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食动物：烹饪与人类演化》（订购）

[美] 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5年11月出版

精彩试读

　　狩猎采集社会的女性在婚姻中确实遭受了许多不公，但为男性做饭也为她们争取了一些权力。人类学家菲莉丝·卡伯里（Phyllis Kaberry）在论述澳大利亚原住民女性时写道：“她们的经济能力不只是生存的武器，还是争取善待和公道的手段。”厨艺不佳的妻子可能会被追逐打骂，或是被砸烂财物，但她也能以拒绝做饭或威胁离开来回击。这种争吵似乎是多数新婚夫妇的必经之路。大部分夫妻很容易形成一种让彼此都感到安心的默契——妻子努力为丈夫提供熟食，丈夫则对妻子的劳作心怀感激。因此，狩猎采集社会的女性通常不会被粗暴对待，许多民族志学者由此认为，相比大部分社会中的女性，已婚女性采猎者拥有较高的地位和相当程度的自主权。

　　考古学家卡特琳·佩莱斯（Catherine Perlès）认为烹饪终结了个人的自给自足，这话说得很对。烹饪未必是社会活动，但女性需要男性来保护她的食物，也需要男性得到社群支持。男性依靠女性提供食物，也需要其他男性尊重自己与女性的关系。没有社会网络的认定、支持，没有强制性的社会规范，烹饪就会引发混乱。

　　烹饪用多长时间才终结了个人的自给自足？对此，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但理论上说，保护性质的配偶体系可能很快就应运而生。诚然，第一批烹饪者不是现代的狩猎采集者，我们对他们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无法可靠地判断烹饪对社会组织产生了什么影响。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祖先在懂得烹饪后，其语言技能有多高。如今，在执行文化上约定俗成的规范时，语言是必需品，因为女性要报告遭遇的偷盗行为，由此保障自己的食物安全。但我们至少可以确定，狩猎采集制度中的三大关键行为要素，即男性作为食物守护者、女性作为食物供应者、相互尊重他人财物，在其他动物身上也能观察到。这说明在早期的烹饪者之中，可能迅速形成了一种类似现代食物保护体系的原始规范。

　　长臂猿就展现了雄性作为食物守护者的职责。这些小型树栖猿类以雌雄配偶组成一对，守卫自己的领地，对抗邻近的对手。如果两对长臂猿在边界区域的树上相遇，双方的雄性便会大打出手，胜利一方的雌性往往能吃得更好。在动物界，雄性守卫食物的现象比较常见，但只有一种动物是由雌性长期供养雄性。这种动物名为宙斯虫（Zeus bug），是澳大利亚的一种小型昆虫。雄性宙斯虫比雌虫小，像骑师一样骑在雌虫背上。雌虫背上会分泌一种蜡状物质，供雄虫食用。这种物质除了喂养对方，似乎没有任何作用。雄虫如果受到阻挠，吃不到雌虫的分泌物，就会产生攻击性，抢夺雌虫捕获的新鲜猎物。发现这种奇特关系的研究者提出假说，认为雌虫宁愿喂养骑在背上的雄虫，也不愿让猎物被它们抢走，这或许是因为蜡状物质中含有雌虫不需要的营养物质。演化出这种机制，显然是为了阻止雄虫妨碍雌虫进食。换言之，雌虫以喂养雄虫为条件换取它们安分守己。这很接近人类的制度。

　　调查发现，雄性“尊重财物”的现象比雌性提供食物更为普遍。红海周边的沙漠中生活着阿拉伯狒狒，它们的配偶竞争是一个突出的案例。互不相识的雄狒狒会为了雌狒狒打个你死我活，但如果双方很熟悉，雄狒狒就会老老实实，不去干涉已经建立的配偶关系。动物学家汉斯·库默尔（Hans Kummer）用实验证明了这一点。他从同一个野生群体中捕捉了两只雄狒狒，把食物放在它们之间，找出其中的优势雄性。然后，他把二者分开关进不同的笼子里。库默尔在优势雄性可以看见的情况下，将一只双方都不认识的雌狒狒放入了劣势雄性的笼子里。优势雄性可以看到一切，但由于它在另一个笼子里，所以无法阻止劣势雄性与新来的雌狒狒互动。另一边，配对笼里的劣势个体靠近雌狒狒，很快就开始交配。几分钟后，雌狒狒为雄狒狒梳毛，表示认同了对方，这样二者便建立了配偶关系。

　　接着，库默尔将优势雄性放进劣势雄性和雌性的“蜜月小笼”里。一小时前，优势雄性还趾高气扬地随意夺取劣势雄性手中的食物，但此时它却失去了竞争雌性的兴趣。优势雄性显得非常尊重劣势雄性占有的雌性。实验录像显示，优势雄性一直在四处张望，但就是不看劣势雄性。优势雄性一会儿对脚下的鹅卵石兴味甚浓，用食指拨弄石头翻滚转圈，一会儿又盯着云朵，仿佛对天气着了迷。只有一个方向它不会去看，那就是笼子里最明显的东西：一对刚刚配对成功的狒狒。在同样的情况下，如果优势雄性不认识另一只雄性，它就不会有丝毫的尊重。库默尔的实验证明，雄性的社会纽带是雄性之间彼此尊重的根源。

　　在动物当中发现的保护食物、靠雌性供养、尊重所有权的现象，都与雄性争夺雌性的性接近权有关，但只有人类发展出了家庭。显然，人类拥有某种不同于其他物种的特质。女性的食物供给需要保护，在灵长类动物中是独一无二的，这也为劳动性别分工给出了合理的解释。

　　人类家庭起源于食物竞争的观点动摇了传统理念，因为它将经济关系放在首位，性关系则居于次席。人类学家通常将婚姻看作女性获得资源、男性获得确定后代的交换。在这种观点下，性是人类配偶制度的基础，经济因素是附加品。但来自动物的证据却支持“食物在决定配偶制度中最为重要”的观点，它们的配偶制度是适应觅食方式的结果，而非相反。雌性黑猩猩需要所在社群所有雄性的支持，才能一起防卫大片的觅食领地，所以它不会与特定的雄性结成配偶。而雌性大猩猩没有防卫食物领地的必要，所以它可以自由地成为某只雄性的配偶。种种类似案例表明，物种在社会层面适应怎样的食物供应方式，将决定它们采用怎样的配偶制度，觅食方式并非适应配偶制度的结果。尽管男性对经济的依赖形式在不同社会各不相同，但就像社会人类学家简·科利尔（Jane Collier）和米歇尔·罗萨尔多（Michelle Rosaldo）说的那样，男性需要妻子提供食物是狩猎采集社会的普遍现象。食物在驱使男性决定婚姻时所起的作用，似乎比对性伴侣的需求更大。

　　此外，食物关系受到的规范似乎比性关系更为严格。在博内里夫人当中，丈夫不会同意妻子和未婚男性发生关系，尽管未婚男性依然我行我素。但丈夫对于妻子与其他有妇之夫发生关系则会相对大度一些，这也许是因为乱交不会像“乱喂”那样有失去妻子的经济服务之虞。博内里夫人和诸多狩猎采集社群一样，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相当开放。女孩可以和社群内除自己兄弟之外的任何未婚男子发生关系。但一旦女性向某个男性提供了食物，她就会立即被视为嫁给了对方。“锁住男人的心，先要锁住他的胃”，这并不是西方社会独有的想法。

　　在美国，婚姻对女性和男性的影响有所不同。女性在婚后往往会劳作更长时间，因为她们要额外花时间做家务，但男性不会比婚前做更多家务。这套模式与简·科利尔和米歇尔·罗萨尔多在小型社会发现的几乎一模一样。在那些社会，婚姻“将具体的人捆绑在一个特定的、等级森严的义务体系之中，要求女性为丈夫提供服务”。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 美学作家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主张家务活应和谐分工，并认为女性在这方面强于男性。他称赞女性有更强的组织能力，因此认为女性更擅长管理家务。但在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看来，女性明显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说，拉斯金的殷勤赞赏，不过是“空洞的恭维……因为在生活中的其他场合，我们决不会让更好的人服从更差的人，还认为这种安排理所当然、恰如其分。如果他的那番话仍有什么价值，那也只是代男性承认了权力具有腐蚀性的影响”。

　　穆勒对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男性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利的控诉，或许同样适用于所有的非工业化社会。瓦那提那伊女性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权在所有社会中位居前列。她们不被认为不如男性，在公共领域也不会屈从于男性权力。尽管如此，在她们很累但男性却闲着的时候，她们还是得去做饭。文化人类学家玛丽亚·莱波夫斯基（Maria Lepowsky）没有描述这些女性拒绝做饭的后果，但在具有类似平等主义氛围的狩猎采集社会，如果妻子没有及时做晚饭或做得不好吃，丈夫很可能会殴打她。一旦发生这种事，大部分女性别无选择：她们只能去做饭，因为文化规则就是如此——这些规则终究是男性为自身利益而施行的。

　　烹饪促成配偶关系的观点暗含着一个普遍的讽刺。烹饪带来了巨大的营养好处，但对于女性来说，烹饪却让她们面对男性权威时更加脆弱。男性是最大的受益者。烹饪解放了女性的时间，喂养了她们的孩子，但也让女性在一种由男性主导的文化之中，陷入了新的、被强制施加的从属地位。烹饪创造了男性优越的文化新体系，并使之延续至今。这可算不上什么美好的画卷。

　　本文选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熟食动物：烹饪与人类演化》。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