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文化大事业　谋企业大发展－－访人大社社长贺耀敏 - 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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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文化大事业　谋企业大发展－－访人大社社长贺耀敏

2003-10-31 16:05:30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2003－10－17

●贺耀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长)
○陈旷(记者)

认识变革：
　关键是突破障碍
　○在文化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出版业的改革政策，您如何理解出版业改革的进程?
　●中央关于加快文化体制改革的决策为中国出版业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从国家综合国力来讲，文化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过去我们对这一点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楚，但现在不同了。出版业的改革，有助于加强国家的综合实力，有助于提升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如果对这一点没有深刻的理解，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当前要把出版体制改革提高到如此的高度。过去那种由以苏联、东欧国家为一方，以欧美国家为另一方的两级格局已经结束，当今世界多极化为我国文化的发展与传播提供了可能。中国之所以是中国，就要把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中国文化的感召力和中国文化的魅力体现出来。从国内来讲，在实现更高水平的小康目标的同时，改革开放的下一步目标就是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满足人民群众的丰富多彩的文化需要。现在大多数人对出版业是不满意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出版业还不能很好的满足读者的需要。

　○您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有深刻的理解，那么，从微观层面来讲，您认为当前的出版业改革当中，有哪些关键问题需要去解决?　
　●我是做具体出版工作的，对很多大的问题考虑的不多。但是我认为，文化产业包括出版业一定要遵循产业成长与发展的规律，市场与国家都要给产业发展创造空间，营造适宜文化产业发展的环境。我国出版业原有体制存在很多问题，例如，由于没有使出版社真正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成为企业，所以总是要使它归某一部门或某一单位所有与管理，造成我国出版业分散、凌乱、竞争力不强的产业格局。现在采取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只是一种过度办法，我认为，三到五年必须要完成区个过渡，不然就很难谈出版业的发展。因此，现在改革出版业的出发点或者归结点都应该是改变这种状况。应该把先有的560多家出版社纳入到一个整体的产业发展的规划中。
　在这个变革过程中，有两个障碍必须跨越。第一个障碍是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存在误区，那种认为出版社企业化必然削弱意识形态的观点其实是站不住脚的。20多年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没有动摇，但这并没有导致国有经济的萎缩。我认为，现阶段让出版社企业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会削弱我们的意识形态，还会因为出版业的壮大而加强和改进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第二个障碍是我们长期习惯于依赖政府的保护，希望垒高出版行业的门槛，强调出版行业的特殊性，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出版行业的改革。现阶段我们对其他所有制经济进入出版业，可以说“不”，但是，限制其他国有经济进入出版业则依据不足。如果适当放开出版业的进入门槛，其他国有经济则会很快进入出版业，特别是那些规模与实力雄厚、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经济力量的进入，一定会带动出版业的大发展。现在我们也在学习其他国有经济领域的改革经验，但如果在制度上不推倒这个影响改革与发展的门槛，这种学习终究是比较肤浅的。只要我们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相信就会有很多大型特大型国有企业要进入出版领域，出版业不可能通过垒高门槛就变得安全。
　要迅速发展我国的出版业，我想还要着力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政府要为出版业做强做大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和法律环境。我们现在大力推进集团化建设，积极探索图书发行连锁经营，这都需要有国家的政策支持和法律环境保障。出版社需要在国家法律的保护下，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和企业发展的规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第二，出版业要充分利用当前这个大好的发展时机，加快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我国出版业的整体素质并不高，改革的步伐迈得又比较晚，更需要胆子更大一些，步子更快一些，思路更开阔一些。
　第三，出版社要真正面向市场，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出版体制、管理机制和运行模式。目前我们许多出版社无论是管理还是经营，都很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需要在观念、体制和机制上进行转变。在市场经济面前玩不得假。对人大社来说，就是要抓住这次改革与发展的机遇，真正融入到这次改革实践中，积极探索适应市场经济的出版体制、管理机制和运行模式。

长远目标：
　做人文社科出版“旗舰”
　○人大社属于大学出版社，您认为大学社在出版业中有没有特殊的优势可以利用?
　●优势与劣势总是并存的。大学出版社是我国出版战线一个很有发展前景的方阵，许多大学出版社已经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绩。为什么会是这样?我想，一是大学出版社享受着政府比较好的政策支持，二是大学出版社建社之初都是为了服务于高等教育教学，大学出版社由于可以紧紧地依靠所在大学或研究机构，独享一些特别的出版资源与市场需求，三是我国以教材为主的图书市场结构决定了从事教材生产的出版社日子相对好过一点。出现这种局面主要与现阶段我国的知识创新和知识普及主要是依靠高等学校和科研单位的知识分子来承担的有关系。可以设想，到了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很多人都可能成为知识的继承者、传播者和创造者，作者资源的社会化、教材供给的市场化都会对大学出版社提出挑战，大学出版社的“区位优势”就会变得不明显了。
　大学出版社的劣势也很明显。许多大学出版社仍然没有从“小富即安”的状态中走出来。加上一些大学出版社由于为小市场、专门化读者服务，品种比较单一，这就更造成了它们难以有全局眼光和宏伟战略。此外，大学出版社在体制和机制上比起社会上的出版社，还要僵化和落后一些，“小富即安”和相对日子好过一些掩盖了体制和机制的缺陷。大学社如果看不到自身存在的问题，是危险的。
　○人大社前几年发展比较快，近期又进入了集团试点队伍，在过去的改革和发展基础上，在新的改革条件下，人大社有什么新的发展规划吗?
　●人大社经过最近10多年的探索，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发展战略。首先，人大社要坚持走内涵式集团化的发展道路，建立起多种媒体互动、产学研一体化、国际化的现代出版集团。人大社应该也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即：为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为我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与繁荣做出积极的贡献，为我国的主导价值观和主导意识形态的巩固做出积极的贡献。我们决心把人大出版社建成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出版领域的一艘“旗舰”，成为导向正确、管理先进、文化积淀深厚和文化创新丰富的出版社。
　其次，人大社要坚持走专业化道路，通过若干年努力，形成经济管理、法律、人文、外语、教育培训等专业出版分社。为此，在学术出版方面，我们要吸引国内最好的学者和最好的学术著作以及大众精品，为最好和最有潜力的学者提供出版平台，在主流学术中进一步强化人大出版社的声音。在教材出版方面，我们要加快进行教材的立体化深度开发。我们最近几年在经济、管理、法律、人文和新闻传播等学科领域，引进了大批国外最前沿的研究著作和畅销教材，今后将继续加大引进力度和规模，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大力加强文化艺术类图书的引进和非英语国家图书版权的引进，在人大社形成一个世界多元文化优秀成果充分展示的平台。
　第三，人大社将继续强调出版与教学、科研互动，把握科学研究前沿的脉搏，了解教学改革最新的成果。一年来，出版社领导带队，率领编辑策划人员拜访了许多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加强出版社与他们的互动，寻求为他们服务的机会。人大出版社还要全力配合中国人民大学建设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步伐，为学校的大发展做贡献。
　第四，人大社正在组建企业化管理的发行公司，它应按照现代公司制度来设计和运作。发行改革的目的主是为了更贴近市场。我们还计划选择一批与我们有长期合作的、条件初步具备的经销商，与他们一起建立发行分公司。总之，一方面我们要巩固自己已有的发行渠道，另一方面借助比较成熟、运作比较规范的途径拓展市场。此外，还要通过降低成本、提倡分享利益等方法增加销售渠道。

近期改革：
　优化结构　丰富产品线
　○据我所知，人大社最近对组织结构也有一些调整，年中成立朗朗书房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新近又成立了博克教育公司，这两个新生力量对原有的产品结构会形成什么样的补充?
　●朗朗书房和博克教育公司都是我们在发展中的探索；在走图书出版专业化道路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教材、学术著作与一般图书的关系十分重要。人大社有编辑策划和发行教材、学术著作的明显优势，在一般图书的编辑策划和发行上则经验不足。为此，我们组建成立了这两个机构。它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编辑策划大众精品图书，包括学术思想、中外艺术、经管普及读物等，我们抽调精兵强将充实队伍。同时也通过这两个机构，联系和吸引更多的社会出版资源。我相信，这两个机构对增强人大社图书的局牌和市场化运作的能力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从产品层面来看，明年业界将会看到什么样的景象?
　●今年我们的选题有不少大手笔，相信明年我们的产品会给读者带来一些惊喜。教材方面，21世纪教材的六百多个品种和91种教育部推荐教材将全部面世，这将进一步巩固人大社在我国新一轮高校教材建设中占得的先机和发展优势。在学术著作方面，我们近期出版了《中国佛教哲学要义》、《民商法研究》等一大批重要的学术专著，同时还参与国家清史编纂工作，出版了《庚子事变清官档案汇编》，近期还将推出若干套清史研究档案和《康有为全集》等。在引进版方面，仅今年1到9月，我们就签了170多个版权引进合同。近期将集中推出一批国际知名的思想家或学者的著作，如《康德著作全集》(共九卷)、《劳特利奇哲学史》(共十卷)和《尼采全集》等等，《亨利·米勒全集》、《杜尔凯姆全集》等也正在翻译中。这些重要学者和思想家全集的集中出版，从长远讲，将产生比较大的学术影响。我们还在积极引进主要学科的基础性工具书，例如，我们正在组织翻译的《经济学百科全书》、《经济学大辞典》和《国际工商管理百科全书》(共八卷)。第三，最近，我们还从法国引进了文化艺术类图书。

个人风格：
　不做“翻烧饼”式的“改革”
　○到了人大社后，您在管理机制上和经营管理上有什么改革措施吗?
　●人大社一直在改革中发展、在发展中改革。小的改革可能每周都会有，大的改革路子一直是很清晰的，不会因为换了一个社长而出现大的起伏或变化。我到人大出版社做社长，我不会搞“翻烧饼”式的“改革”，我要坚持人大社这些年来创造的成功经验和行之有效的做法，我要继续调整和解决那些不利于发展的条条框框。我要求自己比前任社长们更要有胸怀，更要有气魄，更要有胆识，与全社员工一起共同推进人大社的发展和改革。
　○我们知道，您是做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研究的，曾经负责人民大学的科研管理，从您的前两个角色转到出版管理这个角色来，您有什么感受?
　●在一个企业里，发展战略、工作秩序、行为规范往往是最重要的，个人的作用很微小。我过去长期搞科研管理，到出版社后，自己觉得可能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感觉比较好，对学科发展、学术研究和教学内容与环节有比较深刻的理解，但我对企业经营管理不是很了解，毕竟我没有这方面的实践经验，比如有时我觉得是很好的选题，而编辑们则认为不一定适合市场需求。那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从头学起，向大家学习请教。到出版社以后，我给自己规定了“四多四少”的规矩，这就是：多倾听少浮躁，多商量少武断，多请教少主观，多思考少冲动。我给自己的角色定位是：营造外部环境，加强内部团结，维护共同理念，追求跨越发展。我并不希望我一个人来创造什么全新的局面，人大社保持了一个长期发展的态势，是因为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不是单纯靠某个人的力量。目前，人大社领导班子成员是比较彻底的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重大问题集体讨论决策。不该我插手的事情我决不插手。在我们出版社，我们提出团结、发展、事业高于一切!我特别想说的是：团结是金啊!

摘自：《中国图书商报》2003－10－17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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