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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说美学研究的新拓展－－评河大社《中国小说美学史》

杨金花　夏杏芝

2004-10-19 17:10:48 来源：

　读罢《中国小说美学史》(河北大学出版社)，给人印象最强烈的首先是其研究的角度与方法。研究中国小说美学，大的思路约略有二。最直接的方法是从历代小说创作本身进行抽绎、提炼、概括，从中找到小说发展的美学规律；另一种思路就是把目光集中在历代的小说批评上。《中国小说美学史》的作者无疑更倾向于后者。它不仅阐明了各个时期解读小说文学的审美意识及其承前启后的发展线索，而且也清晰地描述了产生这种审美意识的历史文化语境。在做这一工作的时候，并不是事无巨细地面面俱到，而是采用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云“略小而存大，举重而明轻”的方法，对历史文化背景的描述简明扼要，而将主要篇幅给予各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小说美学家和重要的小说美学论著，对那些名气不大的人物和论著仅将其精辟见解附于同一时期重要人物或重点著作前后，甚至仅将其作为背景材料处理，这样以点带面，点面结合，就使得整个中国小说美学发展的历史能够清晰地层现在现代读者的面前。这种做法的好处，如钱钟书所云，就是“我们阅读当时人所信奉的理论，看他们对具体作品的褒贬好恶，树立什么样的标准，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就容易了解周遭的风气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好比从飞沙、麦浪、波纹里看出了风的姿态”；但杰出的理论家之所以杰出，往往就在于其独特性，如何解释那些杰出的理论家的独特理论个性与时代的关系，并从中抽绎出具有说服力的“史”的线索与规律，则是一件很不容易做好的事情。韩进廉先生的《中国小说美学史》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做出了很好的处理。
　此书给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另外一点就是其贯通性。小说美学史也是一种历史，而一个真正的史家，首先应该具备的，就是司马迁在其《报任安书》中所标榜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精神，而这种精神，自司马迁之后，可以说是日益萎缩。表现了当今学人，最突出的就是甘心做“专家”，眼光除了自己着力的一点，决无旁骛，其结果就是各个领域，哪怕是中国文学这一相对窄小的领域内，都是一片“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情境。治古代文学的不理会现当代文学的发展，甚至动辄以“甘于坐冷板凳”相标榜。其实，这“坐冷板凳”若不是为了“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卧薪尝胆，又何意义之有。造成这种情形的一个可以理解的原因就是当今社科的主要力量集中在大学的社科院系，科研服务于教学，所研究的一般就是自己所讲授的，而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贯通古今真的很难。就小说美学所寄生的“小说”这一文学体裁而论，无论是其社会地位、形态，在古今之间都存在着某种断裂；就小说美学的存在方式而论，在五四之前基本存在于各种序跋、评点当中，而五四以来，受西方文论的影响，基本上是以专门性论文甚至论著；就小说美学的话语体系而论，则更是存在着看来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古典文学研究与现当代文学研究在近代的分道扬镳，就是一件看来合理，做来方便的事情。但我要说，这种沿袭了很久的格局是非常有害的。它的第一个害处是惰化了研究者的头脑。对冲突的整合能力，是测量一个理论家功力的试金石。在这个意义上，越是激烈的冲突就越能吸引一个有气魄的理论家，因为它可以引领他完成对于自己的不断超越；而回避冲突，恰恰是缺乏理论勇气的懦弱的表现。当这种懦弱变成从业者的普遍习惯的时候，这种懦弱就简直成了固化在一个学科内部的基因了。它的第二个害处就是使得古代文学、古代文论的研究日益与现实脱节，变成了一门“没用”的“死”学问。历史和现实的关系，是一种和则两利，分则两伤的关系。只有和现实取得联系，历史才会显现出其存在的镜鉴意义而不仅仅是对于过去的记录；现实只有和历史连接在一起，才会显示出其在整个时间链条中的深刻意义而不仅仅是无关乎后世痛痒的单独事件。在这一点上来说，韩进廉先生的《中国小说美学史》作为中国小说美学领域内贯通古今的一部力作，具有特殊的意义。

摘自：《中国出版》2004－08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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