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的一些思考（第2期） - 《大学出版》2007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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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的一些思考（第2期）

杨莉

2007-09-19 08:51:44 来源：《大学出版》2007年第2期（总第54期）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材出版过很多，由于编写者的用意、立场、思路各有差别，这些教材也各有其特色和优长。笔者对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大致涉及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希望能对现代文学史的教材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

　一、范围问题
　现代文学不像古代文学那样经过了历史的沉积，形成了约定俗成的范围。现代文学离我们生活的时代近，很多研究并没有达到形成共识的阶段，其研究的起止也没有一个约定俗成的限定，因此，有关现代文学史的教材编写范围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最初由当时新文化领袖人物与国学大师参与写作的新文学史著作，有罗家伦的《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梁实秋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起始》、陈子展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之源流》等。这些新文学史的写作者由于都是新文学发展的亲历者，因此对行进中的新文学的范围并没有进行严格的界定，也无法限定，只是根据自己的研究重点做了近代、五十年、最近三十年等不同范围的划分。而最早用历史总结的态度来系统研究现代文学的应是朱自清先生，他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的讲义，后来整理为《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可以说是现代文学史的开创性著作。解放后，新文学研究获得巨大发展。1949年10月，“中国新文学史”被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确定为高校中文系基础课程。《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于1951年由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等人草拟，基本上确定了本课程的基本框架、分期与大体内容。两个月之后，时在清华任教的王瑶撰写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出版，成为建国后第一部完整的新文学史著。这一时期，新文学研究的范围基本上已经确定，即从新文学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三十年间出现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
　随着主流意识形态对这门课程的重视，从50年代至“文革”，各大学“现代文学史”课程都成为主干基础课程，其名称也由“新文学史”逐渐改名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各地开始自行编写教材，有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复旦大学学生集体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几十种。
　随着文学发展下限的逐渐延伸，当代阶段的部分越来越显示出相对独立的轮廓，于是，“当代文学史”也随之从现代文学中独立出来，一些大学开始独立开设“中国当代文学史”。于是“新文学”开始以新中国建立为界，分离为两门课程，即“中国现代文学史”与“中国当代文学史”，并延续至9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两门课程都获得长足发展，并产生了影响巨大的教材，如唐弢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张钟、洪子诚的《当代文学概观》，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等。进入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学术界不断有打破近、现、当代文学的界限，开展更长历史阶段的文学史研究的建议，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随着研究的深入，至90年代中叶，已有一些大学尝试将现代、当代文学史融为一体。“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新的学术研究范畴出现，“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此起彼伏。至90年代末，国家教育部在指导性意见中将此两门课合成“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学科上名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并出现大量的教材，如孔范今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下册、黄修己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下册、朱栋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下册等。
　由于我们处在21世纪之初，对20世纪的文学有个总结性的研究是无可厚非的，过去成熟的现代文学研究集中在三十年，随着学术研究视野的开拓，研究范围有所延伸边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把现代文学向前向后延长至整个世纪未免过于宽泛，当代文学由于跨越了20世纪和21世纪而就此抹去当代二字也未免武断了一些。以今天的研究为立足点，笔者认为，如果要取现代与当代一说，还是以新中国成立为界来划分为宜，这样的分界两者都有成熟的研究。当然，也必须认识到，现代与当代都是时间概念，具有相对意义，再过几个世纪，它们都称为古代文学也是可能的。如果从总结一个世纪的文学来论，还是应该避免使用现代与当代的说法及划分，因为，应当属于当代文学的发展中的21世纪文学肯定是无法包括在内了。因此，编写教材是以现代文学还是以20世纪中国文学命名是需要编写者思考的问题。佷显然，以现代二字涵盖整个20世纪是不合适的。

　二、史观与评价问题
　“编写文学史，要求史观、史料、史笔的有机统一，而科学的史观在三者之中起着重要作用。”这里借用王庆生先生的说法，为了更清楚地阐述，下面就从编写者的立场和视角两个方面具体阐述史观问题。现代文学史的教材如何编写，怎样把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反映出来，编写者的立场是一个根本问题，这也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它决定着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现代文学史是怎样一种面貌。如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现代文学史教材，这些教材尽可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较为客观地阐述现代文学的产生与发展，同时也反映这一时期的某些时代气息与社会心理。随着“左”倾思想的发展，开始出现一批以文艺上的无产阶级路线和资产阶级路线斗争为线索的现代文学史教材。这些教材以政治运动为主，基本上成了无产阶级文学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现代文学研究经过拨乱反正，开始试图回归现代文学史的本来面貌，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过去从未提及的社团、流派及作家作品开始出现，而且慢慢占有了篇幅。到了现在，有的现代文学史教材又开始出现矫枉过正的现象，那就是凡是革命的、政治的都是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是肤浅的、概念化的、公式化的；凡是与政治有关的文学都是不好的。
　现代文学的发展史丰富复杂，作为教材，笔者认为，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应该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美学的观点为指导思想，审慎地阐述文艺思潮的发展和流变，客观公正地评价文学现象、文学流派和作家作品，既不能以政治运动为主也不能完全脱离政治进行所谓纯文学研究。现代文学史的教材不同于某些专题研究，编写者的立场必须客观公允，不应是学者的自家之言。教材应该全面、客观、准确地反映现代文学的发展，尽可能呈现给学生整体的、全面的文学史面貌。企图以一条单一的、片面的线索贯穿整个现代文学史的做法只能把丰富复杂的文学史变得简单、片面。
　不同的编写者写作现代文学史难免有不同的视角，但不能因为视角的不同而歪曲了文学史的本来面貌。如有的编者站在所谓知识分子的视角来看现代文学史，而且是一个始终把自己疏离于政治之外的现代知识分子，以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观念清高地审视政治文化观念。尤其是写思潮部分，看似还原历史、文学本来的面貌，大量引用“讲话”与材料以作客观的描述，但因为书稿始终没有站在一个更高的视角来看待分析文学思潮，致使这些客观的例证也带有明显的片面性，这样，即使罗列了大量历史资料，这些客观的资料因为经过一道所谓知识分子视角的筛选已经带有明显的倾向性，没有反映出当时真正复杂的文学风貌。实际上，知识分子的文化观念又岂能是完全脱离政治文化观念的一种超然观念？因此，对现代文学思潮的描述，应该尊重客观历史事实，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统领全书，而不是以疏离于政治之外的某类知识分子视角裁剪史料。正因为编者有这样的立场，致使书稿的基调和语气也存在问题，不少史的叙述和对作家的评述用语让人感觉到一种嘲讽与不屑。还有的编者试图以所谓“民间的”、“非官方的”、“第三者的”视角审视现代文学史，这样，写成的只能是所谓“民间的”、“非官方的”、“第三者的”的现代文学史，这显然是教材最应避讳的。
　由于编写立场和视角的不同致使现代文学史的教材结构有很大差别，对各个时期的文学思潮评价以及作家作品所占比重也千差万别。过去的以无产阶级文学为主线的现代文学史教材，把革命文学鼓吹到无以复加的高度，把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个个奉为红色经典，这样，凡是在这一标准之外的文学思潮、现象、作家作品就都被排除在文学史之外，这显然是不符合现代文学史发展的本来面貌的。但是，最近一些现代文学史教材为了和所谓无产阶级文学史划清界限，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避讳谈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只要过多着墨就是研究方法陈旧，就是“左”的路线抬头，于是，过去被埋没的作家或过去关注较少的作家及所谓“不入流”的作品，为了强调其成就，用相当大的篇幅进行分析，溢美之词过多，感观上造成了一种不平衡，因而弱化了现代文学史的主要作家作品。比如徐志摩、张爱玲、金庸等作家作品的优点分析得相当充分，所占篇幅佷大但几乎未提及不足。通俗文学、港台文学也纷纷跃上枝头，其势甚至盖过了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还原现代文学史的本身，通俗文学、港台文学不可不提，但客观的考察，它们在整个现代文学史的发展中是不是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产生的影响有没有那么大，显然，我们不能为了强调而妄加抬高和过于溢美，这样，写出的文学史肯定存在不平衡的问题。

　三、受众问题
　编辑，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搭建好这座桥梁，编辑必须兼顾作者与读者。教材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必须经过接受者的阅读才能真正发挥其传播知识与审美等社会功能。因此，受众的阅读结果以及阅读产生的效果编者必须考虑，这应是与编写教材的初衷一致的。作为编辑，基于对编者和读者的愿望与需求的认识了解，当发现编者的立场和视角有所偏差时，应该及时指出，帮助其进行调整。同时，因为教材的接受者无法与编者直接沟通，因此编辑应该及时把读者的接受问题反馈给编者。现有的现代文学史教材有针对不同层次教育的很多版本，教材编写的受众于是也成了教材建设必须考虑的问题。作为编写者，首先弄清楚书稿的阅读对象是至关重要的，这些对象有高职高专层次的，有自考阶段的，有本科教学的、有研究生阶段的……针对不同的受众，教材编写可以有繁简难易，但是基本原则不能改变，那就是呈现给读者全面客观的现代文学史知识，尤其是普及教育。在此基础上，针对专业研究阶段的教材，可以有些自家之言，因为，这一类读者已经具有一定的现代文学史知识，也有了一定的鉴别选择能力。对这类教材的编写，出些个人研究性质的专著，有些一家之言是完全允许的，这样还有助于拓宽读者的视野。

来源：《大学出版》2007年第2期（总第54期）

本版责编：金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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