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媒介可供性的观察视野超越了传统媒介研究的主客体二分法，在对媒介演进的研究中将技术、行动者主体和环境等的“间性”关系及其在实践中的体现纳入了视野，还原了技术这一媒介进化主要推动力的生态意涵。出版知识服务当下面临的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生态化体系构建的缺失，文章基于媒介可供性生态意蕴的分析，论述了媒介可供性视角下出版知识服务的本质是生态构建，分析了生态构建的具体内容，并在此基础上从内容生态体系、传播生态体系以及多元主体的协同等方面指出其实践进路。
　　【关键词】媒介可供性；出版知识服务；生态构建；实践进路

　　就现实而言，出版知识服务是在迅速发展的信息科技催生的新的知识生产和接受环境下产生的，是人们对知识消费的需求不断超越已有的出版模式所能提供的内容及形式而导致两者在互相推动、循环往复中逐步发展的，因此就此而言，出版业的知识服务转型属于技术“倒逼”下的被动性知识服务。技术催生的知识服务新格局就造成了对出版知识服务认知的两极分化：一是技术决定论者宣告“出版已死”， 传统出版的中介作用在技术民主化催生的信息海量、知识极大丰富的环境中已然毫无价值，知识服务就变成传统出版业对技术的无限度趋近，这种理念在实践上就成为出版企业罔顾自身特色而跟随着技术浪潮，试图彻底将自身转变为技术服务企业；二是基于自身的劣势以及对技术带来的变革的“恐惧”，出版业更多地趋向于坚守自身的“内容阵地”， 认为芜杂、巨量的信息更需要出版人的“把关”和“选择”才能成为有益于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的“知识”，而“内容为王”则表达了传统出版业面临技术浪潮时的些许反抗，在实践中便仅仅将技术作为增加内容呈现形式的手段而已，而其本质依然是传统出版的“延长线”。

　　这种对出版知识服务转型认知的二元对立导致在出版的转型实践中内容和技术的“貌合神离”，想象中的基于技术进步的从“相加”到“相融”的理想状态远未成型，因而技术赋能的“1+N”从内容生产到分发的模式并没有成为传统出版业价值实现的主流，而技术服务商也并没有通过技术赋能对传统出版业形成反哺作用，其反而凭借资本、技术和人才等优势不断侵入传统出版业的“领地”，攫取资源，这一现象反过来又加剧了传统出版业从理念认知到实践探索中的保守性，出版业借助技术实现知识服务转型的应然期许和实然图景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多元异质主体融合共生的格局远未形成。

　　“知识与出版天然相连，知识被认为是出版的内容和结果。” 一方面，从文字发明之前人类的口语传播、结绳记事，再到人类发明文字、印刷术的发明及改进，直至今天的“原子与比特交错时代”，人类都在通过出版活动对不同主体创造的知识加以组织加工，将个人知识转化为社会知识；另一方面，纵观人类出版史可以看出，出版活动的可能性和边界也随着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拓展，而知识的生产和建构方式也随之不断演化。基于互联网的数字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则重塑了出版的样态和方式，开启了人类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新纪元。总之，技术的每一次进步和革新乃至突破都推动着出版创新，人类出版活动的革新和突破来自人类自身对技术变革的社会环境的敏锐感知，而技术变革也为人类的出版活动的创新提供了潜在行动的可能性。面对技术的每一次变革，出版业既要评估技术变迁对自身所处环境带来的影响，也要评估基于自身资源禀赋而在使用技术时的主体性建构，并在两者基础上制定出得当的发展战略，即对新技术环境下的“媒介可供性”有着明晰的分析和判断，才能形成有效的实践进路。

　　一、媒介可供性：概念演化及生态意蕴

　　媒介可供性为观察、研究媒体组织及其演变提供了全新的内容框架：在评估媒体组织与环境的关系的基础上评估媒体组织，并指导媒体组织演化的实践，从而建立媒体组织—环境的互惠统一。媒介可供性的这一特质使得人们能够从整体、均衡的生态视角来观察和研究媒体。

　　1.媒介可供性的概念及其演化

　　可供性概念由J.J.吉布森于1979年出版的《视知觉的生态学进路》中首先提出：“一个特定环境的可供性是它提供给动物的东西，无论它提供的是好是坏……代表着动物和环境之间的协调性（Complementarity）。” 可供性阐述了环境赋予行为主体行动的可能性，“它源自行为主体对所处环境效用的主观感知与其所处环境的客观品质之间的相互作用，蕴含着客观物质属性和与行动者技艺关联、互惠、互补等关系属性” 。2003年，威尔曼等率先将可供性概念引入传播学，将其视作“技术/物影响日常生活的可能性”，以借此研究互联网提供给人的诸多可能，凸显了“可供性”概念的社会属性。2015年施洛克（A.R.Schrock）提出传播可供性，用以表示“对效用的主观感知与改变传播实践或习惯的技术客观品质之间的相互作用” 。罗纳德∙莱斯等人在2017年提出了媒介可供性的概念，意指在媒介潜在的特性（或功能及局限）之下，与行动者的需求或目标有关的，并且行动者在特定语境下感知到的、可以使用一种/多种媒介展开行动的潜能之间的关系。华人学者潘忠党则进一步明确了媒介可供性的理论框架，将其界定为生产可供性、社交可供性和移动可供性三大维度，每一维度又涵盖了若干项可供力，成为我国学者研究传播可供性的主要理论框架。

　　2.媒介可供性的生态意蕴

　　媒介可供性体现了媒介环境和行动主体的有机统一。一方面，媒介可供性秉持了可供性的将“行动者与环境之间的连接关系”置于核心位置的立论传统，强调媒介的物理属性是其可供性形成的必要前提条件，这种物理属性不因行动主体的主观感知而改变；但同时，媒介可供性也强调行动主体的目标与需求、认知和行为能力的不同也会影响其对媒介的理解与使用，从而影响其可供性的发挥。媒介可供性的理论阐释将技术充分置于同人类使用者的关系和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加以审视，体现了两者的有机统一。此外，媒介可供性为媒介演进的生态化趋向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可供性概念本身即为生态性的、系统性的、互动性的” ，有助于“打破以工具性、功能性的角色分析媒体技术的思路，回归可供性概念所内涵的生态观本位” 。

　　二、媒介可供性视角下的出版知识服务：生态构建

　　所谓媒介生态，是指“围绕信息活动展开的，个人、媒介组织、社会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互动融合和价值交换的系统” ，所谓生态构建，则是指在一定社会环境中媒介的“各构成要素之间、媒介之间、媒介与外部环境之间关联互动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和谐的结构状态” 出版知识服务的本质是内容和技术的深度融合，“数字技术的发展驱动着媒体生态的进化，从媒体形态融合、媒体与社会生活互动再到媒体生态融合，融合的广度与深度不断强化。” 在这一进程中，知识服务产品内在的“物质可供性与消费者感知到的可供性以及技术与消费者之间的连接关系对可供性的最终显现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换句话说，技术与知识产品的“物质可供性”之间的匹配与互动以及与两者相关的多元主体的协同对这种可供性的提升起着决定性作用，并进而影响着出版知识服务主体在整个群落中的生态位。

　　1.持续促进技术和内容的生态化匹配

　　出版知识服务质效不高的原因及表现主要为技术与内容的割裂，基于媒介可供性的出版知识服务则能在最大程度避免技术的简单堆砌，“能够提示我们明了技术赋予知识用户感知行为的可能性，激活特定的技术属性与知识用户所处的特定产品环境及活动场域之间互动叠加的新效能，在理论上揭示出版知识服务产品的效能结构和要求” ，不断提升技术和内容的匹配程度。一方面，知识服务产品的内容可供性是客观存在的，另一方面，用户对这种可供性的感知是在技术与内容的交互过程中产生的，而内容和技术之间对这种可供性的呈现效果又互为制约，技术与内容的生态化融合也是提升出版知识服务产品物质可供性的必要前提。

　　2.不断提升知识服务的用户主体认知

　　出版知识服务质效不高的另一表现是其产品设计往往偏离用户需求，基于媒介可供性的知识服务产品设计则能不断提升用户的主体认知。“可供性是某人在某种情况下所发掘的、包含在环境中的价值” ，同样，技术推动下的出版知识服务也要形成用户与技术良性互动的连接生态，必须以用户感知为依据来设计技术要素的融合，因为“如果可供性对于用户来说是不可见的，那么它就没什么用” 。作为内容产品的出版知识服务的内在可供性是客观存在的，总是在等待被感知，只有在新媒体技术充分发展的情况下，这种可供性才能被充分发掘出来，并基于用户的能力和经验而在交互过程中不断地被感知。

　　3. 促进多元主体的生态化协同

　　“媒体融合发展的实现场域是包括单个组织、多个组织和组织种群在内的复杂适应性生态系统” ，知识服务现存的结构化困境主要是因为多元异质主体因为各自的利益及分散决策而产生的冲突，因此多元主体的生态化协同成为解决上述问题的逻辑取向。可供性理论“表述了人—环境在知觉—行为层面的生态交互作用协调机制”，因此，对于参与出版知识服务的多元利益主体而言，趋利不再是其唯一目的，所有主体都将构建一个互利共生的良性生态体系作为参与知识服务的根本追求，因此，协同治理不仅仅能够将上述利益攸关方的多元诉求进行协同优化，还能通过“核心价值”锚定其行动的一致性，从而不断推动知识服务的迭代演进。

　　三、 媒介可供性视角下出版知识服务的生态构建：实践进路

　　出版企业通过优化生产可供性、强化连接可供性、提升技术可供性，能够有效改善知识产品的内容资源总量和质量、优化用户感知和连接、促进内外部多元主体的生态化协同，从而能有效解决当前出版企业在知识服务转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逐步形成生态化体系。

　　1.持续优化生产可供性，构建良性循环的内容生态体系

　　出版知识服务的内容生态概念强调内容资源从生产到质量的可持续良性发展。内容生态既体现了互联网背景下技术对内容的赋能，也呼应了用户对内容的多元、多形态、多场景、多功用的需求，是对单一的“内容为王”的系统性超越，需要出版企业围绕知识内容的多面向开发，发掘、整合各项可供力，不断提升其生产可供性才能实现。

　　首先，通过优化生产可供性，出版企业能不断拓展优质内容资源的来源，夯实知识服务的物质基础。当前，制约出版知识服务水平提升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优质内容资源的匮乏，而多渠道来源的大量的内容资源是提升内容资源质量的前提。从现实情况来看，出版企业从事知识服务的主要“原料”是将自身拥有的纸质资源数字化，这种来源单一的内容资源总量有限，且针对性较差。生产可供性不仅仅涉及知识资源的本体化创造，还涉及知识资源的自觉能动地发掘、优化、IP 孵化及衍生等一系列编辑出版专业业务工作以及知识用户对相关知识对象进行检索、访问、阅览、 审查、回顾、评价等操作，或者利用智能程序自动匹配推送相应的知识对象，连接知识用户等等关联性工作 。基于此，出版企业一方面能够不断地通过知识资源的更新来激发作者的创造力，同时也能“召集和赋权、赋能用户，促其积极能动地参与知识的开发、编审、审阅、关联、搬运乃至直接创造生产” ，同时还能基于知识平台灵活联通内外部各种资源，实现知识资源的多渠道开发，有效拓展内容资源的总量。
 
　　其次，基于生产可供性的优化，出版企业可以不断提升内容资源的质量，提升内容和技术的匹配度。当前，知识服务产品设计及路径趋同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传统出版企业网顾自身特色及禀赋一哄而起上项目、建平台，却因为没有足够的优质内容而导致平台对知识用户的留存率不高，并最终导致这些项目和平台“空心化”。出版知识服务本身是传统出版借助于数字技术迈向融合发展的一个阶段，而“媒介融合必须是一个提升媒体可供性的过程”  ，“媒体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探索新技术为媒体增进可供性的进路” ，这就要求传统出版企业在可供性框架下全面评估自身的内容资源和新兴媒介技术的匹配度及发展潜力，以在不断提升两者的匹配度的同时提升知识服务产品的可供性。

　　再次，基于生产可供性的优化，出版企业还可以致力于丰富知识服务产品的呈现形式和层次，优化用户感知。目前，大多数出版企业的知识服务产品仅仅是纸质资源的简单数字化呈现，缺乏知识的深度开发和挖掘，也不能实现多形态多介质的有效链接及互补，因而产品的针对性较差，同质化严重，市场的实现能力因而表现不佳。生产可供性首先关注的是技术的潜在功能如何为人们设计和使用提供可能性，指向对人造物体体现出来的人们心理诉求和设计合理性方面的探讨。在知识服务内容与技术的结合愈发紧密的时代，知识服务产品的设计是决定这种可能性实现的首要因素。一方面，出版企业要根据自身的特点和资源禀赋、知识用户的需求及行为特点、使用场景、预期目标等等来就产品的形式、功能、反馈强度、与第三方平台等的关联度等等做好前期设计工作，不断提升知识服务产品的多媒介文本建构的能力，如使用小程序、二维码乃至AR、VR等技术突破传统纸质产品的静态、弱互动的不足，提升用户的体验和场景感等，并能够在使用过程中随着技术的发展或变化以及用户的反馈而不断修正；另一方面，出版企业在知识服务产品的设计过程中既要注重可供性各个维度上的可供力要素的实现和释放，更要注重各项可供力要素的整体协调及知识体系的形成，为知识服务产品的整体效能的实现和不断提升打下良好基础。

　　2.不断强化连接可供性，构建用户友好的传播生态体系

　　在信息海量时代，知识用户的需求正在从“量”向“质”的高阶需求转变，他们在要求出版知识服务产品丰富性的基础上，更加追求有价值的深度挖掘。“可供性内含的关系范畴提供了由本能性技术向智慧性技术跨越的生态依据，运用人与环境的协调性就是为主动地建立一种新的关系倾向打下基础。” 出版企业在提升生产可供性和技术可供性的基础上，更要设法强化连接可供性，以促进内容、技术与知识用户的进一步深入，以构建用户友好的传播生态体系。

　　首先，出版企业应该设法提升自身的知识产品管理和知识构建的水平，提升知识产品触达用户的能力。出版知识服务的实质是信息技术推动下的基于知识用户个性化需求的知识重组，这就要求出版企业不断强化自身的知识管理和构建的水平，如“通过对知识的标签化管理、知识单元的关联和揭示，形成具有关联性的知识网络，进而提供多层级的知识产品体系和个性化、精准化的知识服务” ，出版企业能够超越传统出版模式下知识用户获取知识的“偶遇”状况，能够借助于大数据等手段不断提升知识用户与其所需知识的匹配度，进而提高知识用户获取的效率和速度。

　　其次，出版企业应该在知识生产和传播中充分运用好用户要素，强化自身和知识用户之间的连接关系。出版知识服务效用不高的另一主要原因在于出版企业仍然依循传统的“贩卖”思维来传播介质完全不同的内容，对服务主导逻辑下“关系”塑造的重视程度不够，举措不多。“在媒体融合演进中，传媒业的最重要发展逻辑是从‘产品为王’向‘关系为王’的转换。” 连接可供性更加关注在技术可供的基础上，技术与知识生产者、知识用户之间的关系对激发技术的潜能，对能在多大程度上把显性知识遮蔽下的大量隐性知识转化为有价值的知识产品有着决定性作用，技术、内容与人的连接需要进一步深入。一方面，出版企业在重构生产者、内容和用户之间的新型互动关系时要特别重视用户在内容生产者过程中的融入。出版企业除了在生产时要以用户为导向外，更要重视在新的传播环境下用户的传播话语权对于知识产品传播的重要性，而用户的“消费性生产”也能反哺出版企业的内容生产，因此，出版企业在向用户传播知识的同时更应该设法吸引用户参与知识从生产到传播的全过程，如通过强化产品的交互设计来实现知识与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等等，以构建基于相近“趣缘”的社群圈层，并通过圈层之间的“涟漪效应”实现更大范围的传播。此外，出版企业还应该特别注重“场景”对知识产品的传播和用户的积聚能力。场景作为一种人为构设且“被建立”的环境，其功能特性在于促进用户与用户、用户与生产者以及用户与产品（或服务）之间的连接、集合、协同及价值变现，其本质关切并非“微观意义上技术作为具体功能的视角，而持有一种‘整体’性的视角，即关注在技术环境生成过程中各行动主体与技术、环境的互动” 。出版企业强化对场景的认知和积极构建，能够不断增进用户的消费体验，提升知识产品的触达能力。

　　3.持续提升技术可供性，促进多元主体的生态化协同

　　所谓协同，就是指协调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不同资源或者个体一致完成某一目标的过程或能力。可供性的本质是对技术、物和人之间“间性”关系的描述，即除了考察技术本身体现的显著意义外，更要关注“在技术产出影响的过程中各行动者之间的互构关系” ，技术可供性就是这种互构关系的重要体现。技术的可供性是“在行动者—环境关系系统中生成的属性，这种属性决定了技术与行动者能够做到什么” ，而各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能否产生预期价值取决于这些主体之间的协同治理。就现实情况而言，出版知识服务应该是多元主体在技术变迁引发的新的媒介环境下各自投入技术、人力、资金等资源，在遵循一定的制度规范的前提下协同完成的系统性价值共创，因此技术可供性的持续提升至关重要。

　　首先，通过提升技术可供性，出版企业能够基于自组织协同学推动企业内部的生态化协同治理。所谓自组织，是一个系统内部“各组件按照某种内在的自动机制而‘以一种富有意义的方式协同行动’来形成复杂系统的结构” 。出版知识服务进展不大的原因之一在于出版企业内部各子系统存在着基于不同利益诉求的冲突和竞争，如基于传统出版模式的“惯习”与因应知识服务需求的“互联网思维”之间的冲突等，这种冲突一方面会影响出版企业的决策，并进而影响在转型实践方面的投入等，另一方面，则会对企业内部各行动主体对技术可供性的充分发掘，从而最终影响出版企业的整体创新、绩效和变革。“个人层面技术可供性的实现会影响、并在一定条件下逐渐汇聚成为组织层面的技术可供性” ，出版企业通过提升技术可供性，能够将技术与资本、市场、用户等系统内诸要素的竞争和合作协调地统辖为一体，共同维系并协力推进出版知识服务的演进。

　　其次，出版企业应基于技术可供性的提升实现多元异质主体的跨界协同。技术作为媒介进化的动因，“倾向于同其他技术协同合作，而不是独立运作” 。出版企业主导的知识服务转型的先天不足在于技术驱动相对不足，而专业于技术开发的企业则缺乏知识构建的经验和积累，因此两者存在着跨界合作的契合性。就现实而言，我国出版企业大多数规模不大，资源总量有限，技术开发能力也较弱，因此，同包括技术开发者在内的其他主体合作不仅仅是弥补出版企业的技术短板，更能在持续提升技术可供性的同时，不断地识别、发掘技术赋能内容的新意义，“当一项技术被付诸实践时，其制造者或发明者虽然能够对其可供性提供最初的界定，但这种界定并非技术的全部可供性，不同的行动者会在实践的过程中识别出这项技术不同的可供性” ，这种新的意义不断地丰富着出版知识服务的内涵，形成技术与内容互相催生、互相驱动的良性循环。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行动者是指围绕致力于出版知识服务的技术可供性而形成的行动者共同体，即拉图尔所说的行动者网络，它们的协同作用对出版知识服务生态体系的形成至关重要。

　　四、余论

　　可供性将考察焦点指向环境的同时也指向了环境中的生物或有机体，体现了两者的相互关联及互惠互补关系，并进而指出对这种关系的感知是生物或有机体开展进一步行动以达成目标的基础。同样，媒介可供性也超越了仅仅将“媒介”作为工具进行研究的传统路径，而试图在对媒介技术、行动主体和环境之间的“间性”关系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考察这种互动关系是如何影响媒介的演进的。这一路径从根本上超越了技术—物二元对立的研究倾向，对技术的考察兼具了工具性和生态性，这为人们全面系统地理解新媒体技术环境下媒体的变迁提供了新思路。

　　出版知识服务的本质是技术对内容的赋能，体现了新媒介环境中行动主体、知识资源、技术的“间性”关系的无限可能。技术产品的可供性对使用或通过技术产品开展的行为产生约束作用，而人类对技术所呈现的行动和互动的可供性范围，也有多种方式。充分理解媒介可供性的生态意涵，既能为知识服务的多文本、多媒介建构提供理论指导，也能促使人们对新技术环境下知识资源的深层潜能的挖掘和释放加以思考，从而更好地满足知识用户的深层次消费需求。

　　在出版知识服务中，知识以不同的产品形式、服务形态与运营模式迅速发展，并能改变交付产品和服务的介质、手段和场景，实现内容呈现形式与渠道的深度融合，在这一融合进程中，技术催生的内容生态、用户偏向改变的消费生态以及基于新的价值体系的传播生态都会发生变化，并进而导致出版机构的媒介生态位发生改变。基于媒介可供性，出版机构不但要深入探究并充分运用新技术的“可供性”，还要合理评估自身在内容资源等方面的“可供性”，并在两者基础之上不断提升出版知识服务产品“可供性”，才能在这种重构的关系中就技术选择、产品设计、运营模式、用户逻辑等进行大量的探索，整合、组织和关联知识内容构建，才能在不断满足用户需求中实现迭代，从而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生态位的回归，实现技术利用、内容生产、竞争合作等的生态平衡。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9YJA860012）后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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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