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诗漫笔》书影
 
　　如果机器翻译对普通翻译的正确率达到90%以上，甚至100%正确，秒秒钟即输即译，口笔译俱佳，在这种情形下，翻译这个古老而又现代的职业，是不是应该寿终正寝，退出历史舞台了呢？100%正确，一刹那的用时，一字不差的笔译，加上字正腔圆的口译，这就是某手机翻译软件，在高校课堂上，给师生带来的巨大震惊。数十年寒窗苦读，竟然不如一个手机翻译软件？事实上，自媒体中有关机器翻译淘汰人的文章，早已疯转，甚至影响到年轻人未来的职业选择。

　　带着这样的前理解和问题意识，我力图从飞白先生的新作《译诗漫笔》中寻找答案。2016年圣诞节，飞白老师将还散发着墨香的新作题赠于我。我很幸运，能够在自己所从事的翻译事业面临亘古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刻，得到飞白老师的惠赐及指导。《译诗漫笔》论中有译，译中有论，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虽曰漫笔，实则是风格译的体系化阐论。我愿意在此，分享自己学习《译诗漫笔》的一些心得。

　　首先，飞白直面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翻译现实，提出译事三分的观点。这一论断舍弃了国内传统的直译、意译二分法和经典翻译时代的“信达雅”标准，综合吸收了中国文艺传统，以及西方翻译理论中的语言学派、功能学派、目的论学派、文艺学派、文化学派、哲学学派等诸多学派。与西方翻译学家的理论相比，飞白的翻译观更有概括力，更强调艺术译的画龙点睛地位。

　　飞白认为，当今世界，翻译数量爆炸式增长，翻译类型日趋多元化，从简明实际的角度来说，基本可分为信息型、功效型、艺术型三类。信息型翻译，包括论文、科技资料、说明书、新闻报道、教材、法律文本、外事商务等各种文件函件等等，对这类翻译要求精确译出其中的信息。随着科技的进步，“电脑翻译有望代替人工做绝大部分信息型译工作”。

　　功效型翻译是另一大类，包括但不限于品牌、广告、影视片名、大量非正式场合的口译。功效型翻译领域广阔，“以超语言的实用效益为目的，不受语言文本信息严格约束，故在各种翻译中机动性最大，属于自由译”。外宣翻译中某些文化隐喻的洋化处理，也属于此类。如飞白在本书中，专文详谈1999年他译迎澳门回归的外宣诗时，为何要把中式“思亲”隐喻，转换为西方传统的“苦恋”隐喻。

　　艺术型翻译，追求艺术（美感、情感、风格）的忠实，不随意丢弃词义信息，但也不采用宽尺度的“意译”，而是多加推敲，从整体上逼近原作。千篇一律的翻译腔和随心所欲的自由译，不是艺术译。当今世界，信息型和功效型翻译在数量上无疑已占压倒性优势，但艺术型翻译在水平上、质量上仍有其独到的优势。

　　同时，在三分法理论的基础上，飞白又从翻译实践中总结出了“调色板”原则。飞白认为：“假如把上文说的翻译三类型比作色彩学的三原色，那么用这三原色就可以调出整个翻译世界的缤纷彩色。在每个具体的翻译个案里，单纯的原色翻译是罕见的，往往总会有其他色彩掺入其中。”翻译类型不同导致标准不可通用。研判三种译事的标准分别是：信息译的准确、艺术译的修养和功效译的应变。在三种类型的翻译活动中，艺术型翻译居画龙点睛的位置。然而，即使信息译仍要有一定的灵活机动和创造力；奴隶式的忠实，必然导致奴隶式的背叛。我想到，Employeeofthemonth，译成了“月最佳员工”；Phe⁃nomenalathlete，译成了“现象级运动员”。追求高度准确的外交类同声传译也不例外，也并非仅是鹦鹉学舌，逐字翻译。如We should seek common ground while putting aside differences，译成“求同存异”。功效译，当然更少不了艺术型翻译；就语言而言，功效译与艺术型翻译是一回事。

　　因此，飞白认为：“做翻译……应当全知其三而专攻其一”。飞白先生早年做过近十年的军事兼外事翻译，毕生专攻诗翻译。他以亲身经历告诉我们，翻译工作“不但需要信息译的高度准确严谨和专业知识准备，也需要艺术译的修养和功效译的应变能力”。

　　长期以来，翻译类型和标准没有细分，经典翻译时代的“信达雅”，一个标准笼统覆盖各个翻译类型；结果是理论界长期无谓争讼，乱扣帽子，乱贴标签；好比瞎子摸象，以偏概全，不见全貌。信息译指责功效译、艺术译不忠实；功效译、艺术译指责信息译不灵活，死译；功效译、艺术译再继续指责对方是死译或自由译。时代变了，翻译标准应该得到厘清。译事三分的贡献在于结束了翻译标准“三岔口”式的摸黑战。从此，三种译事，分门别类，各行其事，各安其所；当然也就会少讼、息讼。

　　译事三分，多类型调色后，我觉得，机器翻译虽然来势汹汹，攻城掠地，但广大译者也并非无土可守，我们完全可以依靠艺术译、功效译，提升自己的翻译水平，与机器翻译分庭抗礼。

　　最后，飞白认为，艺术译的核心是风格译。诗翻译居风格译的顶端。“不学诗，无以言。”飞白先生高于西方翻译理论家的地方，在于他坚持中国文艺传统，坚持艺术译的画龙点睛地位。他紧紧抓住艺术型翻译（风格译）的这一关键类型，牢牢牵住翻译的“牛鼻子”，从而撬动了翻译的全局。

　　飞白把风格概括为类型风格和个人风格。风格译要求译者做性格演员，译什么像什么；反对翻译腔、书生腔、零风格，反对不论译哪位诗人都千人一面。他说，“我以为，所谓翻译对原作的神似，就好比是画家画像，能准确捕捉到此人两个最有个性的特征，那么哪怕画的是变形的漫画，也能把一个人画得活灵活现，一眼就认得出是他，译者也是如此”，“而且和肖像画一样，这也绝不会降低译作作为独立艺术品存在的本体价值”。

　　飞白翻译的这两首风格迥异的外国诗即是风格译实践的例证。

　　20世纪50年代，飞白翻译反法西斯战争名著、曾经传遍苏联红军前线战壕的长诗《瓦西里·焦尔金》，以“地道的汉语”为译界称道。他以原诗的民歌体（兵歌体）为基调，用中文口语化的韵式格律，再现俄罗斯风情：手风琴伴奏下的俄式农村舞会、用白桦帚拍打身体的俄式蒸汽浴；面对德国法西斯大兵压境，红军战士焦尔金，对德国飞机轰炸、迫击炮攻击、千辆坦克进犯，“开小洋荤/中洋荤/大洋荤”的俄式幽默。

　　《亚当辞世》又是另一种风格。亚当是人类始祖，失乐园与复乐园，成千古不解之谜。这是飞白译亚当一生的片断，也是人类一生的缩影：

　　他先梦见

　　坏的事物，

　　能梦到的

　　最大悲苦：

　　失却的园，干枯的墓，刀剑的戮，蛆虫的腹。然后梦见好的事物：空气有翼，带走痛苦。泥土翻转，种籽卷舒，眼里世界，手里的锄

　　亚当如何言说，我们无从追忆，想来与民歌体（兵歌体）是大不相同的；人类始祖至少应当有相当程度的庄严大气，但又不能有迂腐老成之气。原诗为三音节诗行，隔行押韵，每节换韵。中译如果沿用原诗三音节诗行，则成为《三字经》风格，染上浓浓的说教味。惟有离形才能得神似，才能够整体把握原诗亚当面对苦难的豁达情怀。中译用古今通用的四言诗，一韵到底。亚当的远古之言，在飞白的风格译下，较好地满足了读者对失去乐园的人类始祖的文学想象。只有追求有风格的翻译、有个性的语言，译者才能冲破洪堡特所说的“语言的牢笼”。

　　事实上，风格译的译诗方针就是在与信息译的论辩中产生、形成的。20世纪80年代，一桩译坛的“火鸡”公案，和围绕这一公案的争议，至少持续到80年代末。在译《马雅可夫斯基诗选》三卷集时，为了模仿马氏风格押有特色的韵，飞白将一处“火鸡”比喻换作“画眉”。直译（信息译）论者批评飞白译诗在字面上“往往与原文不符”，不同意把“火鸡”换作“画眉”，诗中偶然的功效译法成了翻译不忠实的突出典型。

　　飞白认为，能否换鸟，不能一概而论，关键得看这鸟在诗中的地位和功能。假如这鸟是描述对象，那肯定不能换，得忠实于这种鸟。不仅是译科技类文本（例如动物学教科书）如此，即便是译文学类文本，译名也要准确严谨。可是当涉及的鸟并非描述对象，而只用作点缀性镜头时，尤其是只用其比喻或押韵功能时，情形就不同了。“火鸡”韵脚换为“画眉”，是用来与“发霉”谐音。“发霉/画眉”的谐音效果很强，足以逼近原诗“идейка/индейка”的谐音效果。而从汉语角度看，用画眉比喻没有思想的诗人，比原文几乎纯为押韵而用的“火鸡”意象还自然些。其实，这种“功能性”换鸟在翻译中司空见惯，如对“apeacockamongsparrows”一般会译为“鹤立鸡群”，孔雀化鹤，麻雀变鸡。

　　随着科技的进步，在信息型翻译主要由机器翻译承担之后，翻译会越来越走向各具特色的风格译（艺术译），以及具有文艺特色的功效译。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无论是译者的水平，还是读者的鉴赏力都会因为“风格译”得到提高。风格译在机器翻译的时代背景下，彰显译者的主体性；同时自觉自律，不做无底线僭越。这，就是风格译的现实意义。

　　“风格译”的译诗观，在20世纪80年代，独树一帜。如今，在多元化的翻译时代，这一译诗观，更有与时俱进的解释力和普适性，代表翻译的“远方”和终极目标。飞白先生以诗海水手的视野和见识，以六十载不倦的翻译实践与译学研究，奠定了风格译理论大厦的基础。风格译是翻译之本；本立而道生。风格译，对翻译事业的发展功莫大焉。

　　我们有理由相信，翻译事业，必将乘着风格译的翅膀，飞翔……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7年05月03日1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