地区的审美文化现象和特有的审美观念生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于中华文明的一大中心区域北京的文化史、艺术史以及美学思想史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也为深入阐释北京文化的基本特征提供了审美视野的论据。

　　●提出北京地区古代审美文化发展“三边构架”和“三点轮动”的创新性观点

　　《北京审美文化史》以北京地区古代审美文化发展“三边构架”和“三点轮动”的观点贯穿全书，这是作者吸收了包括考古学在内的学术界最新成果而提出的创新性理论。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考古学提出了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这一理论的精华在于揭示出中国各地古文化既有各自的发展序列、特点，发展水平又大致同步，并在相互频繁交流中汇聚，成为中华文化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原动力和主要导向。其中以彩陶、尖底瓶-鬲为主要考古文化特征、以粟作农业为主要经济活动的中原文化区，以鼎为主要考古文化特征、以稻作农业为主要经济活动的东南沿海及南方文化区，以筒形陶罐为主要考古文化特征、以采集、渔猎为主要经济活动的东北文化区这三个大区从史前到秦统一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历史作用最大，这三大区的文化交汇也最为频繁。

　　《北京审美文化史》提出，北京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是这三大文化区交汇的中心和重心，从考古学上看是有所依据的。这尤其表现在距今五千年前后这一阶段。这一时期，北京地区分布有属于东北文化区的红山文化和与红山文化有关的史前文化，此后的昌平雪山一期文化具有被称为后红山文化的小河沿文化特征。小河沿文化曾受到来自东南沿海地区史前文化的强烈影响，出现了具山东大汶口文化因素的镂孔豆和高领壶以及项环和臂环等装饰品代表的习俗，又有由燕山南北地区南下的趋势。

　　●描绘出距今五千年前后中华大地南北之间和东西之间的两幅文化交汇图

　　作者根据以上北京及邻近地区的考古实证，描绘出距今五千年前后中华大地南北之间和东西之间的两幅文化交汇图。南北之间的交汇图为：源于关中盆地的仰韶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成熟型玫瑰花图案彩陶盆为主要特征的庙底沟类型，与源于辽西走廊遍及燕山以北西辽河和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龙形（包括鳞纹）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的红山后类型。这两个出自母体文化而比其他支系有更强生命力的优生支系，一南一北各自向外延伸到更广、更远的扩散面。它们终于在永定河流域及其支流的桑干河流域相遇，然后在辽西大凌河上游重合，产生了以龙纹和花结合的图案彩陶和“坛庙冢”三位一体为主要特征的新的文化群体。东西之间的交汇图为：山东以泰山为中心分布的大汶口文化先向西挺进中原，出现以东方发达的鼎、豆、壶类替代仰韶文化彩陶器的趋势，接着又沿渤海湾向北方延伸，在燕山以北继红山文化之后生成了小河沿文化，小河沿文化向南推进的势头甚至超过红山文化，不仅有燕山南麓的北京雪山一期和河北阳原姜家梁等同类文化遗存，而且向南跨入华北平原南部和山西汾水流域。被学者普遍视为尧都的山西省襄汾陶寺遗址，就包含了不少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因素。

　　在这两幅文化交汇图中，前述三大文化区的诸考古学文化如燕山南北地区的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东南沿海的大汶口文化，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先后扮演了交汇的主要角色，而北京地区所在的永定河及其上游的桑干河流域先是南北交汇的对接点，接着又是受东方强烈影响的小河沿文化由东到北再向南移动的重要通道。

　　●从审美文化的角度对考古与古史传说结合的角度提出，三大族团向北京地区的集中，实际上就是三大文化在北京地区的交汇

　　这两幅文化交汇图极为重要，因为这使我们联想到文献记载五帝时代诸主要人物的活动轨迹，这就是《史记·五帝本纪》所记黄帝与炎帝、蚩尤的“涿鹿之战”和“阪泉之战”。这两次战争是包括北京地区在内的永定河及其上游桑干河流域作为三大文化区交汇地带的真实写照。表明在这一维系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重大事件发生和演变过程中，北京及邻近地区是一个重要舞台。

　　本书从审美文化的角度对考古与古史传说结合的这一成果加以深化，认为这三大族团向北京地区的集中，实际上就是三大文化在北京地区的交汇；就审美文化而言，也就是山野玫瑰、太阳飞鸟和石玉群龙为标志的三大文化的审美取向、审美底蕴和潜质在这里的碰撞与融合。

　　山野玫瑰是中原仰韶文化彩陶的主体图案,太阳飞鸟一般被视为东方的主要崇拜物,而石玉群龙则是燕山南北地区红山文化的文化创新。联系到这三大区考古文化特征和经济类型的差异及相互密切关系，展现出距今五千年前后是一个各区域诸考古文化以个性得以充分发展为主又频繁交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文化不断组合与重组的时代，最终导致由四周向中原汇聚走向最初文化共同体的过程。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从考古材料揭示出的与民族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的文化因素，不是物质生产方面的，而都与精神领域有关，凸显出中国文化与文明起源发展有着自己的道路和自身的特点，即视精神文化重于物质的历史观和价值观。这是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我国审美文化的观念起点。郭大顺（作者为辽宁省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来源：《北京日报》2013-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