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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文学理论研究及教学体系的若干问题

——评葛红兵《文学概论通用教程》

2003-05-26 10:07:51 来源：

张永禄龚举善（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湖北丹江口 442700）

　摘要：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教材建设走过了百年的风雨历程，其间大体可以划分为发生期、仿苏期和自主期。文章在各期的比较中初步勾勒了我国文学理论艰辛而辉煌的前行路线，特别以新生代学人葛红兵的新著《文学概论通用教程》为视点，较为全面地归纳了该著的若干特点。进而认为，该著独特的建构方式与鲜明的学术个性，可能预示着我国文学理论尤其是教材建设向个性化转向的可能性。

《文学概论通用教程》，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第2版，定价：25元
ISBN 7-81058-455-3/G·157

　中国现代文艺学的学科建制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几乎同时浮出历史地表。与此相应，我国大学文学理论教材建设也走过了百年的风雨历程。回顾这段并不算长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20世纪初至40年代初为发生期。至少，自1918年北京大学开设文艺学课程开始，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艺学就已经开始萌生了。从20年代起，文学理论类教材便陆续面世。其中，潘梓年、马仲殊、赵景深分别写出了自己的《文学概论》，夏沔尊的《文艺论ABC》、蔡仪的《新艺术论》、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和巴人的《文学初步》等均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不必讳言，旧中国的文艺学教材内容相对单薄，缺乏严密的体系性，也远未成为大学的统设课程。因此，很多认识和提法距今甚远。

　40年代初至70年代为仿苏期。早在延安时期，以马列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前苏联文艺理论思维就已经成为中国革命文艺的写作指南，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是此种“指南”中国化的结晶。50年代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主流，作为重要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理论也基本上唯前苏联文艺理论是瞻。其时，大学文科教学基本上采用前苏联维诺格拉多夫的《新文学教程》、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等教材模式。受当时唯政治主义思潮的影响，上述教材将文学这种特殊而复杂的精神活动作为一般意识形态的形象例证，过多地关注文学外部规律的梳理，比较忽视文学内部规律的探讨，因而机械认识论和庸俗社会学的痕迹十分明显。当然，50年代中后期也曾尝试确立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独立品格，山东大学中文系编写的《文艺学新论》便不失示范价值。从60年代开始，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和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先后成为主导教材。它们虽然吸收了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的有益成果，注意了文学的特殊性及内在规律性，但根本上还是延续着前苏联文学理论的基本路线。

　80年代至20世纪末为自主期。80年代初期，受改革开放语境的规定，出现了几本颇有新意的教材。首先要提到的是十四院校组编的《文学理论基础》。期间也出现过其他别有特色的教材，但整体上看仍然沿用着哲学认识论的建构方法，相对忽视对于美学、心理学、语言学乃至文化学和人类学等学科视野的借鉴；内容上偏重于对文学现象作一般社会本质和规律的揭示，一定程度上漠视了对于文学主体性和本体性的解剖；方法上仍采用静止的、单向的、线型的、非此即彼的绝对化思维模式，缺乏动态的、开放的、多元的、亦此亦彼的系统考察；结构框架也比较凝固，几乎清一色地套用本质论、作品论、创作论、鉴赏论和发展论五大“块板结构”；言说方式也多是“观点＋例子”的单向演绎。其结果，回避了当下的文学及其理论热点，并直接导致了例子陈旧，说理枯燥。这种局面和新时期文学创作的繁荣及文学理论批评的兴旺是很不协调的，与西方文学理论百花竞放的态势也形成鲜明反差。

　80年代中后期，受第三次西化浪潮的驱动，我们的文学理论工作者和文学理论教师在反思，在探索，力求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产生了一批骄人的成果。出版了诸如钱中文等《文学原理》、畅广元主编《文艺学导论》、吴中杰著《文艺学导论》、顾祖钊著《文学原理新释》等具有特色的教材。其中，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王先霈主编的文艺学系列教材和董学文与张永刚合著的《文学原理》影响最大。

　1992年，童庆炳的《文学理论教程》面世，立即引起学界关注，被教育部列为面向21世纪教材，同行专家称之为“换代教材”。这标志着我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告别了“仿苏”与“朝西”时期，开始走进自觉自主时期。受童编教材的启发，我国相关高校的文学理论版本掀起了“换代热”。

　“换代”的共同指向是，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重新挖掘、整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资源，并对西方20世纪以来的文艺理论思想进行实事求是的鉴别和筛选，尽量吸收其有价值的成分，以便纳入到新的理论体系中来。同时，新时期文艺理论的弄潮者们十分注重对于当下文学活动的现场分析，新人耳目。当然，除上述经典或亚经典理论文本外，世纪末的“换代教材”也有明显缺陷，如体系过于庞杂，系统的有机性不强，对西方理论的引进比较生硬，中西文论对比意识不明显，甚至不同的文艺理论教材之间不乏重复现象。

　到了世纪之交，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彰显，文学理论的发展出现若干新的趋势，我国的文学理论教学与教材建设又一次面临新的挑战。为回应新的挑战，一批跨世纪的具有学术个性的文学理论教材诞生了。其典型代表是由华中师范大学王先霈主编的文艺学系列教材和北京大学的董学文、张永刚合撰的《文学原理》。两部教材虽各有千秋，但都开启了打破传统模式、确立新型规范的新生面。王编系列教材由《文学文本解读》、《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原理》三部分构成，并以必修基础课的方式分设于大学一、二、三年级。总主编王先霈解释说，文学文本解读课程的主要目标是通过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文学文本细读，激发学习主体对于文学的兴趣，帮助他们树立正当的审美趣味，初步培养学生的阅读眼光；文学理论课程旨在使学生对文学的特征和功能，对文学的创作、传播、接受和发展的规律，对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作为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的性质等有较为全面和系统的了解；文学批评课程着重介绍20世纪批评学派各自的基本思路与方法，着眼于培养学生主体观察运动中的文学现象的习惯和对之做出反应的能力,培养他们参与文学评论活动的实践能力。三门课程各有分工，互相衔接，互为补充，构成一个由具体的文学文本、文学感受出发，上升到抽象和一般的理论，然后再进入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操作的相对完整的文艺学基础课程的教学程序。这种富有创意的拓进，无疑促成了“北童南王”局面的形成。

　董编教材是中国文学理论迈入21世纪门槛的显著路标。在“让文学原理真正成为文学原理”的宏旨下，本着问题意识和推进心态，用实证性的研究方法，对概念、范畴进行明晰的重新界定，注重文学理论中元理论的建构，并不失阐释的有机性、关联性和逻辑层递性。可以认为，《文学原理》不仅体现了理论反思的自觉性，而且因其概念基本而纯粹以及个性化理论话语的展开而别具魅力。

　上述诸种教材共同的缺憾是没有把“文学史理论”纳入到文学理论体系中来，缺了这一块，我们的文学理论就是不完整的。葛红兵新著《文学概论通用教程》的出版，在上述几家文学理论教材之外开辟了文学理论教学新思路，他试图建立一种以相对主义为逻辑起点，以个体本位为核心对象，充分尊重个人化的审美经验，旨在培育文学信念的“大文学理论”观念，同时他第一次把“文学史理论”引入到文学理论教学体系中，解决了大学中文系教学专业主干课程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但是文学理论却不研究文学史理论的缺憾。

　葛红兵是近年涌现出来的集文论研究、文艺批评及创作和大学教授于一体的学术工作者。他是文学史学研究专家，出版了中国第一本《文学史学》[2]，后又出版了文学史学第二期研究成果《文学史形态学》[3]，这两部著作在我国文学理论研究方面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葛红兵还是新生代批评家、学者型作家，近几年笔耕不辍，出版小说、随笔集7种。作为教师，他尤为从容自如，长期在大学讲坛上教授文学史和文学理论诸课程，他的博学、睿智、机敏和风趣始终受到学子们的欢迎，严格说来，《文学概论通用教程》是他与学子们课内课外交流与共鸣的结果。历史地看，专事文学理论研究的专家、文艺批评家、作家、从事文学理论教学的教师，身份不同，各自撰写的文学理论著作，其风格也不同。对于专事文学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来说，他们有理论上的优势。雄阔的学术视野，丰厚的资源储备，严密的逻辑思维和相对熟练的书写路径，显然有助于教材的学理性、知识性和层次性追求。局限性在于，往往醉心于理论的玄思冥想，因此多为学者们的“独语”。作家的优势在于更能体会文学创造的酸甜苦辣，对社会、历史、人生的感悟和体验比较深入，并擅长以个性化的方式言说其独特的审美感受和学术意愿，但抽象能力与规范意识较差。处在文学理论教学第一线的教师由于最贴近文学理论的传授对象，了解学生们的知识结构、接受能力和阅读现状，知道学生需要什么。但很多人学养的相对不足与创新意志的相对薄弱，尚不具备独立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很多教师所谓的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只不过是“剪刀加浆糊”式的资料搬运。有人统计，80年代以来各高校编写的四、五十部文学理论教材基本上大同小异。这对推进文学理论教材建设和教学自身的改革是毫无裨益的。令人遗憾的是，学者式的作家不多，学者兼作家的“双师型”文学理论教师更少。进入21世纪，中国理论界、文坛、杏坛的割裂减少了，这为复合型人才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文学概论通用教程》体现了作者复合型精神背景。这部教材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理论诉求的自我性

　人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文学及其理论不应该也不能够简单地皈依于社会科学的门下。传统观念把文学视为社会科学一类，甚至时不时混淆文学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间的界线，因为社会科学的目标是从千差万别的世界里尽可能排除掉个人偏见的干扰，涤除事物感性形态的差别去发现所谓关于事物的普遍性，以求得内在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循此思路，文学理论研究也无非是关于文学万古不变的范畴、规律的归纳与总结了。

　这样一来，文学这一特殊精神活动的内在特殊性和丰富性就被无情地抽空，仅仅成为了哲学、历史学、心理学在文学上的某种例证。而把文学作为人文科学来对待，就是对上述所谓本质主义思维的反拨——充分认识到文学能够更多地表达特定时空条件下个体的、独特的情感体验和思想意识。人文科学对个人主体性的关怀、自由书写意志的尊重以及独特经验形式化表达的推崇等，可能恰恰是非普遍性或反普遍性的。鉴于此，葛著力图建立一套新的文论话语体系。

　（一）学术反思的自觉。葛著充溢着反思与审视的目光。多数人习惯于把前人或他人的观点当作“权威”，奉为圭臬，对既有理论成果缺少批判。这容易造成“大一统”的局面。浓郁的反思精神使之认识到，“本质主义”是一种僵化、封闭、独断的思维方式与知识生产模式，它首先预定一种超历史的普遍的认识方法，认为只要掌握了该方法就可以把握住文学的“普遍规律”。与此相反，葛著对传统哲学里的“规律”观念大胆提出质疑，分析了用自然科学的“重复性”来置换文学现象的“相似性”的危害。对“意蕴”范畴的归属问题作出果断修正。同时，对于“立场”和“观点点”之类极易被忽略的概念，他也用思想的显微镜照出隐匿其中的不同文化观念。全书基本命题、范畴、概念，都经过了他认真的学术过滤，打上了个人人文理想与信念的烙印。这样，他的体系不仅充分体现了文学的“人学”思维，而且具有周延的历史阐释力，堪称开放、流动的“宇宙”精神系统。

　（二）文学思想与信念的培养。葛红兵认为，文学理论的学习有三种境界：知识、思想与信念。一般教材常将重心放在向学生传授文学理论的基本知识方面，追求知识体系的完整性，甚至不惜包罗万象，以至于教材越写越厚。其实，大学相关文学课程的学习足以使学习主体掌握体系性的文学理论知识，文学理论教师授课则应以培养学生对文学的思想与信念为主，使之由一个有文学知识的人升华为有文学思想、艺术信念的人。用作者“引论”中的话说，“文学理论只是你的通道，你通过这个通道达到的是整体性地理解人类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和可理解性。你试图通过这种阅读和研究超越你个人生活的狭窄范围，超越你眼前的物质主义的生活，达到辽远的精神王国，你想获得某种丰满的精神世界。……你的文学观已经不仅仅是文学观，它还对你的人生发生了影响。它成就了你的世界观。”这或许是大学文学理论教学的根本任务和目的。因此，葛著似乎不大关心文学理论中每一个知识点的祥解，倒是对文学理论的元概念之类作不厌其烦的阐释，这种阐释性文字处处透浸着作者特有的文学理想与信念。他认为，文学家把握世界有三种方式——情感性、理性与隐喻性把握，鲜明地展示了作者对文学作为人的精神家园重要性的理解。

　二、学术视野的雄阔性
　这是一部专著型教材，以下几个方面特点鲜明：

　（一）积累深厚。这一点不仅表现在附录和摘引上，更体现在正文部分的论述中。附录部分摘引了古今中外近百部专著约107种经典性论述，正文中直接引文达150多例（当然在行文中直接引注的则更多），可谓旁征博引。作者对理论问题的阐释特别是历史性梳理，也是信手拈来，切中肯綮，厚积薄发，画龙点睛。如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走西化路线还是走民族化路线这一问题，作者对近百年中国两派学人的理论主张、渊源、异同和得失的进行了到位的梳理和评辨。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从“二元对立”的思路中解放出来，“走世界化文学”之路的主张，显示了作者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学理论史和文学批评史的深切了解。

　（二）举证广泛。文学理论虽然排斥“论点＋事例”的简单思维模式，但绝不是不要事实求证。对于文学理论的初学者而言，这种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为保证理论阐释的具体生动，作者有针对性地大量征引实例，《教程》中出现的作家作品达数百处。这些实例在贴近理论的前提下，注重经典性与现实感。古今中外名人名言，大家大师的精辟论断，往往有事半功倍之效。现实感是指实例关心现实，贴近生活，追踪当下文学现象。如对网络文学和影视文学新人佳作的评析，既自然又贴切，多能新人耳目。

　三、理论建构的开放与自恰
　建立开放与自恰的理论结构，是作者的重要目的之一。这主要表现在：

　（一）新型板块结构。即本质论——作家论——批评论——文学史论——比较文学论。全书涵盖了文学的基本原理、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比较文学、文学史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五块结构拆之自成体系，合之浑然一体，既保持了各自的独立性，又能相互映证，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这种开放与自恰性同样体现在各章节内部。以作品论为例，它打破了传统教材内容/形式的二分法，超越了文学类型抒情类/叙事类的简单并置，也拼弃了现象学的语言层→现象层→意蕴层的策略，改以文学家对于世界的把握方式上的差异，分为情感把握、理性把握和隐喻把握，作品类型也相应表现为——表现型、现实型和隐喻型，它们分别侧重于文学的幻象、典型和意象。再有，他将文学真实划分为移情与夸张形态、仿真与原形形态及隐喻与变形形态等三种基本形态，表现了作者追求“大文学理论”体系的创新品格。

　（二）自足的编写体例与论证方法。全书采用“正文＋附录”的编写体例。正文部分，系统阐释作者个人的观点，保证了学术理念的自恰性表达。每章之后附录相关理论问题的热点争鸣或前沿性资料。乍看略显驳杂，实则自然灵动，表现出可贵的探索精神、开放眼光和引领心态，利于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和培养学生的学术意识。方法论上，著者钟情于阐释性和理解性。过往的文学理论教材多采用“观点十例证”的论证方式，动辄教条式地套用马列文论，甚至断章取义。这就不可避免地省略了艰辛的理论推导和创造性的学术建构。把一门具有强烈思辨色彩的课程简化为空泛的理论教条，显然是对学生的严重误导。相比之下，葛著把文学视为主客体通过文本展开的心灵对话，把听众和言说者置于平等的位置，言说者与其他理论家在人格上也处于同一平台，真正体现了学术的民主和平等精神和开放心态。对此，“文学史论”这一章有详细论述，故此不赘。

　四、语言表述的自便性

　该书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原因之一在于语言表述的自便性。此前的教材语言多是四平八稳缺乏个性的理论表述，呆板有余，生动不足。葛著是在“几位学生听课笔记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基本上保留了我（作者）上课时的教学口语风格”。作者的思想心口如一地流淌出来，少有矫揉造作的技术性修饰。因此，阅读葛著，读者可以自然而然地进入特定的理论语境，随同作者的文学信念一同飞翔。当然，这种自便性表达并非绝对口语化的，其总体话语氛围中常常伴随着作为学者的思辨性语言以及作家灵动优美的诗性表达。如作者对“立场”和“观点”问题的哲学考问，使用的就是思辨性话语言；而评析电影《东邪西毒》时，其欣赏语言则是诗性的。如对“阳光”的分析——“阳光流动起来，像水一样波光闪烁，充满斑驳的色彩……经过鸟笼的反射、折射，光线变得细密而斑斓，它在墙面上闪动，在眼光中闪动，仿佛要为剧中人擦去泪痕，仿佛要抹去人物的痛苦”。思辨性语言显示了作者深邃的理论功底和思维的独立本性，而诗性表达则是他关于文学文本诗性解读的自然流淌。

　五、由易而难的引导性

　葛红兵对文学理论课程的功能定位是——文学及其理论的导读课，目的在于使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做一个能“理解的人”，即初步建立对于文学的理论思维和基本方法，进而为养成自己的文学观创造起码的条件。从这种意义上讲，作者在书中只是扮演了一名高级导游的角色。

　（一）理论推进由易到难。遵循人的思维认识规律，葛著由基础理论到较为艰深的理论，层层深入，步步推进。如前所述，大致沿着文学基础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论和比较文学论的路径前行。在介绍文学基础理论时，作者或从日常生活中取譬，娓娓道来，自然引出命题，或从不同理论家的论断中反弹出自己的观点，或从中外文学作品的对比中，归纳出理论，让读者在聊天似的氛围中自觉不自觉地接受理论知识。但是，如前所述，随着论述的深入，思辨色彩渐浓，理论趋向厚实，对读者接受的要求不断提高。总体上看，前三章明显带有通俗教材的痕迹，后几章（特别是文学史论）则是理论性专著的书写风格。

　（二）名著导读由浅入深。承上而来，作者十分注重引导读者研读名著，以提升学生的理论知解力。这表现了一位文学理论教学工作者应有的责任感。《教程》的引论部分有意推荐了亚理斯多德的《诗学》、柏拉图的《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黑格尔的《美学》、尼采的《悲剧的诞生》等，对这些必读书作了要言不烦的点评。如作者用3000余字的篇幅重点介绍了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对其基本观点的拓进、方法论的改造以及思维路径的推进等都作了较详细的剖析。作者还就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印象主义、社会历史学派、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权力话语理论、女权主义、接受美学、存在主义等流派的相关著作作出简约而恰当的说明，扩展了学生的视野。总之，葛著对文学理论名著的涉猎和关注程度，确为同类教材所少见。

　自然，完美无缺的文学理论教程是不存在的。换言之，葛著也必然存在某些不足。如知识点的取舍还有欠妥当（如文学鉴赏就未予涉及），过多关注文学史论致使全书结构有些失衡，部分阐释因过于超前而明显偏离教材规范等。但毕竟瑕不掩玉。作为一部具有个人性和探索性的文学理论教材，葛著于“创新”之功是值得尊重的，作者独辟蹊径的理论开拓勇气是令人敬佩的。

　参考文献
[1]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2]王先霈.文学理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3]董学文,张永刚.文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葛红兵.文学概论通用教程[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2.
[5]陶东风.大学文艺学学科反思[J].文学评论,2001,(5).
[6]古风.从关键词看我国现代文论的发展[J].文学评论,2001,(5).

本版责编：孟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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