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史》， (英)约翰·基根，张质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定价： 7 2 . 0 0元

　　作者以中文世界罕见的深度详述了一战的进程，对交战各方的总体战略、重大战役的战术方针、战争领袖的才干与局限、军事技术的发展、偶然因素的作用等等，均进行了令人叹服的介绍与分析。
  
    1914年夏天的欧洲享有一种和平的丰饶，它深深地依赖于国际汇兑和合作，以致相信不可能出现一场大规模的战争的观点成为共识。1910年，一本分析普遍的国际经济依赖的著作《大幻想》畅销各地。作者诺曼·安吉尔论证：所有有识之士都认识到，战争将导致国际信贷的中断，这要么会阻止战争的爆发，要么会使它提前结束。这引起了那个年代工商业社会的热烈共鸣。

    1873年奥地利银行业的一次失败引发了20年的萧条，但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因为原材料以及工业产品价格的下降，这一萧条已经结束，工业生产再次开始扩张：新种类的产品———电器、化工染料、内燃机交通工具———诱惑着消费者；新的廉价原材料来源被发现；南非发现了新的贵金属矿藏，这滋养了信贷的发展。 1880~1910年间，有2600万人离开欧洲前往美洲和澳大利亚，移民增加了那里的产品需求；在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帝国的巨大扩张，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把数以百万计的居民作为原材料的供应者和制成品的消费者卷入国际市场。

    交通业出现二次革命，1893年，蒸汽船的载重量首次超过帆船，极大地加速和扩大了越洋贸易的运转；而东欧和俄国铁路网的扩展，使这片盛产谷物、矿产、石油和木材的地区加入国际经济的整体中。

    毫不令人惊讶，到世纪之初，银行业者的信心恢复，以黄金为基础的资本自由流动，大部分在20世纪前十年中以每年 350万英镑的速度从欧洲流向美洲和亚洲，而且海外投资的收益成为英国、法国、德国、荷兰和比利时的个人和法人收入的重要元素；欧洲最小国家之一的比利时在1914年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这要归因于它很早就经历了工业革命，但也是因为银行、贸易商行和工业企业的活跃。另外，劳工的处境同样也得到慈善关怀。在一个大规模移民的时代，对于那些试图在遥远的土地上建立新生活的人们，政府既无能力也没有意愿管理他们的福利事业。然而，试图限制工作时长和禁止雇佣童工的冲动却对19世纪许多欧洲国家的国内立法发生了重大影响。

    然而，19世纪的欧洲并未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或外交调节创造出切实有效的工具。拿破仑无意之中缔造的“欧洲协调”已经烟消云散；以对抗革命为目的的三帝同盟也是如此。

    说1914年的欧洲大陆弥漫着赤裸裸的民族主义已是老生常谈：但事实确实是这样。天主教会久已丧失了泛欧洲的权威性；世俗的泛基督教主义在1804年随着神圣罗马帝国一起崩溃。人们试图通过制定一部国际法来弥补缺失。但在它的最主要原则中保留了一种软弱的观念，即除自身利益外，每个国家的主权事实上不受任何束缚。这种观念确立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唯一各国同意对依照自身利益行事加以限制的区域不在陆地上，而在海洋中。1856年，列强在巴黎达成协议，海洋的中立性得到尊重，而在那里的私人武装活动被视为非法。

    1899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决定召开国际会议，目的不仅在于加强对军备的限制，而且试图建立国际法庭，以仲裁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这成为一项创举。

    沙皇警告说，“不断加速的军备竞赛，正在把武装的和平转变为把所有民族压垮的负担，而且，如果继续下去，将导致它所试图避免的巨大灾难”，这种军备竞赛意味着建立更庞大的军队、建造更凶猛的火炮和更巨大的战舰。沙皇的警告引发了人们的共鸣。多少是因为顺从这种民意，1899年的海牙会议达成共识，限制军备，尤其是禁止空中轰炸，并且建立国际法庭。本文摘自《一战史》  



　　来源：新华书目报  2014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