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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际接轨以及在内部对话

陈嘉映

2003-04-22 10:35:27 来源：

　中西方文化比较，是个不好谈的话题。一个原因是，中国又大又久长又复杂，西方更是包括好多国家好多时代，单说西方东方，难免过度概括。一个原因是共时和历时混在一起，很难把西方性和现代性摘清楚。还有一个原因是文化强势和文化弱势之间的对话难免好多情绪上的杂拌，西方人一不小心，就要被人指责为西方中心主义，说起话来难免左顾右盼，甚至不得不虚伪，中国人十分警惕，浑身的毛都竖着。占了上风的人和落了下风的人之间，说是探讨理论，倒经常更像贸易谈判，一方坚持价码，一方考虑是否多让一步。中国人普遍关注东西比较已经一百多年了，具有哲学深度的文章寥寥，汀阳这一篇，是我近年来读到的最好的一篇。文章不很长，但相当系统，很多问题都说到了点子上。再说一个不是不重要的特点，文中很少出现当代文化评论所用的那些古怪概念，思想的深度不靠那些东西装扮。很多精当的议论，无须再多作什么解释，我倒更想把许多段落引用一遍，可这有悖于节省纸张保护环境的原则。我只谈几点，不过是些杂乱感想，没什么主题，各段之间也不一定有什么联系，因此也够不上对话，虽然我相信这篇论文筑起了适合开展一场真正对话的平台。

　我觉得汀阳这篇文章最核心的概念是解释/被解释对象。世界学术著作中的中国思想总是属于被解释的概念而不是用来解释的概念，非西方的思想无论被说得怎么好，它都主要是被研究的对象，是被对象化的东西，而不是正在被用来进行思考的活话语。所以汀阳主张的与西方的对话，主要不在于拿出自己的好东西来让人家看，让人家欣赏。我们不能总是仅仅向西方讲解“有地方特色的”中国传统哲学，而是要推出关于人类共同永恒问题或人类当下共同问题的中国方案，使中国哲学成为参加讨论哲学各种重要问题的一种必须被考虑的思路。

　这就说到我对“中国哲学”的理解了。现在多半把“中国哲学”理解为与别的哲学有别的一套课题，那它就是个专名，和“德国哲学”之类不是并列的概念。想一想德国哲学是什么意思。德国哲学不是说它讨论的是唯德国人特别关心的概念，它主要倒是在讨论法国人、中国人都关心的概念，它之所以仍然是德国哲学而不是法国哲学，是因为它借助了德语、德国思想传统和文化传统的力量，而这种“借助”是刻意为之还是不刻意为之，基本上无关紧要，刻意弘扬主要是文化部的工作，学者面对问题，努力解答，如果你的关怀是生长出来的，生长这种关怀的土壤自然会给它力量，不论你长成的是花是草是树。如果汉语、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思想在你解答这些疑惑的时候起到了作用，自然就有一种中国哲学。我们不必关心自己研究的问题是否具有普遍性，不必关心自己的思路是否具有普遍性，我们只须关心我们的思想是否正确、有效、有意义、有生命力，有生命力的东西自己会往普遍处生长。我们老说西方人把自己的观念当作普世有效的，那是它具有更强的生命力，是它仍然在活生生地言说。正在言说的语言就是普遍的语言。

　西方知识被假定为“普遍的”并通过霸权成为普遍流通的知识。既然西方话语已经成为普遍流通的话语，我觉得就没必要再说它是“假定为”普遍的话语。它就是普遍的话语，正在用来解释的话语就是普遍的话语。这一点，我觉得文中引用朱苏力的一段话说得很真率：“在借鉴了外来知识之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或之后，世界也许会发问，以理论、思想和学术表现出来的对于世界的解说，什么是你——中国——的贡献？”别拿出孔子、庄子来充数。我们自己都不再用孔子和庄子的概念说话。别把资源和成品混为一谈。

　此外，我虽然很承认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优势在推行一种话语时至关重要，但西方话语是通过霸权成为普遍流通的这个说法我仍然觉得欠妥。话语并不完全依赖于政治权力等等，话语本身也有优劣之分。大概也因此，我注意文化强势过于注重文化霸权。诺贝尔委员会评出一部中国小说，我想他们没有称王称霸的意思，可几个不懂汉语的人对中文小说诗歌的评价让中国人狂喜或怒气冲天，那是西方文化的强势所然。在观念上反对霸权容易，承认别人的优势，同时从容不迫做自己的事情要难得多。在战场上商场上常有间不容发必须当机立断的情势，在思想上学术上从没有这样的时候。说到从容不迫，我有个想法，大概和汀阳不尽相同，我觉得不必急着和国际接轨，不必去找西方人对话，安心在汉语思想内部对话就很好。在实业领域，骗自己人容易骗外国人难，在文科各领域，骗外国人容易，骗自己人难。

　我们为什么不全盘接受西方思想体系，非要加点自己的东西上去？我想把汀阳的回答分成三点。1，身为中国人，想作出点特殊的贡献是个自然的愿望。2，丰富性本来就是思想的天然趋向。问题从来不是我们要丰富多彩干吗，而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变得更丰富多彩。3，现代世界主要是西方冲动造就的，但不是西方人设计出来的，现代世界的问题不是西方人的问题，是大家伙儿的问题，需要大家伙儿献计献策来解决。

　把中国的概念解释/翻译为西方体系里的“对应的”概念，或者，把西方概念解释/翻译为中国的“对应的”概念，而事实上那种对应性是非常勉强的。我们不把西方概念解释/翻译为中国的“对应的”概念，又该怎么办呢？完全用英文来讨论问题吗？我觉得汀阳对问题的提法以及以下大段对直译/意译的议论都显得功夫不深，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between-two-persons就是“仁”的直译，在我看，把一个单字译成一个短语就不直。而且，汀阳提倡的几个译法都没有体现他所理解的“仁这种关系是等级关系”。关键词的“历史环境”大半不能靠译名的选择来传达。

　 “语言问题典型地表现了交往问题的悖论性质：总有某些东西是交往所必需的，但它同时又是对交往的损害”（汀阳）。在概念、观念的交往上这都是头等重要的困难，而语言问题最直接地表现出这个困难。汀阳没有提供解决困难的方案，我也不相信有通盘解决这个困难的方案。天下本来就有很多难事，只能到不得不应付时应付一下。我个人的基本想法则很简单。哲学若要有一种中国表述，它就一定是用汉语来表述的，哲学若是一场对话，哲学的中国表述就首先依赖于中国人之间用汉语对话，要用汉语进行哲学对话，就必须形成能够进行哲学对话的汉语，换言之，必须形成能够在哲学层面上谈论我们大家所关心的问题的方式。这项工作看似那么想当然，却很少受到重视。多数学者偏重于解释西方概念的中文译名及其原文词的概念内涵而不是解说汉语关键词的概念内涵，偏重于解释古代思想家所使用的概念而不是解说今天人们所使用着的各种重要概念的内涵。在提倡有活力的哲学思考的时候，不少人又过于强调哲学的通俗化而不是强调使通俗的东西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成形，然而，群众喜闻乐见并不足以造就一种强有力的文化形态。更有一种等而下之的做法，就是用好多几乎完全没有汉语内涵的新语词来写作。这些古怪语词淹没了一大批评论电影、小说、文化、社会的文章，它们出现的频率几乎成了衡量文章具有多少理论性的主要标准。物理学有权大量使用常人无法理解的语词，物理学的真理性是由客观事物来衡量的，人文思考在这一点上完全不同。人们争论学术规范化，争论应该通俗还是应该学院，争论应该民间写作还是知识分子写作，争论虽然热闹，却没留下什么成果，据我看，主要是没有在争论中逐渐抓住实质性的问题。

　汀阳在列举中西对话的困难之际，似乎漏过了政府的负面影响。现在对自由思想的压迫比从前少多了，还有很多禁令，可能也不适宜在这里多谈。但我觉得至少可以谈一谈学术的政策导向给学术带来的危害。政府要和国际接轨，要创建世界一流的大学，要拿出外国人看得上的成果，一则政府不懂得思想观念方面的探索是怎么回事，完全依照物理科学的路子来制定政策，二则相对于思想观念的发展，政府总是太过急于求成。我刚才说到从容不迫，其中一个意思就是少理睬各种政策，认认真真做自己的事情，只有形成一个民间的学术界，中国才有学术界。

　“人文知识寻找的首先不是真理，而是互相有好处的观念，即互惠知识”（汀阳）。在这里以及其他很多地方，汀阳沿用了把观念叫“知识”的哲学家习惯，也像那些哲学家一样搅不清真理和有用。观念通常不是知识，观念主要不在于真假，而在于有用没用、有效无效、意义丰富或没多大意义，知识则在于真假。

摘自《论证2》

来源：广西师大出版社

本版责编：孟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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