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无声处:黄旭华传》(订购)
王艳明 肖元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编者按:
他三十年隐姓埋名只为一个任务,面对家人的误解他独自默默承受;没有条件创造条件,新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试验成功谱写了他赫赫而无名的人生。
他就是核潜艇设计专家,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的黄旭华院士。
60多年来,他潜心技术攻关,为核潜艇研制和跨越式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电视剧《功勋》中,黄旭华的出场便是在惊心动魄的下潜实验中。险象环生的艇体和黄旭华镇定自若的指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今天,让我们翻开《于无声处:黄旭华传》,一起看看真实的“404艇”下潜纪实。
笑谈生死 深海同舟
所谓深潜试验,是指核潜艇要下潜至设计极限深度300米,甚至更深。它不同于长航试验及最大自持力航行试验,航行试验遇到问题可以随时中止,风险相对较小。而深潜试验则不一样,下潜时无论是否到达极限深度,遇到问题大概率就是艇毁人亡。1963年,美国的“长尾鲨”号核潜艇在深潜试验中,尚未下潜到极限深度时,突然遇到故障沉没,全艇160余名官兵和试验人员以身殉职,迄今事故原因不明。
前车之鉴,深潜试验的危险非同小可,从高层领导到参试人员都不敢掉以轻心。
“091”深潜试验的危险性与试验的责任、意义一样,都非常大,自上而下空前重视。1987年11月,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专门批准了由海军和中国船舶工业公司起草的,并经总参谋部和国防科工委审议的《关于核潜艇深水试验问题》的请示报告,并下达了于1988年择机在南海进行“091”深潜试验的任务,任务代号为“982”。
一个武器装备项目试验竟然由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这在我国的军备项目研发中极其罕见,足见深潜试验任务的危险和艰巨程度。
然而,任何事件总有其两面性。为了保证试验的安全,准备工作自然需要做好,但准备工作越细致、越慎重、越周全,反过来越加重了人们的紧张情绪和心理负担,紧绷的神经和压抑的气氛一时间弥漫在深潜试验参试人员甚至海军官兵中。在巨大的生命危险和心理考验下,部分参试同志私下里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核潜艇建造厂在深潜试验前还为参加此次试验的十几位同志拍了“生死照”,以防万一失败而做个“最后的留念”。参加深潜的年轻官兵有几十位还写好了遗书,准备为国家的安全以身赴死。
黄旭华深刻地感受和体会到深潜参试人员普遍表露出的紧张和压抑,他毅然决然地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亲自上艇指导下潜,与所有参试人员深海同舟。作为深潜试验领导小组成员、“〇九工程”的总设计师,作为已经过了花甲之年的老人,黄旭华完全可以待在水面的试验指挥舰上的,没有任何人会要求他亲自下潜。
黄旭华认为,他决定亲自参加下潜试验,绝非一时冲动,也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勇敢,也不是不怕死,其时他已经64岁了,无须那样去涉险。他决定亲自参与下潜,主要是基于以下五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他全过程参与了“091”的设计,对各项技术指标了如指掌,极限深度值是他亲自参与制定与设计的,对艇体结构和设备性能在这个深度的可靠性他比任何人更有信心。
其次,在建造过程中,几乎所有的材料、设备、管线、焊接都经过总体研究所及建造厂的严格把关、测试与验收,他本人亲自参与了部分核心装备的检验和测试。
第三,极限深潜试验之前,总体研究所、总体建造厂、重点设备配套单位、军代表室对全艇所有系统、材料、设备、管道篦过几遍,并采用超声波、X光探伤设备反复核查,对每一个可能会出问题的细节都做出了稳妥的处理。
第四,他亲自参与深潜有一个极大的好处,如果深潜中出现故障或者问题,作为总设计师,他的心里比任何人更有底,可以现场相机观察、分析、处置,而别人未必有这个专业素养及掌控能力。
最后,试验领导小组及相关部门为本次深潜试验做出了充分的、科学的应急预案。即便出现故障,也不至于酿成像“长尾鲨”坐沉那样无法挽救的灾难。
综合分析各种情况,黄旭华判断“091”下潜到极限深度出问题的概率非常小,危险性远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至少他还是胸有成竹的。
黄旭华轻描淡写,举重若轻。但多位业内专家认为,危险性不大不等于没有危险,这种危险一旦发生是毁灭性的。黄旭华当年决定亲自参与深潜确实自上而下震动极大,在灾难性的风险面前,他能亲自坐镇下潜,与同事们、战士们深海同舟,这一诺一行的力量足以涤净所有的恐惧、疑虑甚至猜测。
执行深潜试验任务的是“长征四号”“404”艇。艇长和政委接到试验任务后立刻给官兵们做思想工作,告诉他们深潜试验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事关国家安全,要勇敢、要有牺牲精神。黄旭华没有给参试官兵讲任何大道理,仅仅告诉他们,他将和他们一道登艇做深潜试验。全艇官兵的紧张情绪仿佛一下子吹散了。他们想,既然这条艇的总设计师敢于和他们一起深潜,自然是对潜艇有着充分的信心。
1988年4月初,“404”艇、各种辅助舰船及全体参试人员全部抵达湛江军港,依据试验方案,三项深水试验计划分四个航次完成。基于技术验证及安全保障的需要,第一项极限深潜试验分两个航次进行,第一个航次做适应性预下潜,计划潜深180米;第二个航次做极限深潜,要求达到或者超过设计深度300米。
1988年4月20日下午4时,“长征四号”艇缓缓离开军港,航行210海里后进入试验海域系泊,然后仔细检查艇体状况,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做次日下潜的最后准备。
次日上午9时许,一声令下,“404”艇开始下潜,下潜至180米的计划深度后悬停,检查艇体及设备状况后,依据预案继续下潜至193米后缓慢起浮,第一个航次的预下潜试验顺利完成。
第一个航次下潜总体顺利,所出现的问题都在预计之中,并很快得到解决,试验目的基本达到。
1988年4月28日,第二航次的极限深潜开始实施。该次试验副指挥长、北海舰队副参谋长王守仁,技术负责人黄旭华、吴庭国、徐秉汉及全体参试人员共176人一起登上“长征四号”艇,航行至试验海域后系泊,随即开始准备第二天的极限深潜试验。
1988年4月29日上午9时许,最关键的时刻来到了!“404”艇开始缓慢下潜,潜水均衡后突然发生了水声系统通讯不畅的问题。安全起见,试验领导小组指示潜艇上浮至潜望深度待命。这似乎不是个好兆头,这个意外一下子让大家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艇内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上午11时许,深潜试验领导小组仔细分析及研判后决定,“404”艇继续下潜。于是,“404”艇像一头巨鲸一样一头向大海深处扎下去,100米、200米,250米,当下潜深度到达280米时,潜艇外壳每平方厘米承受的压力已达数十公斤,深海海水的巨大压强释放着强劲的威力,艇体受到的挤压越来越强大,部分舱门因为压力过大开始变形,无法打开,舱室内间或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令人心惊肉跳。有人下意识地一次又一次数着这个响声,有时一分钟达11次,每一次响声都敲击着参试人员的耳膜和心脏。指挥舱内,黄旭华及其他负责人密切注视着深度计,竟然发现一根支撑深度计的角钢,随着下潜深度不断增加而渐渐扭曲,大家的心都悬了起来,谁也没有说话,场面静默得有些让人瘆得慌。慢慢地,各舱室内累计有19处开始渗水,抢修立刻按照预案实施,经检修紧固后恢复正常。
待情况恢复正常后,为了宽慰和稳定大家的情绪,黄旭华等上艇技术专家告诉大家,这声音是在海水高压下艇体结构相互挤压所发出的,结构变形属正常现象,都在预计的设计与控制范围以内。
按照黄旭华在下潜前的分工,总体研究所深潜队长尤庆文专门负责照看核潜艇动力装置通海系统的主波纹管。主波纹管的直径大但又远比艇壳脆弱,由于其直接通海更易受压变形。波纹管变形超过限度后就必然会破裂,一旦破裂对核潜艇就是一种无法逆转的灾难。“404”艇下潜至大深度后,舱室和主波纹管都持续发出异响,尤庆文抱着录音机跟在机电长后面,把舱室发出的声音和下潜指令都录下来,以备以后的分析,整个深潜过程录满了两盘录音带。主波纹管发出的声音随着下潜深度的加大而逐渐变得强烈,并且出现抖动,机电长心里着实有些不踏实,不停地询问尤庆文怎么样、怎么办。
下潜之前的技术交底时,黄旭华曾对尤庆文作过详细的交代,告知他主波纹管可能出现的一些的状态变化,尤庆文感觉这些变化都在黄旭华预计的范围之内,因此心里比较有底,就告诉机电长和舱内人员这些声音及其变化在大深度时是正常的、不会有问题。
至今,尤庆文在极限下潜时录制的关于主波纹管声音变化的两盘录音带依然完好地保存在核潜艇总体研究所档案室内。
黄旭华还给笔者补充了当时下潜的一些细节。 在下潜的过程中,黄旭华与其他几位深潜负责人一起研究约定,当“404”艇下潜接近设计极限深度时,艇体及舱室的挤压变形必然更加严重,异响也会更强烈,为了避免引起恐慌,决定让播报下潜深度的技术人员不再播报具体的深度数值,改用英文字母A、B、C播报。A、B、C所对应的潜深和相应的下潜指令黄旭华事先已经确定了,A表示“接近极限深度,继续下潜”;B表示“到达设计临界点,艇压尚能承受,可以继续下潜”;C表示“已过设计深度,艇体将无法承受,停止下潜”。这样播报,就连“404”艇艇长都不明就里,除了几个随潜领导和少数几个技术人员外,其他人也就不知道下潜的具体深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参试人员的心理压力。
当“404”艇一步步接近极限深度时,一切变化均在预计的范围之内。黄旭华镇定如常,指挥参试人员按规程操作、观察、记录、播报,流程紧张而有序。各舱室操作人员神情集中,临危不惧,恪守岗位。中午12时10分52秒,第Ⅱ舱的深度计指针指向300米刻度处,并略微超出,随着一声坚定而清脆的“停”的指令,“404”艇稳稳悬停在该深度上,少顷,艇内各舱室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欢呼—极限深潜成功了!
随即,成功的喜讯穿越深海而出,至水面参试舰船、至中央高层、至参试人员的每一位家属,大家悬着的心落下了,中国的核潜艇、中国的核潜艇人创造了历史。
本文摘自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于无声处:黄旭华传》。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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