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制不搞“一刀切” - 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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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制不搞“一刀切”

周蔚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2006-11-30 15:59:26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2006-11-28

　２００３年中央召开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以来，有关出版体制改革的会议、文件一个接着一个，仅今年以来，就有几个重要的会议和文件出台，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会议、《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对于大学出版社下一步改革如何进行，我们早盼望着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和教育部能有个明确的指导性意见，为我们下一步改革提供方向。

　对大学社体制改革的初步认识
　大学出版社改革势在必行，但改革的模式选择应该是多样的，不能搞“一刀切”。
　对于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无论从宏观上还是从理论层面上来讲，我想业内人士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这种类似双轨制模式不可能作为常态存在。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大学出版社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改，大学出版社到底选择什么样的模式更好，大家的认识并不一致。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有个过程，前两年我曾发表文章，坚定地主张大学出版社应该彻底转变为企业，认为这样有利于建立出版市场竞争主体，有利于调动出版社员工的积极性。后来我有幸参与了高校出版体制改革的调研工作，在调研中发现，除了若干家发展态势好、总体规模较大的出版社外，绝大多数大学出版社对转制心存疑虑。这种情况促使我进一步思考，为什么本来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却没得到大学出版社应有的积极响应呢？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深入调研后我们发现，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的难度比社会上的出版社难度大得多：一是大学出版社发展的不平衡性、整体实力不强的情况更为突出。以利润情况为例，“十五”期间，９８家大学出版社中，税前利润超１０００万的有１９家，全国共１１４家，占１６．７％；税前利润不足１００万的３６家，全国２０３家，占１８％；利润为１０万以下的出版社有１８家，有近１０家出版社出现亏损，占２３％。对这些亏损社来说，恐怕不是造大船问题，而是如何生存的问题。由此可以看出大学出版社的不均衡性要高于全国出版界的整体情况。二是大学出版社的双重职能更强，为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服务的社会责任或文化责任更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矛盾比社会出版社更为经常地表现出来。三是大学出版社既无部委出版社的行业资源优势，也无地方出版社的区域资源优势。同时，大学出版社赖以生存的教材更受到来自垄断资源的挤压，时时面临生存压力。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高校扩招、中小学教材招标、教材教辅火热而带来的大学出版社大发展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人们对未来有不确定性和危机感。因此，大学出版社长期以来主要出版教材和专业图书，对教材、教辅的依赖程度更强，在面向市场的大众图书方面具有先天不足。
　为了能够保持大学出版社的平稳发展，决不能搞“一刀切”，用一个模式去生搬硬套。这又回到了问题的原点：高校出版改革的目的是什么？龙新民署长前不久提出“选择什么样的改革模式好，最终要看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否有效地调动了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是否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种情况对大学出版社的改革也应该是适用的。当然，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近些年一些（大体上１０家左右）大学出版社又的确发展很快，成为行业的领头羊和改革的先行者，这就使得大学出版社的产业集中度要高于整个国内出版业的情况。例如，前４家出版单位销售额占大学出版社总销售额的２３．３％，前８家占３５％，而整个出版业前４家为１０％左右，前８家为１６％左右。因此，应该鼓励发展较快、实力较强的前若干家大学出版社通过体制改革获得更多优惠政策，获得更快发展。政府部门在设计改革路线图时应该设计出不同的路径供选择。
　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要有明确的方向，但实施的步骤应该是积极稳妥的，不能一哄而上。
　从横向上看，高校改革有不同的模式；从纵向上看，龙新民署长谈到，改革有路线图但不设时间表，这一观点也是实事求是的。具体地说，大学出版社改革所面临的困难会更大一些：一是大学出版社的定位和市场之间存在的矛盾。大学出版社有它的特殊定位和不可替代性，就是为高等学校尤其是本校的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服务，这一点并不因体制改革而改变。服务的考量第一位，市场的考量第二位，这就决定了大学出版社在选题开发和发展方向上既要考虑市场因素，又不能完全以市场大小来决定出版社的产品，这就和企业行为存在天然的矛盾。在西方国家也不例外，这也是他们为什么把大学出版社作为非营利性出版机构的内在原因。因此，把大学出版社推向市场，学会在市场经济中游泳，需要一个过程。二是高校事业单位的定位和出版社企业定位之间的矛盾。学校对出版社经营管理干预较多，出版社在人财物方面的自主权较少，学校对出版社的上缴利润要求具有随意性，出版社领导更换频繁，难以形成职业经理人是大学出版社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但这些问题通过目前的单一投资人结构并不能解决问题；三是大学出版社人员文化素质普遍高于社会出版社，而且很多人员是过去教师转过来的，由于对未来的预期不确定，国家有关社会保障的政策措施不到位，他们或者惧怕转制，或者选择离开出版社，回到学校。因此，对于大学出版社的转制，不能急于求成，应该积极稳妥。

　人大社在转制方面所做的工作
　尽管存在上述矛盾和问题，人大社在客观分析出版业发展趋势和自身发展优势的基础上，还是积极争取列入大学出版社转制试点单位，积极准备条件，为向出版企业转制做了大量工作。根据新闻出版总署提出的六个方面来一一介绍。
　第一，去年年底之前结束转制企业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合理界定产权归属，做好资产评估和产权登记工作。
　第二，每年我社与代表出资人的学校资产处签订经营责任合同书，对经营目标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负责，但对经营责任人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还没有很好地建立。
　第三，“有条件的可实行资产授权经营，给企业以更大的资产经营权”的工作目前还没有到位。
　第四，我社在１９９８年１２月注册为企业法人，进行了工商登记注册，相应的社会保障、劳动人事制度已经在企业制员工中全面建立。但事业制员工则按照学校的职工来安排，对这类员工的招聘、解聘等各项工作出版社的自主权较小。
　第五，在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落实自主经营权方面，学校成立了董事会，目前还没有完全按照公司章程来对出版社进行管理，日常经营自主权在出版社，但投资权按照学校“两重一大”办法实行，社级干部任用由学校组织部考察，校党委任命。
　第六，加快产权制度改革，推动出版公司股份制改造，以及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工作没有开展。人大出版社已经按照集团公司框架设计我们的组织结构，如我们已经有电子音像出版社、两个国家级信息和发行服务网站、若干家期刊发行公司等。在核心业务方面，人大社在前几年事业部改革基础上，下一步按照分社方向进一步改革。今年我们社组织一个工作班子专门到清华大学社、外研社、法律社、经济科学社、机工社等８家出版社进行调研，学习他们的经验，拿出分社改革的实施方案，为下一步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借鉴。
　我们在改革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出版社承担了过多的公共服务功能，无法按照企业进行核算；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董事会形同虚设没有发挥作用；向学校上缴利润缺乏规范性、持续性的制度性安排，因人因事而定，随意性很大；真正符合现代企业运行的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分配制度没有全面建立，对员工尤其是处于核心岗位的员工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到位；在操作中对员工的身份转换问题无所适从，政策界限不是很清晰。我们期望通过纳入试点单位改革，在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和教育部的指导下加快转制的步伐，规范转制的各项程序，落实国家给予转制企业的各项优惠政策，取得更大的发展。

　对于大学社转制的几点建议
　政府应把各项优惠政策落到实处，不能变成“甩负担”，政府要分摊改革所带来的成本，如税收问题、投融资问题、异地经营问题、转制后的人员安置问题等，使出版社卸下包袱，轻装上阵。
　政府应该把着眼点放到为出版业创造宏观环境和政策引导上，避免过多的微观干预。例如，关于产业发展规划问题，在应对数字化对出版业影响方面国内外出版业有哪些经验教训，关于有针对性分类对人才进行培养的问题，等等。对微观出版单位管得很细，可能对发展势头较好的出版单位产生一定影响。
　向出资人上缴利润是天经地义的，问题是上缴多少应该有个合理的比例界定，这需要由主管部门制定一个指导性、规范性文件，或者设立一个上限，这样对校社双方都有章可循，有利于促进出版社的改革和发展。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2006-11-28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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