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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醒地远离“大崩溃”

胡守文(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副社长、副总编)

2004-07-16 16:50:11 来源：

　◇日本出版业所谓“大崩溃”，是日本出版陷入一定危机情状的是一种表述。即出版物的社会机能蜕变成了消费型，大量生产、大量宣传、大量销售和消费成为出版活动的基本特征。
　◇中国现在的出版业大致类似于日本的出版普及期。正像日本同行在此一发展阶段呈现的某些特征一样，中国出版业似乎也在克隆着。
　◇集团化建设，能否杜绝重演日本出版业的危情，我看不能高枕无忧。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集团化带有先天性的局限性，其最主要表现是行政力基础上的出版同质化趋向。
　◇解决不好占80%份额的一般性图书的平庸问题，就将淹没和吞掉20%畅销书的经济效益。

　我不欣赏对日本出版业用“大崩溃”这种夸张的语言来描述。但中国有句俗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所谓“大崩溃”的说法，对我们不无警示作用。
　日本人为什么会发出如此惊世骇俗的哀叹?这种“大崩溃”的基础，中国出版界是否亦已显现?两国不同质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中国出版界有哪些自身独有的潜在危机?我认为这比简单地跟随在日本人后面变本加厉惊呼“大崩溃”即将来临，要理性得多，有益得多。
　日本出版业所谓“大崩溃”，是日本出版陷入一定危机情状的是一种表述。这种所谓危机情况，不一定表现为企业破产，市场凋零，而是指日本进入了一个出版的过剩时代。即出版物的社会机能蜕变成了消费型，大量生产、大量宣传、大量销售和消费成为出版活动的基本特征。快餐文化大行其道，人格培养和技能知识扩充的出版创造力衰退，文化的精髓从出版本质中渐次丧失，文化的出版坠落成没有文化的出版。
　当然，日本出版业“大崩溃”的现状，不是一天形成，而是经过了产业的初始期和普及期，并在普及期得到过急速发展。中国出版业经过二十余年努力，已迅速接近了世界出版水平，如果要类比的话。我们大致类似于日本的出版普及期。正像日本同行在此一发展阶段呈现的某些特征一样，中国出版业似乎也在克隆着。比如那个时期日本出版行业风行一时的“角川商法”，在中国出版界，也在探索和迅捷蔓延着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商战策略；出版过程中炒作、操作等纯市场经济手法的运用日趋成熟。特别是自上世纪90年代始，中国出版界迅
速重新洗牌，强者生存，在高速发展中诞生着为数不少的出版“新贵”。正是这种发展的超常速度，也使我们行业内出现了某些日本出版过剩期的矛盾和苗头。如日本的“书低刊高”现象－－一说刊书比例为6：4，一说刊书比例为7：3。图书销售额的下降和刊物销售额的上升，使出版社不得不将杂志当作战略商品来经营。中国出版界不也开始出现这种现象了吗?中青社从1998年提出“经营上实现由书向刊的转移”，并视之为战略口号，不是一时冲动，拍脑瓜想出来的，而是反映了中国出版界的某种现实和规律；日本出版社所谓“杂志时代”笼罩下漫画书大行其道，中国出版界对之不也是趋之若鹜吗?日本同行在出版困境中，纷纷推出“文库本”以寻找新的生路，中国出版界则纷纷瞄准了北美畅销书排行榜和国内名人写作，希图以畅销书突出重围……日本出版过剩期以追求利润而摧毁了出版文化，使产业利润与文化创新形同水火，这种所谓“大崩溃”真正深层的原因，不能不让我们做进一步的深思。
　在日本出版败马的背景下，中国出版界正在热什么?
　一是热出版集团化的建设。从本质上讲，不管出版集团变大变小，变强变弱，万变不离其宗，都应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创造的基地。我们的集团化建设，能否杜绝重演日本出版业的危情，我看不能高枕无忧。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集团化带有先天性的局限性，其最主要表现是行政力基础上的出版同质化趋向。世界上已有两种类型的出版集团，一是欧美式的、横向同类或相近门类出版社的联合并购，二是日本式的，趋于保守的内敛的深耕细作型。这两类集团，都是以出版的个性化为前提。我们的出版集团化，是以计划经济条件下，服务于地方的相似性地域出版的布置，在此基础上取消了出版的地方性限制，但出版社布局并没有根本的调整，由此直接进入地域性集团化的轨道。这种集团化，当然是有别于欧美和日本的第三种模式，没有成功的先例可借鉴，需要在摸索中克服意想不到的种种困难。我们选择厂这样一条发展之路，同时也应该说是选择了—条风险之路。这当中，会不会产生文化的缺失。既值得警觉，又要认真防范。
　二是发展的措施问题。集团化只是发展的路径选择，手段和措施。一“大”了之，一“转”了之，既不妥，又不能做大，是解决规模问题，但有了规模不一定有效益；转制虽是一种机制的转换，它也不直接产生效益，真正的出路在于“做强”上。在全行业“跨越式”发展的口号推动下，我们可以感受到出版社的不同的努力。让我们注目的是行业内出现的一个新说法：现在进入了“畅销书时代”，以畅销书的出版来保证出版的发展突破似乎已成潮流。我不赞成这样的提法。在现实的出版活动中和图书销售市场，畅销书确实在上演着好戏。但是，经济学及出版界的“二八定律”过时了吗?没有。畅销书和一般性图书的比例是2：8，但经济效益的份额之比是8：2。这个定律不应该认为只是对畅销书在经营活动中的肯定，同时，它也是对占80％的一般性图书在经营活动中重要性的肯定，解决不好占80％份额的一般性图书的平庸问题，就将淹没和吞掉20％畅销书的经济效益。80％对20％，在运动中会形成反制。这样看，就既可以看到畅销书对于出版社经营活动的重要性，又可以看到忽略解决一般性图书平庸问题的危害性。也就是说，光抓畅销书并不能在根本亡解决出版社的经济效益问题。刘呆同志有个很好的主张，叫“经济是前台，文化是目的”，这是几十年出版改革实践的经验之谈，对现实中处理好诸如畅销书地位作用问题、双效益关系问题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既是要求，又是尺度，更是我们保证中国出版业远离“大崩溃”而健康发展的清醒剂、推进器。

摘自：《中国图书商报》2004－07－09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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