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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凉夏日话出版－－北大社谈出版战略

2004-07-16 17:08:51 来源：

经济大户文化重镇
　赖德胜(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
　我们的目标很明确：经济大户、文化重镇。经济大户的含义是相对的，在目前阶段，一个出版社的有关经济指标必须处在前十名，或者说年发行码洋要在十个亿以上。在国内出版社，一年超过十个亿的不多，如果一年达不到十个亿，经济大户的指标也谈不上。
　所谓文化重镇有以下几个含义：第一是学术品位。它是文化标杆。一个大学出版社，特别是一个具有重要地位的出版社，必须要有学术精品，树立学术品位。
　第二，一个处在转型期的出版社应该为文化体制的改革，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包括我们的教材停租，客观说，我们不停租，市场也非常好。为什么停，钱是一方面，而且北师大社若不能对传统体制冲一冲，我觉得不过瘾。因此我们觉得有责任打破国内传统出版体制和制约文化发展的体制的一些弊端，并探索新的行业发展思路。
　第三是对推动中国教育体制改革和教育事业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大学出版社是一个教育机构，而不仅是出版本身。
　第四是对北京师范大学本身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国际交流等做出应有贡献，因为我们毕竟是依托大学，我们要把北师大的人才资源和学术资源转化成出版资源，反过来也要对北师大的人才培养和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五，出版社作为教育机构，应该把文化建设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我们出版社很重视软环境的建设和文化建设。比如我们提出“快乐出版”，意思是让快乐的元素体现在整个出版过程中。还有出版应该提升每个人的价值，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一个平台，所以我们的口号是“打造平台、奇峰突起”。还有就是要满足出版社每个个体的需求，因为市场的本质是对每个个体的尊重，是对每个个体选择权利的保障。因此我们出版社会尽各种努力激发每个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举例来说，最近我们选了美编室5个人最满意的作品和背后的故事拿出来做展览，效果好的话将会出一本书，美编都说这种激励十分巨大。作为社长，关键就是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们出版社还有一个口号是“出书、出人、出理念”。“出书”是我们的本业，和主业，要突出和壮大它们，因此出书无疑是最重要的。“出人”的意思一是凡是读北师大书的人都能成才。二是出版社本身的200多人都要成才。此外，我们将成立两个研究院，一个是出版科学研究院，另一个是课程与教材研究院，专门做教材研发和出版研发、选题研发，是我们的教材研发基地和人才培养基地。将来我们要招文化产业方面的硕士、博士生，包括新华书店和出版社的老总和业内的同行，也包括中小学骨干教师。真正成为出版业人才培养的一个基地。“出理念”是说我们的很多活动都要出理念，比如我们每年都要举办一个“京师出版国际论坛”，为业内人士提供一个交流心得体会的平台。今年的论坛已筹备在下半年举行。

图书结构转型的六个方面
　杨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一直是教育出版社，过去教辅图书占到相当大的比例，这并不合理，它不可能持续发展，在出版史上也不会有地位。一些出版社码洋并不高，但是写中国出版史却绝对绕不开它们，因为它们出版了一系列学术精晶，形成了极强的学术影响力，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渗透力。
　所以我们今年到明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图书结构转型。我们准备做这几方面工作：
　一是继续完善国标教材。目前我们已经有12个学科，但还需要完善。国标教材的利润空间并不大。但不管多大困难，我们一定要“将国标教材进行到底”。到2007年我们要使同标教材上规模，成体系，至少要包括主要的学科。在3到5年的时间里让北师大出版社成为义务教育教材出版基地之一。
　二是全面启动高校教材，包括职高。在我们的教材中，高校教材很不成比例。国标教材及相关产品占到90%，这很不合理。我们已经确定高校教材是我们新的经济增长点。高校教材有很多好处：政府不限价、前期投入小、稿费不高、没有什么售后服务。这些决定它利润空间非常大。我们已经决定启动“新世纪高等学校系列教材”。首先，从文史哲启动，之后逐步完善，因为文史是北师大的强项，哲学是北师大上升最快的学科。同时，我们还要修订、整合、完善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系列教材，这些同样是北师大的强项。我们不但要有文科还要有理科及应用学科教材。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要成为高校教材出版基地之一。
　三是精心打造教辅精品。中小学的教辅有很大的历史责任感，我们求精不求多。今年我们开了4次教辅研究会，砍去一批教辅。教辅现在非常难做，因为“一费制”的普遍推开、各个省市普遍自编、民营书业的普遍介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教辅要靠质量、特色和实用性取胜。
　四是拓展学前教育图书，同时抓少儿读物。在我看来，少儿读物、教辅读物、中小学教材密切相关。
　五是加大学术著作出版力度，同时强化引进版系列。柳斌杰副署长去年来我社视察的时候—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学术著作品种太少、力度不够。所以我们从今年开始加大学术著作出版力度，追求精品，追求知识性、前沿性、权威性。除了《当代中国哲学家文库》《当代中国史学家文库》《当代中国数学家文库》外，我们准备启动教育学学术著作四个系列：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法学、教育哲学。这都是北师大的强项，在国内学术界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六是尝试畅销书出版。第一本《凤凰考》小试锋芒，接着是《世界遗产与我们》。我们深知出畅销书的酸甜苦辣，但我们还是要走进畅销书。对于北师大出版社来说，畅销书不能多，但不能没有。

新课标思考与困惑
　叶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副总编)
　课程标准实验教材是目前业界关注的重要话题；对北师大出版社而言，参与本次基础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材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北师大出版社的发展要求其尽快实现产品结构的转型，在前期出版国家五四系列教材的基础上，参与本次教材建设，无疑是实现产品转型的重要途径之一。另一方面，北师大百年学府深厚的学术底蕴、齐全的学科资源和人才优势为北师大出版社参与这次课程教材建设提供了人才与研究保障。目前，北师大出版社已经出版了12个品种的课程标准实验教材，并正在启动其他品种的教材。建设一套相对齐全的、高质量、有特色的教材，努力向国内有影响的中小学教材出版研发基地迈进，是北师大出版社教材建设的目标。
　在课程标准教材建设过程中，有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其中，如何提升教材建设的基本能力成为摆在每个参与教材建设的出版社面前的重要任务。教材的市场占有率固然是一个指标，但要成为教材研发的专业基地，教材建设的整体能力是至关重要的，这个能力包括人才、制度、组织等各个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参与教材建设的各个机构的教材建设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教材多样化的政策目标是否可能实现并具有可持续性。从这个意义来说，发展教材建设基本能力决不仅仅是某个出版社的任务，在这一方面需要走的路也还很长。另一方面，对出版行业而言，由于习惯于统编教材，在许多环节上还需要做比较大的调整，以适应教材多样化政策的需要。从宏观上看，教材的多样化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工程，涉及的方面很多。明确的政策、法规是实现多样化的基本要求，否则任何一种多样化都只能为过眼烟云。应该说，从这个意义来看，教材多样化的道路才刚刚开始，其所需要的诸多条件并没有实现，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很多问题，包括如何处理好政府职能与企业职能、如何处理好市场与计划的关系、如何做到开放性与专业化的同步提升、如何协调特色与市场需求和普适性的关系、如何处理好选用和适用的关系等等问题。但无论如何，教材多样化是一个值得各方面力量付出努力的方向。

企业内部管理有待探索
　傅荆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助理)
　第一，北师大社的发展历程从微观角度为我国出版行业的发展提供了个案。因为北师大社具有一定的行业影响力和公共影响力，企业集团的构架正在形成，还有一个特点是我们是一个大学出版社，这都是很值得研究的。
　第二，我觉得我们离一个内部管理机制比较完善的现代出版企业还有一定距离，因为现代企业制度是要搞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但北师大出版社有能力实现这种从事业到企业、再到现代企业的双重跨越。
　第三，打造核心竞争力关键靠管理，要寻求资本进入，寻求优秀的人才。现在出版行业的门槛降得越来越低，随着资金进入的瓶颈越来越宽松，市场竞争必然越来越激烈。出版社如何才能跑得久、跑得快，关键靠内部管理，这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所在。我们也在做这方面的探索。

教材租型模式应当改变
　马朝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市场营销部总经理)
　从2001年我们在全国有11个省市有国标教材方面的租型，但都不是全品种租型。从新的领导班子上任，我们停止了十几个省的起始年级租型。租型的收入很少，而一本书的投入有上千万元。现在有很多反弹，说是没有按协议或是协议没有到期。但我们调查是他们没按协议，因为协议上规定是北师大的教材每年要增长20％，要达到该省所有起始年级学生使用人数的30％。他们都没达到，今年一部分省达到是因为有新的办事处通过努力把数字提上来了。现在还有两个省处于十分僵持的状态，不给租型就不报数字，也就没法开印。
　通过调研发现，租型单位没有专家，而是由教育厅组织培训，他们一般培训的都是大社的教材，偶尔才有北师大的教材。我们的教材以观念新、教改力度大著称，如果培训跟不上，是很难教的，直接影响到教材的选用。
　以前我们走的是渠道发行，缺少对一般客户群的关系和调研。现在图书结构的调整也决定了最近我们必须搞调研，想建立一些一般图书的代理机构，把一般图书做上来。今年我们下决心改造一个十年品牌《同步单元练习》。但还是跟不上市场上的折扣大战。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也会有些调整。

关于出版行业的思索
　刘生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教育心理编辑部主任)
　北师大社这样一个教育出版社很有特色，几年来给我的感受很多。我谈—些个人体验和学术上的问题。
　第一个是我们如何看待．当前的出版行业?最近我正在看《出版大崩溃》这本书，结合日本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种情况，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思考中国出版业的这种现状。出版业现在在一种热热闹闹的情况下，但就产值所占的比重来看，出版业本身还是比较弱的，某种意义上只能算是一个“小”行业。当前，在WTO和文化体制改革内外挤压的情况下，我们会不会出现日本那种“大崩溃”的情况?
　第二个是出版行业的社会基础问题。我认为出版业是一种“交往”的行业。因为它是一个社会联系效应非常明显的领域，这就决定了出版业不是一个自主性非常强的行业，甚至是被社会决定的。所以，当别的行业不改革，出版业首先改革往往是不现实的，但是，当别的行业都改革了，出版行业还不改革也是不行的，这就是为什么相继出台了经济、教育、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后，至今仍未出台包括出版业在内的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根本原因。现在提出要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某种程度上说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别的领域都改了，出版业再不改就会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阻力，另一方面，我的感觉是出版业的发展未必像我们预期的那样好，因为出版业是一个知识行业，它受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和国情两方面的制约。中国有创造力的知识分子的数量还很少，出版资源的供给短期内不是无限丰富的；中国国情是我们正在向全面的小康社会迈进，阅读目前还没有成为国人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出版业一夜之间不可能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
　第三点是出版业将来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品牌行业?我个人认为是可能的，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出版业要成为一个品牌行业，有赖于行业价值标准的确立和普及，也有赖于行业规范的建立和完善，更有赖于该领域从业人员素质的更新和提升，当然还有其他的方面。

摘自：《中国图书商报》2004－07－09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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