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儿童之日起，便有了儿童文学。早在约翰·纽伯瑞（John Newbery）成立第一个专门出版童书的印刷厂以前，就有了讲给孩子听、写给孩子看的故事。原本为成年读者写的书也会经过仔细改写和选编，使之适合年轻读者。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教育传统植根于阅读和背诵诗歌、戏剧。

    两千年来，《伊索寓言》一直是课堂上和家庭书架上的经典。从昆体良（Quintilian）到约翰·洛克（John Locke），从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到苏斯博士（Dr. Seuss），思想家们不断探索通过文学学习语言、了解生活的途径。

    儿童文学史与童年史密切相关，因为孩子是被他所学到、听到和讲述过的文本和故事塑造的。学习如何阅读是终生的经验，也是决定性的经验。

    “我们总能记得，”弗朗西斯·斯巴福德（Francis Spufford）在他引人入胜的回忆录《小书痴》（The Child That Books Built）中写道，“那些令人转变的阅读经历。有时候，一本书进入我们恰好准备好的心灵，就像一颗籽晶落入过饱和溶液中，忽然间，我们就变了。”我的这本书便与此种转变相关。它不仅介绍了虚构文学的形式和插画艺术的发展史，还记录了文学想象的形成过程，展现了那些在书中寻找多彩世界和在大千世界中寻找书籍的孩子们。

    这本书探讨了不断变化的家庭生活，还有人类成长环境、教育环境和学术环境，以及出版环境和公共环境；在这些环境中，儿童有时突然发现，有时是微妙地感知到，自己被文学改变了。因此，我所写的是一部读者视角的儿童文学史，是对从古至今的读书儿童的形成过程的研究。同时，它也是我个人的一份阅读经验报告，涉及我依据自身学术研究对儿童读物作出的解读。

    但是什么是童年？自菲力浦·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ès）试图定义它的现代形态起，学者们就开始尝试书写它的历史。对阿利埃斯来说，童年并不是人类生命中某种本质的、永恒的特征，它是一种由社会观念和历史经验决定的存在形式。在《儿童的世纪》（Centuries of Childhood，1960年在法国首次出版）中，阿利埃斯提出，前现代时期并没有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童年的概念，将孩子作为情感或经济投资是一种现代现象，与早期忽略、漠视甚至虐待作为个体的儿童的情况完全不同。

    尽管阿利埃斯竭力消除这部关于儿童和家庭的作品中的感伤主义，一些学者仍对这种情感展开了深入研究，他们力求对历史上儿童所处的文化背景做出更加细致清晰的描绘。童年并非现代社会的产物，无论我们是否把它与约翰·洛克、清教徒、让-雅克·卢梭、浪漫主义者或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联系在一起，它都是一个处于变化中的范畴，在与个人发展的其他阶段和家庭生活的联系中获得意义。

    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拜占庭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文艺复兴和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文化，都对儿童的概念有清晰的定义，进而对儿童文学的标准做出了明确的界定。用20世纪哲学家马克思·瓦托夫斯基（Marx Wartofsky）的话来说：“在与他人的社会交流与互动中”，儿童是或成了“他人对其所期待的形象及其逐渐形成的自我期待的形象”。儿童文学也如此：儿童书籍被带入童年生活，用于培养社交能力，并在与读者、所有者、销售商和收藏家的互动中带来知识和乐趣。

    这是一部关于儿童听到和读到的内容的历史书。其中的故事、诗歌、戏剧和论文可能是专门为儿童创作的，也可能是为了适应不同年龄段的读者而改编的。因此，我区分了两种主张，一种认为儿童文学由“为”儿童写的书组成，一种认为它由“被”儿童阅读（无论作者的初衷是什么）的书组成。我写的是一部接受史，或许，用以诠释我的评论立场的最好方法，就是在儿童的书中寻找这段历史。

    摘自《儿童文学史：从〈伊索寓言〉到〈哈利·波特〉》绪论



    来源：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