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时代学术出版面临新技术、新形势、新业态，传统学术出版模式无法满足其高质量发展要求，必须贯通“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发挥各方优势，构建学术出版高质量发展路径：“政产学”共建，打造学术出版高质量发展体系；“产学研”贯通，构建学术出版高质量发展核心；“产研用”协同，推动学术出版高质量发展“螺旋循环”。
　　关键词：政产学研用；学术出版；高质量发展；路径

　　“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系统思想起源于1990年中国科学家钱学森提出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概念。”[1]在学术出版实践中，“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要求充分发挥各方优势，以国家宏微观调控为导向、学术研究为基础、新技术应用为支撑、多形式出版为手段，打造适应新时代出版环境的应用型模式。

　　学术是国家文化的基石，学术出版是我国出版事业、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阵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学术出版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复杂环境下意识形态工作的要求。学术的本质是“思想的表达和传播”，学术出版需要充分激发“政产学研用”的协同效能，守正创新，开创学术出版的新业态，实现其高质量发展。

　　1 强化“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推动学术出版高质量发展的意义

　　1.1 深刻把握学术出版规律，践行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必然要求
学术出版以学术研究为基础，是对学术成果的反映，相比大众出版、教育出版等有其特殊性，做好学术出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引领，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学术出版、发展学术出版，贯通“政产学研用”，守正创新，深刻把握学术出版的规律。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学术出版属于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事业，具有意识形态属性，这是出版的根本属性，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马克思主义在出版领域的客观反映及一般规律总结，是出版工作的思想基础和解决出版行业难题的有力武器。[2]学术出版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为指导，贯通“政产学研用”。

　　1.2 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出版强国、文化强国的客观需要

　　学术出版是出版的核心板块之一，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前沿科技成果和学术思想需要通过出版传播出去，“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有助于建立学术研究与出版相统一的评价标准，推进和提升学术研究的体系化、先进性、创新性、引领性，提升学术话语权。

　　根据《出版业“十四五”规划》的要求，学术出版要锚定建成出版强国的远景目标，结合出版改革的发展形势和条件，坚持守正创新，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增强优质内容供给，实现出版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学术出版在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影响力中的作用，把我国建设成出版强国、文化强国。建设出版强国、文化强国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提升国民的整体素质，要坚持推进“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构建学术出版创新体系，促进学术大众化、普及性，繁荣学术出版市场。

　　1.3 深刻践行“十四五”规划，推动学术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路径

　　《出版业“十四五”规划》要求，构建以政府为引导、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相衔接的技术创新体系。强化“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提升学术出版在内容建设、服务供给、技术创新等方面的能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充分发挥学术出版在促进我国文化繁荣方面的重要作用，是深刻践行“十四五”规划的重要路径。

　　2022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关于推动出版融合深度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要“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新型出版传播体系”，大力推进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学术出版融合发展。系统推进学术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必须贯通“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充分发挥业界、学界的优势，突出科技创新在推动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深度实现融合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构建附加值高、功能多样的新型“学术出版+”业态。

　　1.4 积极发挥出版协同创新效能，满足人们更高水平的精神需求的迫切要求

　　截至2022年，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已达到2.93亿，高等教育在学规模不断扩大、培养质量持续提高，我国国民素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全民族素质稳步提升，对出版物的需求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近年，学术类图书的市场份额不断提升，读者对学术图书有了更高水平的要求，反映我国高科技水平、有思想深度、有学术观点的图书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尤其是一些有学术深度、无学术晦涩的图书广受读者追捧，成为畅销书、长销书。学术出版内容的大众化、普及化，出版形式的多样化、科技化，出版角度的深入化、交叉化是读者对学术出版的更高要求，这就需要充分发挥“政产学研用”创新，满足人们更高水平的精神需求，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

　　2 强化“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推动学术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2.1 “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实现学术出版高质量发展路径

　　学术出版因其学术性，具有创作难度大、受众面窄等特点，其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多方主体的协同创新，应落实各方主体责任，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学术出版高质量发展。基于此，本文提出“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推动学术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如图1所示。

图1 “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推动学术出版高质量发展路径

　　政，即政府，是学术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引导者、基本保障；产，即出版产业界，主要指各出版机构，是学术出版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推动者、主体；学，即学界，指各大高校，是学术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引领者、孵化器；研，即各研究院所，是学术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内容创造者、核心；用，即用户、读者，是学术出版高质量发展的目的、导向。

　　学术出版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支持，政府应通过政策、组织、项目、基金等宏观、微观手段构建评价体系，引导各方参与推动学术出版的高质量发展。出版机构、高校、科研院所是学术出版的生产核心，掌握着内容生产、人才供给、学术呈现等，需要三方共同构建学术出版体系，推动学术成果转化。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应用，要实现物尽其用、研为所用，促进“政产学研”的持续性。

　　2.2 “政产学”共建，打造学术出版高质量发展体系

　　学术出版具有高端、小众的特性，仅靠出版机构很难将学术出版做好、做强。需要“政产学”共建，打造学术出版体系，促进学术出版高质量发展，如图2所示。

图2 “政产学”共建，打造学术出版高质量发展体系

　　2.2.1 政府提供支持，打造学术出版评价体系

　　出版物兼具意识形态属性、文化属性和社会属性，出版业界应始终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3]双效统一是保证学术出版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政府要积极发挥引导作用，打造学术出版的评价体系，不仅要激发出版机构的主动性，也要促使出版的上下游积极发挥自身能动性。政府要充分发挥宏微观调控作用，出台鼓励学术出版的各项政策，例如减免税收、社会效益考评等。政府提供组织支持也很关键，对一些学科领域，政府应组织各界建立专家组或项目部，或者搭建各相关机构合作创新的平台，保证学术研究得到高效转化。重大项目支持是保证学术出版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推动因素，对于重大项目或关键核心技术，政府应从人、财、物、流程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保证前沿技术、学术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基金支持是政府进行调控的直接手段，基金立项能够有效引导“政产学研用”融合贯通[4]。政府通过有针对性地设置出版基金或科研基金等，支持学术成果创新性转化。

　　2.2.2 行业组织做好沟通交流，完善学术出版激励体系

　　随着政府构建的学术出版评价体系日益完善，政府的调控作用逐渐趋于弱化，行业组织的作用日益凸显。行业组织是联系政府、业界、学界等的纽带和桥梁，代表政府发挥一部分社会协调功能。目前，我国出版行业成立了中国出版协会、中国编辑学会、中国版权协会、中国印刷技术协会等中央及地方涵盖出版各领域、流程的协会组织，系统完善、涵盖面广。学术出版必须依靠行业组织的力量，行业组织的成员一般有在政府、业界、学界等的工作经历，熟悉科研、出版的流程和痛点，对各项政策具有较强的解读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行业组织要充分发挥上传下达的作用，及时组织业界、学界通过文件、会议、讲座等形式纵向传递国家关于学术出版的各项政策、措施等。行业组织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针对学术出版的痛点和难点，积极组织业界各单位、学界等开展交流合作。同时，行业组织还设立了一些奖项，奖励优秀出版物，或为出版行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人，例如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组织评选的“中国好书”、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设立的韬奋出版奖、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办的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激励学术出版高质量发展。

　　2.2.3 出版机构完善学术出版考核机制，打造精品学术出版

　　出版机构是学术出版的直接推动者，学术出版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出版机构的支持。学术出版机构，尤其是大学出版机构要充分发挥导向作用，遵守“二为”方针，坚持“双百”原则，为学术出版制定合适的考核机制，合理组织、调配相应人员，深挖优秀选题、作者，打造精品学术出版。出版机构要合理调整学术出版结构，保证高精尖学术，同时大力挖掘大众性学术、科普性学术，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促进学术出版高质量良性发展。

　　2.2.4 高校完善学术研究考评体系，鼓励学术创新、成果转化

　　高校是学术出版的引领者、孵化器，对保证学术出版高质量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管理方面，高校要强化科研导向，推动前沿科技、学术思想的研究，鼓励学术创新，保证学术出版的优质内容供给；同时，积极与业界对接，通过组织交流会、学术会议、讲座等，为出版和科研搭建沟通交流平台，使研究人员熟悉业界和市场需求，促进科研成果高效率、高质量转化。

　　2.3 “产学研”贯通，构建学术出版高质量发展核心

　　高质量学术著作最核心的是优质的学术研究内容，学术出版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内容为王，深刻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充分发挥出版机构、高校、科研院所各自的优势，促进“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如图3所示。

图3 “产学研”贯通路径

　　2.3.1 出版机构利用自身经费、资源优势，扩展“学研”合作路径

　　出版机构要充分利用自身的经济、资源优势，与高校联合设置博士后工作站，为刚毕业的博士提供实践平台，进行后备人才培养。博士后工作站主要进行出版产业趋势研究、出版机构未来发展战略研究、学术出版融合创新策略和技术研发、学术阅读新媒体发展趋势研究等，将科研与实践相结合，提高学术出版创新水平。同时，在工作站工作的博士后出站后，由于具备相应的理论和实践能力，同时对出版行业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有利于为高校储备优质师资力量。

　　出版机构要扬长避短，积极打造学术发展平台，补足自身学术研究短板，与研究院所共同组建学术顾问组，交流学术前沿问题、学术出版动态，对学术出版选题进行把关，策划学术前沿精品图书；打造外审专家库，对专精尖学术著作进行质量把关；增设驻访学者，研究出版的新技术、新理念、新业态，推动学术出版融合发展。而研究院所通过参与出版和研发的过程，增强实践能力，提高成果转化率。

　　2.3.2 高校建强出版学科建设，优化出版人才培养方案

　　出版行业在新技术的推动下不断创新，对人才的知识结构、综合素养等提出新的要求，传统出版学科培养的“专”人才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出版行业的新形势、新业态、新观念。高水平出版学科建设是解决出版业人才问题的必要之举、必由之路[5]，在“文理工艺”交叉融合的新学科建设背景下[6]，出版学经过不断探索、尝试成为“融合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管理科学以及技术科学等于一体的交叉性综合性学科”[7]，高校要建强出版学科建设，根据时代发展和实践需求，对人才培养的方向、结构、类型等进行整体调整，打造符合新时代出版发展的学科体系，推动新技术、新技能、新理念进课堂，课程体系要朝着前沿性、复合性、交叉性、实践性等方向发展，丰富教学形式。此外，高校要兼顾自身特色，有针对性地拓展学术、专业硕博士培养，为科研院所储备高素质研究队伍，为出版行业注入高层次发展人才。

　　人才是出版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高校最重要的职能体现。出版学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出版人才培养必须适应出版行业发展需要和技术迭代需求[8]，高校要以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为指导，适应出版实践的要求，培养复合型、创新型、全能型出版人才。复合型，即不仅具备基本的编辑理论和技能，同时具备一定的营销能力，打造“全流程”编辑。创新型，即除了具备传统意义上的内容创新能力，还要具备对于新技术、新理念、新媒体的学习和使用能力。全能型，即除了专业技能之外，还要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大局观念、战略思维、经营能力。新时代出版人不仅要具备基本的编辑出版知识和技能，还要具备人文、社科等交叉学科的知识和思维能力，以及运营思维、数字思维、融合出版创新能力。新时代出版人才的培养已经具备“产学研”联合的特点和要求。

　　2.3.3 打通出版机构与高校、研究院所人才流通渠道，提升学术出版质量

　　推动“产学研”贯通，必须打破出版机构与高校、研究院所的人才流动壁垒，打破唯学历论的观点[9]，畅通人才流通渠道。出版学科强调实践性，建强学科建设需要从业界引进实践性人才，通过挂职锻炼、客座教师、引进人才等形式，打通职称互认，提升高校教学的实践导向。在这方面，四川大学早就尝试打破与出版机构的壁垒，从业界引进实践型导师；北京印刷学院等高校在专业硕士等的培养中实行“双导师”制[10]；浙江大学与业界合作建立实践基地；商务印书馆、浙江教育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在内的出版机构也为出版专业教师提供了实践平台[11]。

　　学术出版的特色决定了从业人员必须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和科研能力。出版机构应积极与高校、研究院所加强沟通交流，结合自身特色建设培训基地，邀请高校教师、科研人员开展专业理论、学术前沿、技术应用等培训，提升学术出版的质量，推动学术出版高质量融合发展。

　　出版学科是门实践性学科，高校学生、研究院所科研人员都必须依托出版机构实现人才、科研落地。出版机构可以联合高校打造学生“实习基地”“第二课堂”，国内高校出版相关专业均设置了实践课程，结合自身学科特色、学生发展方向、教师资源等开展2～3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实习，有些高校将实习计入学生的学分。“实习基地”为出版机构储备了优秀的人才。出版机构可以作为研究院所的“练兵场”，供研究人员开展出版产业、实践性研究。

　　2.4 “产研用”协同，推动学术出版高质量发展“螺旋循环”

　　学术出版最重要的环节就是“产研用”，关涉学术内容生产、出版、使用三个方面。学术内容生产是基础、出版是手段、使用是目的，这三个方面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一个“螺旋循环”，如图4所示。

图4 “产研用”协同“螺旋循环”

　　2.4.1 出版机构联合研究院所，共同策划精品学术著作

　　在数据大爆炸的今天，信息获取变得非常容易，人人都是自媒体，B站、慕课等基于新媒体在学术输出方面日益专业化，但学术出版具有受众面小、市场转化能力低等特点，在这些新媒体平台发展受限。而出版机构拥有优秀的编辑策划能力、专业的学科背景编辑、深耕多年的学者队伍、社会效益考评机制，在学术出版方面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学术出版具有“研”+“产”的特点，以学术研究为基础，以出版为手段。出版机构应该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牢牢把握住科研院所的学者，共同策划一批反映学术前沿、高科技技术、新学术思想的精品学术著作。

　　2.4.2 出版机构参加学术会议，掌握学术研究动态

　　为了促进学术交流和进步，学界时常会举办各类学术会议，共同探讨前沿学术话题，出版机构应积极参与或与科研院所共同举办学术会议，把握最新学术动态，一方面挖掘、维护专业的作者队伍；另一方面积极展示最新学术著作，扩大交流。武汉大学出版社在测绘领域深耕多年，每年参加或共同举办重点科研院所组织的学术研讨会议，出版了一批反映学术前沿的精品学术著作，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2.4.3 出版机构做好市场调研，提高成果转化率

　　优秀的学术著作一定是双效合一的，科研院所的学者精于学术研究，出版机构精于对市场的把握，两者优势互补方能出版精品学术作品。出版机构要充分利用自身多年的市场经验和市场敏锐度，积极进行市场调研、选题策划，并与学者就选题方向、内容、结构、出版形式、写作方式等方面进行交流，使学者了解读者的需求，创造出质量上乘、出版形式多样化的精品学术著作，促进学术研究的更高效转化。

　　2.4.4 鼓励读者创新主体参与，提高学术研究、出版质量

　　读者是学术研究应用的主体，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人民素质水平的不断提高，读者对高质量学术作品的需求不断提升，参与学术出版的积极性和能力逐渐增强，参与度不断提高。学术出版要以读者为中心，增强作品的互动，在了解读者需求的基础上，与读者进行深入密切的交流[12]，挖掘具有创作或协同创作潜力的读者，促使其参与到学术出版的过程。学术机构要联合研究院所，以读者需求为基础，探索更加合理的学术出版模式，提高学术研究、出版的质量和转化率。

　　3 结语

　　新时代学术出版面临新形势、新问题，需要贯通“政产学研用”各方协同创新，这是深刻把握学术出版规律，践行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必然要求；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出版强国、文化强国的客观需要；深刻践行“十四五”规划，推动学术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路径；积极发挥出版协同创新效能，满足人们更高水平的精神需求的迫切要求。

　　本文基于学术出版的特性，提出“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推动学术出版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政，学术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引导者、基本保障；产，学术出版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推动者、主体；学，学术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引领者、孵化器；研，学术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内容创造者、核心；用，学术出版高质量发展的目的、导向。本文提出“政产学”共建，打造学术出版高质量发展体系；“产学研”贯通，构建学术出版高质量发展核心；“产研用”协同，推动学术出版高质量发展“螺旋循环”，探讨贯通“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理论和现实路径，为我国学术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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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