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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蒙昧主义恫吓的科学卫士（南京大学出版社《被困的普罗米修斯——科学与当代文化的矛盾》）

张成岗(清华大学讲师)

2003-11-10 15:39:29 来源：

　1999年，列维特出版了《被困的普罗米修斯——科学与当代文化的矛盾》一书，引起了科学家、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科技政策制定者、科学教育界和人文学者的广泛注意，列维特也被人们称为“科学卫士”，“一个新的启蒙运动的英雄，一个后－后现代的普罗米修斯”。在这之后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反映了科学与文化的紧张关系。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传播以及科学元勘(science study)研究的发展，科学批判思潮已发展成为一股强劲的反科学思潮，表现为对科学探索的客观真理和实证标准进行认识论上的挑战，强调科学研究的政治权力背景和金钱游戏特征以及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本质。事实是，尽管这股反科学思潮表现出明显的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和蒙昧主义特征，却仍然对整个思想文化界产生了恶劣影响，甚至已经影响了科技政策和科学教育，从而对科学自身的发展构成威胁。

　这股反科学思潮的严重泛滥引起了一些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高度忧虑，并开始反击。其中，列维特是最有力、最持久、最坚定的斗士。诺曼·列维特是是美国罗格斯大学数学系教授，主要从事拓扑学研究。同时，他在罗格斯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长期从事科学与文化的跨学科研究。他对这种思潮做出的最初的有力反击，是和保罗·格罗斯(Paul Gross)合著的《高级迷信——学界左派及其与科学的争论》(1994)一书，正是此书引发了席卷全球的“科学大战”。他还与格罗斯和马丁·W·刘易斯(Martin W Lewis)合编了《来自理性的航班》一书。这些作品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来自敌对阵营的猛烈反
击。

　列维特被描述为一个“新启蒙运动的英雄，一个为受到蒙昧主义知识流氓恫吓，需要受到鼓励以进行反击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带来火把的后－后现代的普罗米修斯”。

　普罗米修斯象征着追求光明和献身真理的无畏精神。在列维特看来，科学就是为人类带来光明的普罗米修斯。遗憾的是，尽管科学为我们的社会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和文明进步，却越来越受到周围文化的抵制和折磨。对于这个现代科学由之产生、发展并为之做出无比贡献的社会来说，它是一个外来者，一个异乡人。政治、法律、文化、金融、商业、宗教等等，几乎所有的社会组织都受到现代科学的滋养，然而这些文化中没有一个对科学的世界观有着深刻、准确的理解和同情。科学陷入当代文化的围困和抵制之中。

　列维特在这本书中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仁慈。例如，导言中，列维特再次重申了科学作家T·费里斯的呼吁：“不再做老好人”。列维特尖锐地说，“无论你在这本书中发现什么，你决不会发现老好人的态度。”通观全书，列维特非常明显地表现出他是合法科学的坚定捍卫者。同样明显的是，他也是“激进的科学元勘、各种形式的超自然主义、时尚和意识形态痴述者”的坚定的反对者。

　列维特看到，“在我们的文化中，只有很少的几个方面显得能够获得人们几乎是全体一致的尊敬，科学是其中之一。但是，这种尊敬却与广泛的不理解科学相伴随，这些不理解表现为把从占星术到癌症的治疗骗术等各种各样的信仰体系与合法科学混为一谈。”尽管科学仍然是人类最受尊敬、最光荣的职业，面对科学的不信任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其中的悖论是，尽管科学是这个文化的自然产物，但同时，它也与这个文化格格不入。它在数不清的方面塑造了这个文化，但在这样做的时候，它却无法避免地表现得很神秘。结果是，“当它带来让人振奋的消息时”，科学“是尊贵的客人”；“但当它挑战人们的一厢情愿的幻想时，这种欢迎就凝结了。”例如，他断言，“公众喜欢听到来自哈勃太空望远镜的关于宇宙年龄的报道，但当听到都灵墓的年龄为放射性同位素所揭示时，他们又变得愤怒起来。”他指出，在有关克隆和一般生物技术的争论上，友善会变成不信任。

　列维特指出，科学在当代文化中的这种尴尬地位来自它的精英特征。虽然科学在当代社会中获得了崇高的地位，但事实上，科学家仅仅是社会人口中很小的一部分。科学对其成员的选择是很苛刻的，而且科学家都要经过艰苦、严格的训练，由此获得普遍科学洞见的能力。这些都超出大众(非科学家)所能掌握的水平。在尝试参与、理解和接受科学的努力失败之后，非科学家们发现，科学是让人困窘的。于是，与科学的难以理解相伴随，产生了不信任、不安、嫉妒、怨恨等敌对情绪。列维特批判的焦点，是以学术面目出现的反科学情绪，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反科学思潮和科学元勘这一新的学术领域，它们从学术的角度对科学进行了肆意歪曲和批评。列维特指出，这些学术邪教的共同特征是怀疑科学知识的客观性，试图瓦解科学真理的可靠性，由此达到贬低科学地位、消解科学权威性的目的。列维特在对诸如此类观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同时，他一再强调科学是“可靠的，持久的，远远超过任何社会习俗系统所能提供的保证”，因此，科学应该受到最大的尊敬。尽管列维持谨慎地宣称他所谈论的内容仅仅局限在美国社会中科学世界观所面临的问题，但是，他自己也注意到，这一问题实际上“具有普遍性”。在现代社会，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在世界上获得一个安全稳固的地位，就必须充分发展科学和技术；尽管这样，几乎所有社会都有某种力量以各种方式在谴责科学的观点，并憎恨那些科学的支持者。列维特指出，我们的未来就依赖于寻找一些途径来消除对科学的误解、不信任、憎恨和歧视。这一点，对科学“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

　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如果从20世纪科学社的成立和《科学》杂志的创办算起的话，还不到100年的时间。因此在中国，科学精神顶多才是刚刚生根发芽，所以，传播科学文化，培育科学精神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这一点，对近代以来饱受外侮的中国来说尤其刻骨铭心，因此我们要对任何形式的反科学思潮和伪科学保持高度的警惕。目前，随着后现代思潮在我国的传播，以及科学元勘对我们科技哲学、科学社会学研究的影响，在一些学术领域已经逐渐显露出反科学态度的端倪。在这个意义上，真诚希望列维持的这本著作能为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很多论断颇具启示意义，在当代的“科学大战”中，列维特显然仅仅只代表学界的一种声音。如果要全面地理解科学、理解两种文化的当代论争，仔细倾听另一种声音也是很重要的，当代的很多有意义的文化思潮也不那不能通过贴上“反科学”标签的手段加以压制，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社会，生活在一个文化繁荣的时代，多种思潮的共鸣是好事，也是文明与进步的标志。

《被困的普罗米修斯——科学与当代文化的矛盾》 [美]诺曼·列维特著戴建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38.00元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2003.11.7

本版责编：孟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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