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五“重”五“轻” - 精品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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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的五“重”五“轻”

杨叔子

2002-10-09 14:25:17 来源：

　　《学术报告厅》第二辑《求学的方法》最近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收录了杨振宁、李政道、丁石孙等国内外知名学者所做的学术报告。在大师们轻松的口语中，在他们深入浅出的讲解中，源于生活智慧的科学之美被演绎得淋漓尽致；报告人们对社会、对科学的反思，也让我们掩卷遐思良久。让我们打开书，从《求学的方法》中摘取片段，来享受大师们的灵性和深邃。（注：本版内容均摘自该书。）

　　杨叔子：中国科学院院士，机械工程专家，1956年毕业于原华中工学院，曾担任华中理工大学校长，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

　　我们教育的弊病在于应试教育，现在大家普遍感到中小学是应试教育，而我个人感到高等学校也是应试教育，是找职业的考试教育。考是必须的，试是必应的；问题是考什么？应什么？问题就出在“什么”与“如何”上。就出现在所谓的应试教育。高等院校是工具性的东西在起作用，如果学生要找到好职业，就必须经过诸多的考试，只重视做事，不重视做人，不重视思维，急功近利，这就是应试教育，因此在高等院校，特别是理工大学，出现了五重五轻，我认为“重”是对的，但“轻”是不对的。

　　哪五重五轻呢？第一点，重理工轻人文。重理工，对；轻人文，错。轻人文，使得学生的人文陶冶很弱，人文素养差，举个非常典型的例子，1982年我在美国的一个大学访问，有几位华人教授跟我讲，内地教育有个缺陷，什么缺陷呢？内地的留学生，ABC很好，XYZ也很好，也懂得美元、英镑，就是不太了解长城、黄河，不太了解文天祥、史可法，一点也不知道《史记》、《四书》、《资治通鉴》，请问这种学生毕业出去以后能不能为中华民族服务？我认为他们提得非常好，非常深刻，也非常生动，ABC很好——外语很好；XYZ很好——数学很好，业务很好；懂得美元、英镑——会打经济算盘；不太了解长城、黄河——不太了解祖国地理，对祖国的地理知之甚少；不太了解文天祥、史可法——不太了解民族的历史，对民族的历史知之甚少；一点也不知道《史记》、《四书》、《资治通鉴》——对祖国与民族的悠久文化传统一无所知，这种高层人才，对自己的国家、民族的地理、历史知之甚少，对悠久文化传统一无所知，可不可能对自己的国家与民族有感情？会不会为这个国家与民族很好去服务？现实的很多例子已经证明了这个批评是对的。很多朋友讲，华中理工大学中国语文水平达标考试搞得不错，1995年9月17日开考，一年一次，为什么开考？就是因为一个大学生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杨校长，我有件事想不通，作为一个中国的大学生，四级英语过不了关就不能拿学位证，这点我赞成，因为要改革开放，要中外交流，但是汉语错别字一大堆，用词不妥，句子不通，文章不顺，居然可以拿到学位证。请问杨校长，这应做何解释？”这个学生很不错，我感觉提得很好，就把这封信拿到校长办公会——我们最高的行政会上去讨论。校长办公会一致决定考中国语文，每年考一次，如果在校期间考不及格，专科不发毕业证，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不发学位证。

　　为什么这么做呢？第一层，还是牵涉到人文素质。文化素质的问题，作为中国学生对中国的语言文字搞不通，行吗？第二层，对中国语言不通，传统的文化和精神不了解，怎么可能对民族有感情？第三层，如果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古老的一个民族，自己的文化得不到发展，那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必定是一个重大损失。我们绝对不是搞大国沙文主义，也不是搞狭隘民族主义，而是因为不发展自己的文化，显然是对世界繁荣进步的一大损失，所以我们决定考中国语文，这一举措得到广大学生拥护，并已初见成效，而且近年来势头越来越好。

　　第二点，重专业轻基础，轻学术基础。重专业，对，高等教育是专门教育；轻基础，错。就会使学生的学术眼光近视，无后劲。1982年我到威斯康星大学的时候，一个美国教授请内地去的一位副教授给他的本科生讲课，第一次讲课的时候，这位美国教授说：“你别讲了，下来！下来！”这位副教授问为什么？对方说，你讲的是一个职业学校、中等技术学校教的课。这个副教授说好，把我们专业里深的内容拿出来讲。又讲第二次，还是被请了下来，还是职业教育。这回副教授怎么办？他把专业课最深的内容与他的科学研究里面最基础的部分拿来讲，美国教授讲这还可以。这说明我们的教育，对专业知识极其重视，而对基础的教育或者国外讲的通识教育重视得不够。

　　最近，在我们学校做了一年访问的日本访问学者，快走的时候和我谈话，谈了100分钟。到了最后，他说，他把我们学校的教育计划研究了很久，不像高等院校教育计划。我说：“为什么？”他说：“太失衡了，根本没有人文社会科学教育，而理工科的课程也太专。”现在，我们的普通高等院校把专业的东西放那么多，那么重，那么窄，从长远讲，对学生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像豆芽，又细又长；大学教育培养出个机器，适应性很差。这是件很糟糕的事，没有完成普通高等院校应该完成的任务。

　　第三点，重书本，轻实践。重书本，对，但不能到实践中去检验知识，不会在实践中学习，是绝对不行的。中国的老话不就讲了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干万件事。”有一次，我去听文学院中文系的课，桌子上有一本《论语》，我打开一看，“子曰：学而时习之”，我问一个学生做何解释？他说，“这好解释，学过东西要经常去温习，对不对？”我说：“讲得不对！照你这个讲的话，前面三句话三个意思，“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温不亦君子乎，”学过的东西拿来温习，是很高兴的；有朋友从远方来，是很高兴的；别人不知道我，也没关系，我才是个君子。这是三件风马牛不相关的事情，孔子那么笨，把三件无关的事放在一起讲。孔子的学生那么笨，把这么一段放在《论语》第一篇第一章讲！”我说，“应把《论语》好好看看，从总体上了解它的意思，绝对不能只看一层，”为什么读原典原著要用原典原著解释本身，不能用后人的注释，用后人的话来解释会走样，孔子所说的“学”，首先是实际学习，《论语》上多的是呀，不耻下问、入太庙每时问，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等，都讲了孔子的思想：要向实际学，要向大家学习，第二是学做人，学做学问。这个“学”是实践，向实际学习，学会做人。习，不是温习、复习，是实习、实践；把学的东西经常加以实践，这是很高兴的事情。所以，才有有朋友从远方来，又可向他学习，又很高兴；所以才有如此学习，是为做个无愧于内心的君子，别人知不知道我，毫无所谓。

　　大家都知道，外国学生考试，考试成绩并不一定比中国的好，可是外国学生很能做事，为什么？动手能力很强，实践锻炼很好。还有人讲，上海、北京的学生，考试成绩不如内地。我觉得这需要分析，这些地方的学生看的东西多，动手多，用上海话来讲，“这个脑筋灵光”，非常灵活，这跟实践结合有关系。在内地，尤其是在小地方读书，有的小地方的高中，一年只放三天假，大年三十晚上、初一和初二，其他时间都不放假，一天到晚读书，读死书，死读书，结果呢？不是读书死，就是读书傻。这不行。王夫之讲得好：“躬行为启化之源。”值得深思！

　　第四点，重共性，轻个性。重共性，对，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轻个性，错。因材施教搞得差，使得学生好的个性发展差，突出才能不够，我感到这是我们教育中很大的一个弱点。个性发展不好的人很难发展到很高程度。哪一个杰出的人物，没有个性？！没个性，决不能杰出；有个性，不一定杰出。一定要有个性。达尔文的个性就发展得不错，可是他小时候受到很多冤枉，校长甚至要把他开除掉，他喜欢荷马的诗，校长说他不务正业；他到化学实验室做实验，校长就说他胡搞，结果达尔文还是很了不起的。如果学生的个性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就等于把学生灵性扼杀了。所以，中国有一句批评科举考试制度的老话——“消磨百代英雄气”，把一百代的英雄锐气都消磨掉了。什么原因呢？清代科举考试考的是八股文，考生便遍地搞八股文，把人框死了，独立思维没了，人才不能够成长。要顺着学生的本性去引导他，他肯定有发展，这个本性既是先天的，也是因后天的经历而形成的。1985年，我开始带博士研究生的时候，一位老先生给我讲：“杨叔子，你要注意好，带学生一定要看清学生对象。我有一个教训，我带过一个学生，是工厂来的，实践能力特别好，动手能力也很强；一个学生是研究单位来的，研究能力很强；我就想，补短吧！就让工厂来的搞理论研究课题，研究机关来的搞工厂课题，结果都不令人满意。如果从研究机关来的就让他搞理论性课题，从工厂来的就搞实践性比较强的课题，都会达到好的结果，一定要注意这一点！”我认为这是对的，因为学生的天赋与经历已经造就他的某种优势和劣势，在培养人才的阶段，当然劣势可以去克服，但更重要的是发挥他的优势。不发挥他的优势，还要丢掉或少用他的优势，而另外去补他的劣势，肯定要碰壁。

　　重共性、轻个性还有其他的表现，如重课堂教学、轻课外教学，重灌输、轻启发，要保证每个学生都不掉队，保证课堂上彻底解决问题，灌输是都灌而输入，启发却启而不发，队倒没人掉，问题也没在课堂留下，人才呢？却出不来！

　　第五点，重功利，轻素质。重功利，对，不会做事，不重视社会需求，怎么行？轻素质，错，不会做人，不会思维，怎么行？其实，上面四重四轻，归根到底，就是这一重一轻。这使得真正生动活泼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杰出人才，培养得少。这一点很值得注意，我看到吴树青先生一篇文章中谈文科里面为什么没出现大师。我觉得不但文科里面没出现大师，在理工科里出现的真正的大师也不多，我想这与急功近利的导向和缺乏对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很有关。

　　一个真正的大师必定是博古今通中外。教育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方面是工具性的功能，这一点的的确确不能忽视，你不教会学生建设社会、发展社会的知识和能力是绝对不行的。但另一方面，教育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是塑造人，是精神方面的东西，这是非常根本的事情，教育的最终目的还是塑造人。所以只看到高等院校工具性的功能，而不看到高等学校目的性的功能，是片面的。我认为，大学教育最重要的是受教育者在人格上和精神上的完善。中国的教育者，毫无疑问，应好好学习西方的教育，但中国教育自身的良好传统，决不能轻视。更不能丢失，而是我们立足之基，应该去发掘，去继承，去弘扬，去发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坚持三个面向。所以在教育上，重功利是对的，轻素质是错的，五“重”是对的，五“轻”是错的。

来源：中华读书报2002.10.9

本版责编：孟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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