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追溯编辑继续教育与出版学科建设的生成背景、历史渊源，发现二者具有结合研究的时代意义与现实基础，以实践性为勾连，二者内在逻辑存在一致性；以价值旨归为目标，二者外在影响具有统一性。新时代出版学科建设应以学科共建工作为引领，以编辑继续教育为契机，将实践应用与理论建构紧密相连，充分调动政产学研用各方积极性，通过问题导向、守正创新、胸怀天下，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编辑继续教育 出版学科建设 实践性 自主知识体系 人才强国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人才强国的关键在于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因而人才培养是人才强国战略实施的基本盘与风向标。出版业的核心资源是编辑人才，无论是业界深耕多年开展的编辑继续教育，还是学界积极推动探索尝试的出版学科建设，二者的价值旨归均指向编辑人才培养，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本文尝试探究编辑继续教育与出版学科建设的内在勾连与外在影响，从二者互动关系中寻求“契合点”与“结合性”，进而探索编辑继续教育助力出版学科建设的可行路径，进一步推动人才强国、文化强国建设。

　　一、编辑继续教育与出版学科建设“相结合”的时代背景

　　（一）溯源：编辑继续教育亟待新的研究维度予以观照

　　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由来已久，甚至可追溯至1897年创立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中国现代出版业就此发轫，“师带徒”“传帮带”生发其中，经过不断探索、发展与改革，逐渐形成传统、成为制度，流传至今，可谓仍是行之有效的编辑培养与教育模式。2010年11月，新闻出版总署印发《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不仅为发挥编辑继续教育建制化优势打下良好基础，而且为全体编辑人员加强理论学习、了解行业动态、立足实践创新提供了根本制度遵循。由此开始，关于编辑继续教育学术研究的序幕拉开，广大研究者希望通过持续研究，不断促进继续教育内容与形式的跃迁与转型，进而促进编辑人才在其中学有所得、用有所据。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政策、制度、规范、理念、形势也在不断变革与更新，《暂行规定》实施近十年，早已不适应当下出版业的新环境与新模式，加之新技术的迭代与层出不穷，数字平台、融合出版、全媒体产品已广泛渗透于传统出版业中，数字化转型是新形势下编辑人才寻求破圈、寻觅机遇的关键通路。

　　为顺应新时代新要求，2020年9月，《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适时推出，为编辑人员强化理论武装头脑、缓解技术转型焦虑、寻求编辑职业认同指明了方向。新规的发布，引起了学业两界的充分关注，一时间关于新旧两版的对比研究如火如荼。一是对新规的变化作出解读与分析，提出相应的培训改进建议[1]；二是从范式变革的视角，阐释我国编辑继续教育从培训范式到发展范式的演变[2]；三是梳理我国编辑继续教育政策演变过程，寻求转型突破与创新模式[3]。综观关于编辑继续教育的整体研究可以发现，无论是新规发布前还是发布后，大家更多地把目光聚焦于编辑继续教育的授课内容、培训形式、存在问题、转型方案，以及对编辑人才产生的内化影响方面，甚至将编辑继续教育等同于编辑培训单一维度，亟待联系实践，从新的视角对其进行新的观照。

　　（二）生成：出版学科建设亟待编辑实践予以反哺贯通

　　近代以来，“出版学”一词正式出现，而出版学知识体系生成大致经历了依附古典文献学的萌芽期、20世纪初至改革开放前局限于出版史研究的探索期、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围绕学科基础理论问题探讨的成长期、21世纪以来受社会环境嬗变影响的变革期[4]。由此看来，关于出版学及其作为学科的探讨已有近百年历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武汉大学1983年设立我国首个图书发行学专业，如果将其视作出版学科建设的开端，那么经历了四十年的探索与发展，出版学科正在逐步走向成熟，并被更广泛的社会大众所接受和认可。

　　2022年7月，首届全国出版学科共建工作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五所高校以共建工作为抓手，迅速成立、挂牌出版学院、出版研究院，为进一步建强出版学科夯实阵地基础；同年9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发布，出版专业人才自此可被授予出版博士专业学位。由此，出版学科建设迈入一个新的纪元，充分彰显出版所要肩负的更为重要的文化使命、所要承担的更为迫切的时代任务、所要承载的更为厚重的育人情怀。

　　一年多来，围绕出版学科建设的学术话题纷至沓来，出版学界聚焦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出版学教材体系建设、出版人才培养、数字出版转型等维度，为学科建设出谋划策、贡献智慧，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影响。学科共建的突出特征即贯通政产学研用，尤其是打通高校“教育教学”与出版机构“实践应用”的连接关系，在学科体系构建上凝聚新力量，在人才培养方式上锚定新高度。站在新的学科发展史起点上，立足建设中国特色一流出版学科，通过出版业界的编辑实践来反哺学科建设，以编辑继续教育深化探索、寻求突破、激发认同、合力创新，无疑是一条新的合理性路径。

　　二、编辑继续教育与出版学科建设“相结合”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 “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编辑继续教育与出版学科建设的“结合”，不仅是彼此契合、互相成就的，而且是打牢学科根基、谋求创新发展的；不仅在于“实践性”紧密勾连二者内在逻辑一致性，更加突出指向二者价值旨归的外在影响统一性。

　　（一）实践性：编辑继续教育与出版学科建设的内在逻辑一致性

　　正如前文所述，我们不能单一地将编辑继续教育等同于编辑培训，仅从课程设置、培训形式、师资力量等层面去看待它，由此如何正确地理解甚至拓展其意涵便成为推动其破圈的关键。而从实践性出发，尝试从出版实践到出版知识再到形成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进而反哺出版实践的出版学科建设路径[5]，则为理解和拓展编辑继续教育本质性问题及其转型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如果说出版学科建设的重点在于高校教学，以培养匹配出版业界发展的人才为目标，可能或多或少会由于教师缺乏实践经验与编辑工作背景而导致“对空言说”，那么编辑继续教育来源于出版实践、发展于出版实践、作用于出版实践，是编辑人员“用中所学”“用中促学”的具体办法，不仅涵盖学术研究的范畴，而且凸显专业教育的实务意涵。由此，可以把编辑继续教育理解为出版学科建设的重要构成内容和关键外围拓展，既是学科建设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学科体系形成的核心内环。

　　首先，实践性融会知识传递畅达与凝练。出版承担着知识生产与传播、传承文化与价值的重要使命，在整个出版业生产加工流通中，育人职能蕴含其中并发挥着根本作用，但这一职能并非显性的，而是隐性的。出版育人往往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编辑，二是读者。后者不言自明，本文不作展开探讨，而前者往往被大家所忽视。一方面，编辑扎根于出版业务工作中，在循环往复的图书出版、报刊发行、融合转型中积累知识、拓展技能，升维自身对行业的认知，进而形成独特的编辑理念；另一方面，编辑每年按规定和要求参加继续教育，完成学时，于学习中收获新知，进一步学以致用，将新知应用于实践、检验学习效果，与既有编辑理念形成互补、更新迭代。由此，出版通过业务实践与继续教育体现对编辑人员的育人职能，编辑人员无论是从实践中积累的知识与技能，还是从继续教育中收获的真知与思考，都通过其特有的编辑理念上升为自身的出版知识体系，而这一知识体系恰恰是出版学科建设的最后闭环，通过编辑作用于实践，实现了知识在继续教育与学科建设两端的畅达流通与凝练升华。

　　其次，实践性贯通产学研合作与共赢。实现产学研合作与共赢的基础在于平台建设，近年来出版机构逐渐建立并形成一定发展规模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就是连接产学研、体现实践性的重要基地平台，为打造继续教育与学科建设通路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截至2022年底，全国出版专业机构申请获批设立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共有16家。其中，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获批设立，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学术出版行业研究等方面工作，至今已积累逾十年培养经验；2022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获批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为支持人才发展营造良好学术氛围，不仅与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联合开展“出版传媒”博士后培养项目，而且制定实施《科研课题管理办法》《科研课题资金管理办法》等，支持编辑人才学术创新。2020年，高等教育出版社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一方面关注新时代教材体系建设，另一方面加强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融合出版研究；随着对在站人员培养方案探索的持续深入，于2021年4月发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管理办法（试行）》并于2023年7月修订，进一步规范制度管理。出版机构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围绕国家发展大局和出版业战略需求，立足本社特色优势，积极促进出版科研创新成果的落地实践和产业转化，在发挥重要平台作用的同时，既为编辑继续教育提供热点内容而完善课程结构，也对高校出版学本科、硕士、博士一体化培养体系构成知识延续，通过科研工作站的平台实践，进一步强化产学研合作与共赢。

　　（二）殊途同归：编辑继续教育与出版学科建设的外在影响统一性

　　编辑继续教育与出版学科建设因实践性的勾连而促成了二者的内在逻辑一致性，不仅如此，它们的外在影响——价值旨归也具有统一性，即二者的目标与动力在于人才培养，助力出版业高质量发展，进而推动人才强国、文化强国建设。

　　首先，以“专精特新”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时期，出版业的主题是高质量发展，但数字时代对于编辑人员的要求往往是多线程、多面向、多元化地开展实践，如何平衡好高质量与效益规模的关系就显得尤为迫切，尤其是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当下。“专精特新”理念无疑为编辑实践把握新机遇提供了新思路。一方面，随着出版业数字化转型的纵深拓展、融合出版的变革迭代，编辑继续教育不断对课程内容、培训形式、师资力量、成果验收等展开创新探索。例如，在内容设置上融入更多新技术新概念，不仅由互联网技术人才对VR、AR、元宇宙等原理进行讲授与阐释，而且让学员亲身感受虚拟现实头戴式显示设备，充分体验前沿技术带来的身临其境感，这些都为编辑在后续新形态教材研发、学术图书AR化、大众读物有声化中融入更多技术元素提供了灵感来源；又如，在培训形式上采用直播、录课等多元方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课堂教学，不仅使编辑的学习时间更加灵活可支配，而且通过直播互动、录课答题等多样生动的模式，加深了编辑对课程内容的理解，也让师生、生生之间形成了良性反馈，有利于进一步调整优化后续课程设置，为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另一方面，随着出版学科共建工作的持续深入展开，政产学研用壁垒逐渐打通，学科建设、学术研究、行业实践相辅相成、趋向融合，对教育出版、大众出版、学术出版等出版业三大板块的观照愈加细分，对融合出版、数字平台、知识服务等新兴领域的研究愈发深化。值得关注的是，《2021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2021年，我国图书出版规模实现全面增长——共出版新版图书22.5万种，重印图书30.4万种；主题图书传播力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在年度印数达到或超过100万册的一般图书中，主题图书有28种，占40.6%。由此可以看出，出版业已经从过去追求数量规模增长逐步转向高质量发展，《觉醒年代》《人世间》《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等展现伟大建党精神、百姓家庭故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品图书聆听读者声音、感悟读者情怀、收获读者认可，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发挥了积极作用，既体现高度又充满温情且双效俱佳的现象级产品层出不穷，使得出版学科、学术研究愈发聚焦精品出版、主题出版领域，对实践热点问题展开经验性总结与学理性提炼，形成出版学创新理论，进而建构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推动学科建设，再次指导实践，为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

　　其次，以人才引领驱动人才强国、文化强国建设。实现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于人才，而编辑继续教育与出版学科建设的目标殊途同归，即通过培养高层次编辑人才，助力建成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优质人才从遴选储备到培养任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仅需要产学同构加大培育力度，而且强调政策扶持保障人才质量，充分调动政产学研用各方力量，尤其是得到政策支持显得必要又迫切。2022年9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2年度出版融合发展优秀人才遴选培养计划，50位来自出版机构的专业人才入选；2023年7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3年度出版智库高质量建设计划入选机构，除继续培育此前入选的15家出版智库外，有12家新申报机构入选，27家机构涵盖高校出版院系、出版企业研究部门、出版领域专门研究机构等多种类型，其中最突出的优势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展现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建设高质量出版智库、培育优质出版人才的现实意义。国家从政策支持、人才扶持等宏观层面为人才遴选提供战略性规划与方向性指引，行业从多方贯通、跨界联动等中观层面为人才储备提供整体性方案与客观性条件，出版机构、高等院校则需通过实践性建立继续教育改革与学科建设创新的有效联结点，从产学同构、实践为基等微观层面为人才培养提供具体而微的落地转化，进而以人才力量为核心资源引领，驱动人才强国、文化强国建设。

　　三、编辑继续教育助力出版学科建设的可行路径

从历史生成背景来看，编辑专业教育与出版学发轫时间相近，但前者比后者出现时间更早，而出版学作为一门应用型学科，出版实践与人才培养的目标指向、价值旨归与编辑继续教育具有内在一致性与外在统一性，在学科共建工作如火如荼开展、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亟待抓住编辑继续教育理念升维、破圈革新的现实机遇，推动出版学科建设，为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提供价值遵循与实践动力。

　　首先，以编辑继续教育问题导向谋思路，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学科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编辑继续教育发轫于实践，也要善于解决实践中的各类问题，继而为出版学科建设补足“实践”这一大课，形成完整的出版学学科体系。针对编辑继续教育内容同质化、形式单一化、学习集中化等问题，可以根据编辑的岗位要求、知识储备、专业差异等制订个性化培养方案，构建分层分类的编辑继续教育新体系[6]，以发现编辑实践中的新问题与真问题为出发点，善于对继续教育授课专家提出问题，而专家通过前期的查阅资料、调查研究、交流研讨、学术争鸣、亲身实践等方式寻求解决路径、提供落地方案，在授课过程中反馈给编辑解决办法，再于编辑实践中检验、论证办法是否切实可行，在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检验答案的循环演进中，进一步发展分类分层的新体系理念。由此，将实践中涌现出的新问题汇集凝聚，不断丰富完善这一新体系，按照分类分层的原则、与时俱进的理念深化体系结构改革，并作用于出版学学科体系，促使学科体系融入更多实践元素，以形成出版学特色理论、创新概念，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学科体系。

　　其次，以编辑继续教育守正创新谋发展，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学术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通过构建针对性强、问题意识、特色突出并不断创新发展的编辑继续教育新体系，而形成的结构化、层次化、纵深化编辑继续教育新理念将进一步作用于编辑实践并指导出版学科建设。面对编辑工作的主要矛盾日益转变为编辑人才与日俱增的求知学习需求和不完善不创新的编辑培养方式之间的矛盾这一现实困境[7]，编辑继续教育亟待将其逐步形成的新理念进行规律性总结与思想性凝练，升华为编辑继续教育理论体系，并在编辑实践中予以观照、审视。比如，在继续教育培训课程中，对于图书选题策划、编校质量提升的课程内容反复涉及，而开展继续教育的主体为避免同质化与重复性，多方考察比较这类课程内容的异同，形成自身优势与特色，从而体现的差异化方案、被广大编辑认可并应用于实践的理念经过验证提炼成为编辑继续教育理论，日积月累沉淀形成理论体系，以此为基础，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学术体系，进一步建构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

　　最后，以编辑继续教育胸怀天下谋大同，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话语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新时代以来，我国出版业积极布局国际市场，推出了一系列被海外受众喜闻乐见且广泛传播的优质作品，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贡献了中国出版的力量。但是，我们也应正视我国出版业在国际舞台话语权还不够强、出版物在国际市场影响力还不够大、中国特色出版学话语体系还未建立起来的现实境况，积极寻求破局关键。2023年6月，在首届出版教育国际高峰论坛上，海外专家普遍认为，面对深度融合时代国际出版界发展趋势与面临的挑战，尤其是在提高产业多样性和包容性、吸引下一代读者方面，出版教育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甚至关乎出版价值的长久存续问题[8]。中华民族历来是兼容并包的，中国人民始终是兼收并蓄的，编辑继续教育应以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为落脚点，从海外受众文化接受心理、阅读媒介偏好、圈层传播方式等展开数据分析，以实时精准、覆盖面广的数据调研为编辑选题策划、形态研发、渠道拓展等提供有力支撑，为促进国际出版合作与交流搭建平台，助推出版业加快步伐“走出去”，以世界眼光、胸怀天下的大格局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话语体系。

　　注释：
　　[1] 敖萌.编辑继续教育培训的变化分析及建议[J].出版参考，2022（6）.
　　[2] 张恰.从培训范式到发展范式：我国编辑继续教育的范式变革及其实现路径[J].出版科学，2022（1）.
　　[3] 陈汉轮，毛红霞.我国编辑继续教育政策演变、突破与建议[J].中国出版，2022（6）.
　　[4] 方卿，王一鸣.中国特色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思考[J].中国编辑，2023（9）.
　　[5] 吴赟，叶芃.从实践性出发：中国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内在逻辑与可行路径[J]. 中国编辑，2023（9）.
　　[6] 白文军.新规定实施背景下提升编辑继续教育实效的路径研究[J]. 传播与版权，2023（7）.
　　[7] 马伊颀.“出版+”理念下编辑人才培养模式探索[J]. 中国出版，2019（12）.
　　[8] 黄莹.国际视角下融合出版产业实践与人才培养——首届出版教育国际高峰论坛之海外专家谈[J]. 数字出版研究，2023（3）.

来源：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