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风云三十年》（订购）

赵迪 蔡晓铭 著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编者按：《股市风云三十年》是一部记录中国股市三十年历史进程的财经文学作品。全书以时间为主线，以大事纪的写作手法，描绘了中国股市三十年的发展画卷。本书不仅有很多资本市场和股票的知识，还记录了很多金融圈大佬有胆有识的创业历程。作者赵迪曾是《股市动态分析》资深记者，正是因为他有深入一线做财经访谈的经验和珍贵的一手资料，才能完成这部真实客观的股市发展史。以下文章节选自《股市风云三十年》，供读者朋友品读。

第一章 荒原拓路

　　静安证券业务部：中国的“梧桐树”

　　1989年的夏天，禹国刚做梦也不会想到，深圳市政府会选择在这个时候筹备深圳证券交易所，并且任命自己为负责人之一。六年前在日本学习证券知识的情景再次呈现在他的脑海里。

　　那是1983年，中国决定选派两名青年到日本学习证券知识。当时在深圳爱华电子公司工作的禹国刚因为平时阅读了大量金融类书籍，一看到通知就产生了跃跃欲试的念头。在正式考试中，题目全部是日文，禹国刚的日语派上了用场，他在短短的时间里全部答完。主持考试的几名领导当即拍板：去日本学习的人就是他了。

　　就这样，禹国刚和蔡靖华脱颖而出。这一事件立刻在日本掀起了轩然大波。日本各方对于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年轻人充满了好奇和猜想。面对闻讯而来的《朝日新闻》记者的采访，禹国刚唯有沉着应对。

　　《朝日新闻》记者问：“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又不用股票这个东西，派你们两个来干什么？”

　　禹国刚心想，这个问题很尖锐，弦外之音是什么呢，你既然不用，那么是不是在这里白白浪费金钱、浪费时间；如果你用，社会主义国家办资本市场意味着什么。

　　禹国刚用日文回答：“我们中国有句俗语，‘学习不会是白学的’。”

　　这个记者后面没有往下再问，但禹国刚还是出了一身冷汗，如果记者穷追猛打，真不好回答。禹国刚心想，如果回答说有用，有什么用，那时候国家根本没把这个事情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自己敢说有用吗？不敢说。

　　在禹国刚内心深处，的确不敢有过多奢望。学有所用对当时的禹国刚来说还是个遥远的梦想。果然，回国之后，一位领导对禹国刚说：“证券，我们现在还用不上。你从哪里来，就先回到哪里去吧。”就这样，禹国刚又回到了爱华电子公司。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环境在悄然发生改变。1984年年底，禹国刚以一篇《股票投资的魅力在于股票交易》的论文，引来有关领导的赏识，随之任命他为中国银行深圳分行调研处副处长。禹国刚时年41岁。

　　1984年7月，上海市颁布了一个地方性法规——《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规定》。该法规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制定。当时，飞乐音响打算向社会公开发行部分股票。时任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营业部总经理的黄贵显开始打报告，申请代理发行，等待上面审批。

　　在当时上海的金融界，黄贵显绝对是个人物。老人的童年很苦，父母早逝，他跟着姐姐长大，基本上靠救济读书。1946年，时年18岁的黄贵显经姐夫介绍进入属外商银行的广东银行上海分行当学徒。他十分珍惜这个机会，勤奋好学，半年后就从练习生得到提升，开始负责记账和管库，不久又当上柜组负责人。新中国成立后，黄贵显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专职信贷员。20世纪80年代初，为拓宽资金渠道，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成立了信托投资公司，黄贵显担任静安分公司经理。

　　黄贵显真正见识过茅盾笔下的旧上海证券市场。而当时为了做好飞乐音响的股票发行，黄贵显还请了几位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老经纪人当顾问，他们都是曾在上海金融圈里翻云覆雨的人物。

　　当时人们对股票这东西姓“社”姓“资”颇有争议，“大家都去买股票，银行存款外流怎么办？这么高的利息对国家有什么好处？”为保证飞乐音响能顺利发行，黄贵显立下军令状：“第一，绝对不复辟旧社会的证券市场；第二，绝不把外国模式如数照搬；第三，不让国家损失，不搞投机倒把。做得好请领导推广，做不好，由我承担责任。”1984年11月，飞乐音响公开发行股票50万元，由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代理发行。

　　1985年1月，第二只股票延中实业公开发行。

　　延中股份的发行，引发了上海市民通宵排队争购的火爆场面。但热闹过后，投资者却发现这些股票不能流通。一些股民因为急于用钱，无法将手中股票变现。

　　当时有人认识黄贵显，冲他怒喊道：“有女总要出嫁，有儿总要结婚，这样不嫁不婚的，难道只好等着老死吗？”

　　这话让黄贵显很受刺激，他感到自己有责任让股票流通起来。于是，他向中国人民银行打报告要求放开股票交易。一次、两次，报告石沉大海。

　　直到1986年8月，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召开会议，听取关于股份制的汇报，静安分公司副总经理胡瑞荃到会做了《股票的生命在于流动》的发言，反映了市民“有女要出嫁，有儿要结婚”的呼声。这次会议后，中国人民银行很快就批转了静安分公司的报告，并批准静安分公司更名为静安证券业务部。

　　1986年9月，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证券业务部开设交易柜台，标志着新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部成立。在黄贵显的努力下，新中国开始出现了股票的店头交易。

　　1986年11月，时任美国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的约翰·范尔林访华，并赠送给邓小平一枚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证章。

　　在认真听取了范尔林介绍的美国股票市场情况后，邓小平说：“我们中国和美国不一样，你们现在非常富有，我们现在还在发展阶段。我们现在要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说都是公有制，我们也可以有市场经济的成分、民营经济的成分，我们应该虚心地向你们学习，在股票、证券方面你们都是专家，你们比我们懂得多，我们中国也要搞自己的股票市场。”

　　邓小平提到，中国也发行了股票。范尔林当即提出，能否获赠一张新中国的股票，这让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陈慕华感到有些焦急。虽然当时一些企业开始了股份制改革，但称得上真正意义的股份制企业寥寥无几。中国人民银行从各地紧急调来股票样张，包括1984年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带有固定期限且还本付息的“股票”、1983年深圳宝安联合投资公司发行的股金证等，但这些所谓的“股票”大都属于早期发行的不规范的票据，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股票，而当时公开向社会发行的股票只有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最终，陈慕华选择了飞乐音响。

　　令众人没有想到的是，范尔林在看到飞乐音响的股票后，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要求，将股票正式过户到他本人的名下。范尔林提出这样的要求当然另有深意，他可以名正言顺地看看，还没有证券交易所的中国如何进行股票交易。有关部门经过研究，同意范尔林在静安证券业务部过户。

　　黄贵显回忆说，范尔林为这张面值50元的股票过户是“花了大价钱”的。原来，在上海期间，美国的随行人员提出要警车开道，上海方面有些为难，因为按规定国家首脑才能用警车。后来上海警方提出让范尔林私人花2000元租借警车。而20多年后，飞乐音响这一“原始股”，通过多年的送配，已经变成3000多股，市值最高时超过10万元，远远超过范尔林当年为它“花费”的租车费了。

　　整个静安证券业务部面积不大，柜台外更是只有十几平方米。当时的中国工作人员显得有些尴尬。范尔林笑道：“纽约证券交易所最早只是在一棵梧桐树下交易的。”

　　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792年。那年5月17日，24个在街头买卖股票的经纪人聚集在华尔街68号前的一棵梧桐树下，开始讨论起有价证券交易的条件和规则。讨论的结果就是举世闻名的《梧桐树协议》。于是，这24个在协议上签了字的经纪人组成了一个独立的、享有交易特权的有价证券交易联盟，这就是后来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雏形，1792年5月17日这一天也因此成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诞生日。华尔街68号前的那棵梧桐树于1865年6月21日在闪电和雷鸣中被狂风暴雨击倒，然而金融华尔街这一现代金融市场中心的大树却已经根深叶茂，不断发展和壮大。

　　对于中国资本市场来说，静安证券业务部可以被称为“中国的梧桐树”。

　　深圳交易所：在艰难中创业

　　1986年以后，股份制改革开始吹响了冲锋号。全国各种类型的股份制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深圳市在1986年10月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将赛格集团公司、建设集团公司、物资总公司等六家市属大型国有企业作为股份制改革试点单位，市政府向这六家企业派出董事长，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主张用股份制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和方向，也极力主张引进现代企业公司制度来改造企业经营管理。刚搞股份制改革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搞证券股票市场，而在建立股份制公司的一两年后，随着股份制公司的发展，需要筹集大量的资金，融资需求日渐增长，才逐渐提出了建立资本市场的问题。

　　1988年7月，李灏率团去英国、法国、意大利三国考察，证券市场是考察中的一项。在伦敦，香港新鸿基证券公司组织了一个投资座谈会，李灏代表深圳市政府致辞，欢迎英国金融界来深圳投资。英国一家基金公司经理说，我们不能直接投资你们的工厂企业，只能买你们的股票。他提出的问题对当时的考察团来说很新鲜。当时，深圳发展银行等几家公司的股票还是柜台交易，也有一定的交易量，但仅在柜台交易是不行的。回到香港，李灏就开始考虑深圳证券市场体系建设问题。深圳要利用政策优势，建立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让企业筹集到更多的发展资金。而证券交易所对于一个完整的资本市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直到1989年，深圳市政府决定筹建深圳证券交易所（简称深交所）。禹国刚被任命为筹备组负责人之一。在搭档的选择上，禹国刚想到了王健。

　　我国金融专业教育恢复于20世纪80年代，而王健于198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金融学系，师从我国著名金融学家王继祖教授，属于本土较早毕业的一批金融学科班硕士。王健毕业后来到深圳，起初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后来跳槽去了中国银行深圳分行。

　　当时，深圳市拟将深圳特区的六家城市信用社整合成深圳发展银行，在中国银行工作的王健报名参加公开招考，并取得第一名，此后被任命为深圳发展银行首任副行长，并主持具体工作。深圳发展银行一成立，就公开发行股票。后来，万科、金田、安达、原野等企业也陆续改组为上市公司，发行了股票，在证券部的柜台交易。两年后，深圳发展银行步入正轨，而王健激流勇退，选择离开。

　　习惯了创业的王健从深圳发展银行离开后，有意加盟招商银行。当时招商银行也想借鉴深圳发展银行的股份制经验，很有诚意地邀请王健任职。禹国刚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找到深圳市当时主管金融的副市长张鸿义，请王健出山，挂帅深交所筹备组。一开始王健并不想去创办交易所，禹国刚几次上门劝说，王健依旧犹豫不定。后来，张鸿义干脆说：“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就这样，王健被逼上任了。

　　当时筹备组的条件很差，连个像样的办公的地方都没有，禹国刚和王健就租了国贸大厦的几间仓库，当作办公室。

　　筹备工作前后有一年多时间，筹备组主要做了这样一些工作。

　　第一，草拟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文件，如《深圳市股票发行与交易暂行规定》《深圳市证券交易所章程》《有价证券上市规划》《证券商受托买卖有价证券规则》，以及集中交易市场口头唱报作业程序、集中市场上报作业程序、交易所营业细则等40多个规章规定。

　　第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借鉴香港和国外的有关做法，证券交易所（简称证交所）实行会员制，吸收本地和全国各地的券商（不吸收个人会员）为会员，确定105家证券公司作为交易所的会员单位。

　　第三，加快软硬件建设。选购、安装、调试用来反映交易行情的大屏幕显示器、电脑及电信网络系统。交易所当时选了友谊城和深圳市信托投资大厦，后来因信托大厦面积小了，又搬到深业大厦。同时进行骨干、从业人员培训，先后办了两期培训班，对各证券商进入交易所从事集中交易的上市代表和结算人员进行培训。

　　1990年春天，王健、禹国刚等人到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汇报。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监管司司长是金建栋。禹国刚在接受《资本人物》采访时候，亲口讲述了他和金建栋之间的一段精彩对话。

　　禹国刚开门见山道：“金司长，我们这个筹备都做得差不多了，你看什么时候能开业。”

　　金建栋说：“老禹，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谁敢批给你啊，这个事没人敢给你弄啊，我给你改个名字，叫深圳证券市场，你如果同意，现在我就可以给你批，你回去马上可以运作。”

　　禹国刚和金建栋开了个玩笑，说：“福田有个菜市场、罗湖有个肉市场，我这边叫深圳证券市场。我这到底是菜市场还是肉市场啊，叫深圳证券市场，跟菜市场和肉市场有什么区别？”

　　金建栋道：“老禹，你不懂，我给你改这个名字，我马上就能批，回去马上就能运作，你运作起来后，可以更名啊。”

　　禹国刚想想，金建栋讲的也确实有道理，他是站在总行的角度，怎么也得讲究策略，所以也就接受了。

　　后来，“深圳证券市场”名字又被换成“深圳证券交易中心”，

　　最后终于定为“深圳证券交易所”，名称的几经更迭折射出创立时的复杂情形。

　　在深交所正式成立之前，政府的智库和民间的研究机构已经开始对股票市场理论进行研究。

　　王师勤，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师从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

　　1989年，正在撰写博士论文的王师勤开始对股市产生兴趣并着手开展研究。

　　博士毕业后，王师勤毅然决然地去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工作。

　　1999年3月5日，深原野发行新股，广告词为“春种一粒籽，秋收万颗粟”。

　　王师勤感到深圳股票市场已经初具雏形。同年5月中旬，王师勤向综合开发研究院领导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办一份股市分析专刊；第二，院里拨出一些钱让研究院在深圳股市上运作。不过，两个建议都遭到否决。

　　1990年5月25日后，只有五只股票的深圳股票市场全面飙升。政府推出涨跌停板制度，而且不断压缩停板的区间，从10%到5%再到1%。为此，王师勤于1990年6月主持撰写了《引导股票投资热潮，发展深圳基础设施》的报告并提交给深圳市人民政府，率先提出企业股份制改造试点与国家产业政策倾斜重点相结合的政策建议，受到主管金融的副市长张鸿义的高度重视。

　　综合开发研究院领导也极为鼓舞，同意了王师勤办股市分析专刊的建议。

　　1990年7月，综合开发研究院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本证券刊物——《股市动态分析》。

　　上海交易所：得天时、地利与人和

　　在深交所筹备的同时，上海也在积极筹备证券交易所。

　　1989年12月2日，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召开金融改革会议。会上，朱镕基拍板决定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并由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和上海体制改革委员会办公室（简称体改办）主任贺镐圣组成三人筹建小组。

　　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被朱镕基专门请到上海参加了那次会议。刘鸿儒把“联办”介绍给了朱镕基：“北京有拨儿年轻人，就是搞证券交易所的。”朱镕基说：“好啊，把他们请来，我给他们解决户口。”

　　所谓“联办”，是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的简称。1988年4月，两个留美学者王波明和高西庆带着《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从纽约华尔街回到北京，为建立中国证券市场而奔走呼号。

　　据说，王波明曾这样回顾那段日子：“人往往是被预期所驱使，开始想得难点好。我和高西庆约定，如果五年以后干不成，我们就一个去修自行车，一个去卖包子。”

　　1988年9月8日，“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在北京万寿宾馆召开，王波明、高西庆受邀参会。此次会议囊括了中国经济界最有实权的机构，比如中央财经领导小组a、计划经济委员会（简称计委）、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体改委）、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外经贸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还有数家“中字号”的信托投资公司。会议的发起者之一，是时任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的王岐山。在座的还有诸多后来中国金融业的风云人物，比如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外经贸部部长助理周小川。这两个人后来分别成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的首任和第四任主席。此次会议的最大成果，就是会后编写了《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中国证券业结构的整体框架就此勾勒出来。

　　1989年1月15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等九家“中字号”公司各出资50万元，组建“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即“联办”，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的民间推动力量。

　　1990年1月，王波明、高西庆等人开始参与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工作。

　　之后的两三个月里，他们又跑到深圳参与深交所的筹备。不过，当时的王波明和高西庆作为留学生，其实在海外也难以全面接触整个交易所的运作过程，所以证券交易所早期的制度、规则、交易模式等，并没有成熟的蓝本，完全是摸索出来的。

　　1990年4月1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在上海宣布开发浦东十项新政，其中包括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1990年6月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考虑到上海市目前已有一定的证券交易量，以及开发浦东之后交易量增加的趋势，同意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简称上交所）。

　　由李祥瑞、龚浩成、贺镐圣组成的三人筹备小组主要对上交所的成立提出意见和方案，具体事务则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负责。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小组人少，而大家又都不懂证券交易所是怎么回事，于是他们写报告提建议：争取1991年一季度正式成立。朱镕基在报告上批道：“这个时间太晚了，要在年内成立。”

　　此后，朱镕基在1990年的五六月访问中国香港、新加坡和美国时，对外承诺上交所将在年底开业。

　　留给筹备组的时间只有半年多。这让刚成立几个月的筹备小组感到十分紧张。当时，很多人认为这是一次冒险。在这个时候，尉文渊自告奋勇愿意承担。

　　尉文渊15岁从军，1970年在新疆开始长达5年的军旅生活。这段艰苦的岁月磨炼了尉文渊的性格。复员后，他的第一个工作是在电影院里当服务员，负责检票、扫地、搞卫生。上海人都不愿意干服务员，认为这个活又脏又累，但在尉文渊看来像天堂一样。电影院的发展空间显然太窄，这个20岁的复员兵很快脱颖而出。后来，尉文渊考上上海财经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在审计署工作。当他34岁调回上海时，其所追随的老师、时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的龚浩成进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

　　当时的尉文渊是个刚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工作时间还不足一年的年轻干部，有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的决心，所以虽然他全无经验，但以激情请战，终被委以重任。在筹建的五个月里，面对千头万绪、纷繁复杂的工作，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因为除了时间仓促之外，那时的尉文渊其实根本不知道证券交易所应当是什么样子。20年后，当尉文渊回忆起上交所的筹备时，甚至说脑子里是一片空白，而他对于证券市场的基本概念来自禹国刚和王健写的白皮书。

　　1990年6月29日，尉文渊正式接手筹备组，担任筹备小组组长。

　　由于时间紧迫，尉文渊不可能进行非常详细的规划，只能碰到什么解决什么。

　　交易所当然要有交易的场地，首先是找地点。尉文渊马不停蹄地到苏州河边的仓库、北京东路外滩的铁路售票厅等地选址，结果一无所获。后来，听说浦江饭店有一个很漂亮的大厅，尉文渊立刻前往，到了那里，顿觉眼睛一亮。位于上海黄浦路15号的浦江饭店，这栋有着150多年历史的欧式建筑虽然已很破旧，但那气势还在。最终，它成了上交所最初的所在地。

　　有了交易的场地，就要选择交易方式了。从禹国刚的白皮书中，尉文渊了解到，国际上证券交易主要有两种模式：口头竞价和电子计算机交易系统。尉文渊认为，现代科技突飞猛进，应当采用计算机交易。尉文渊在从中国人民银行借来的500万元筹备金中挤出100万元，决定引入计算机交易系统。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口头竞价交易方式，还请在美国华尔街工作过的“海归”来帮其设计口头竞价方式。口头竞价搞了一段时间，比划来比划去，找不到感觉。因此，尽管上交所的交易规则中规定的是口头竞价和计算机交易两种方式，其实“宝”全部押在了电子计算机交易上。可以讲，这是一种极大胆的、跨越式的发展，因为当时连最简单、最基础的交易方法都没有掌握，一下子就进入电子交易领域，谁也不敢保证此事能够成功。

　　就这样，深、沪证券交易所在筹备阶段都将电子化交易系统提到重要位置。而中国证券市场能在短短的十几年走过发达国家上百年的路，电子交易系统的建立功不可没。

　　深沪抢先开锣：No.1之争成佳话

　　其实，深、沪两家证券交易所究竟谁是中国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始终存在争议。站在20年后的时点回眸历史，谁是No.1，谁是No.2，已经不再重要，而老一代创业者们的这番激烈竞争已然成为一段佳话。

　　对于深、沪交易所争先开业的这段往事，王健生前在参加一次南开大学深圳校友会活动中回忆说：“1990年，当时深交所筹备组准备推出计算机交易系统，最初定5月13日开业，后来成了泡影。开业不得不改成试业，又定为8月18日试业。但准备要开的时候，又放出一阵风来，就说不能开了。也不知道具体谁说的，可就是要阻止这个交易所开业。”

　　当时的王健不过30多岁，多少有些年轻气盛，脾气也很火暴，“不同意的话，拿出不同意的文件给我！”可是，所谓的“有关方面”并没有不同意的文件。

　　根据王健的回忆，直到1990年11月20日，王健接到北京的电话，是来自“联办”的王波明。王波明说道：“老王啊，你想当第一，可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批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你要加把劲啊。”

　　王健觉得事情有些严重，不甘心认输的他找到市委书记李灏，李灏当即拍板：“12月1日开业。”

　　虽然经历了很多挫折，最终深圳市还是把握住了试验场优先的机会。

　　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终于开业了，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运作的证券交易所。

　　可以想象，深交所从筹建到开业，从无到有，这条路上充满艰辛和坎坷。

　　1990年12月1日，王健和禹国刚敲响了深交所的开市钟，两人满面笑容，并和促成当天唯一一单交易的红马甲合影留念。而就在这张纪念合影的背后，还有一段事关深交所尊严的故事。

　　此前，有人想阻止深交所开业，中国银行、深圳市国投、深圳特区证券等“老三家”证券部串通好了，要给新生的深交所难堪，让深交所零成交。

　　但这件事情被王健和禹国刚提前知道了。两人不动声色，也没有和“老三家”理论，而是做了有色金属证券部的工作，于是才有了有色金属证券部的这一笔报单，而深交所也避免了开业首日零成交的尴尬。

　　究竟“老三家”为什么阻挠深交所开业，不管是王健、禹国刚还是“老三家”的当事人都没有告诉我们答案。也许，这将是中国证券市场历史上永远的一个谜。

　　尉文渊在上海同样不轻松。相比深交所的孤胆英雄式的悲壮，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上交所更多的是一种尽职尽责的使命感。

　　交易大厅的装修布置、交易规则的制定、会员和席位的明确、交易员的培训、交易清算的程序、上市公司的准备等，都在同步进行。具体到交易大厅的色调、交易柜台的位置、显示屏的安装等，尉文渊都是事必躬亲，千头万绪，忙乱不堪。

　　按照原定的日程，上交所应该在1990年12月14日左右开业。12月3日，朱镕基来视察，交易大厅门外基建工地一片狼藉。下了车，朱镕基脸色铁青，但当他走进大厅时，脸色舒缓了下来，他看到大厅里已经布置就绪。他问尉文渊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尉文渊说装饰包厢的圆拱形玻璃配不到。朱镕基立刻说：“你找耀华皮尔金顿，就说是我朱镕基说的，叫他们马上定做。”

　　接着，朱镕基转过头意味深长地看了尉文渊一眼，道：“小尉，你敢不敢大胆管理？”

　　“敢！”尉文渊坚定地答道。

　　朱镕基视察过后，地方部门对交易所筹建工作的配合力度更大了。开业前一天晚上，区里的市政、绿化、环卫等部门的施工队伍齐集现场，统一指挥，分批进场施工。一夜之间，浦江饭店门外的环境，就像变魔术一样焕然一新。

　　由于要等香港行政司邓莲如女士率领的代表团参加开业仪式，上交所的开业推迟到12月19日。

　　19日一早，尉文渊起床后发现，一只脚肿得根本穿不上鞋，只好向人借了一只大号鞋。他穿着一只大一只小的皮鞋，由人背着来到现场，一瘸一拐地在现场做最后的布置，然后倚着墙迎接贵宾。

　　按照原定程序，上午11点正式开始交易，由上交所的理事长李祥瑞授权尉文渊鸣锣开市。11点整，兴奋的来宾们还在议论着、参观着，一直未能全部进入仪式现场，而显示屏已经开始显示交易数据。情急之下，尉文渊敲响了上交所的第一声开市锣声。

　　午宴上，尉文渊没吃几口饭。送走来宾后，他就一头倒在了床上。此时他高烧已达40℃，当晚被送进医院。他在医院待了一个月，才被允许出院。

　　有人问他开市第一天的感觉。他说：“没有感觉。第一天是怎么交易、怎么收市的我都不知道。”

　　就这样，在1990年的最后一个月，新中国的两家证券交易所几乎以赛跑的方式先后成立了。回眸历史，或许当时组建证券交易所的条件并不成熟。

　　然而，正是在这样一批创业者的全力推进下，才为中国证券市场翻开新的一页。这种“荒原拓路”的精神将被永远载入中国证券市场的史册。

　　本文节选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股市风云三十年》。

来源：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