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出版社发展定位：面临重新选择 - 大学社改制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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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出版社发展定位：面临重新选择

2007-09-27 16:20:26 来源：《出版人》2007年9月15日（第18期，总第73期）

　作为发展主体的出版社，正在经受着改制阵痛和业务模式选择的双重考验。从创办的初衷来说，高校出版社是为教学与科研服务的，也就是主要出版学术专著和学科教材。但是这样的基本定位，和转企改制后出版社发展的内在要求并不完全一致。因为依靠学术专著、教材出版能否支撑出版社的发展，很多出版社表示怀疑；一些高校出版社对自身的发展前景表示忧虑。

　学术出版能否支撑盈利性出版机构
　邬书林认为，学术专著出版不能盈利是一个误区。这也在会上引起了各大学校长和出版社社长的热烈讨论，多数人对此疑虑重重。
　高校出版社向来是大学学术出版的重镇，然而高校出版社走向市场以后，是否还能坚守学术出版的使命?四川大学副校长赵昌文表示了自己的疑问：“虽然高校出版社的基本定位是服务于学校的教学和科研，但具体到每个出版社，是否真正能够将服务性和盈利性相结合呢?作为校长，考虑的问题是公益性的出版，而出版社考虑的更多的是市场和竞争。”
　赵昌文把学术出版当做“公益性出版”，已经说明了学术出版的困境。学术图书在高校出版社的产品结构中占相当大的比例，可是大多数的学术图书没有直接的经济效益或者经济效益低下。“学校给的学术著作大部分都是垃圾，没办法，还得出。”一位社长道出了学术出版的无奈。
　而另一方面，在作者资源日益向社会的出版社和强社倾斜的情况下，一般高校出版社还能通过出版学术图书养社吗?对此，南京大学校长助理周宪表示担忧：北大等出版社跑马圈地、资本积累已经完成，可能靠学术图书养社没问题，但是一般大学社很困难，教授一般更愿意到北大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科学出版社这样的出版社出书。比如家喻户晓的两位学术畅销书作者易中天和于丹就选择在非高校出版社出版自己的作品。
　这个问题不止一次被高校出版社管理层提出。武汉大学出版社社长陈庆辉认为，作者资源的流失一方面是因为高校出版社市场运作手段落后、经验不足，而另一方面，高校出版社常常只认严肃的学术图书，不看重通俗作品。
　前不久，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张黎明在书业观察论坛上强调“大学出版的理念需要更新”，“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转为大众教育，学术进一步职业化、社会化，教师的地位、职责与考评体系都在发生变化。由此，高校出版社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的调整，应该增强学术著作的感召力，应该重新去设立学术出版的价值目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社长乔少杰在总结会上汇报小组的发言时说：“高校出版社发展到目前的程度，应该更加关注学术出版，回归学术，提高学术出版的整体品位；在另一方面，也要认真探讨和摸索学术出版的新模式、新思路，注意良性循环。建议总署对真正有所为的出版社在书号资源、经费支持、增加新的学术期刊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王明舟则建议，成立副牌社将高校出版社为学校服务和为社会服务两项功能分开，“高校出版社除为大学提供教学、科研支持外，还肩负着为大学改善经济、教学环境的任务。高校出版社在作为学术品牌和学术机构的同时，又具有面向市场的压力，因此国家是否能批准成立一些副牌社?主牌社还是为学校服务，副牌则生产为社会服务的图书产品。"把学术出版和经营性出版业务分离，分别实行不同的体制，不失为解决高校出版社经营压力的方式。不过要真正实施，要主管部门在体制设计上、高校在体制安排上有更多的灵活性。

　教材出版危机与高校出版社联盟的可能
　因为难以指望通过出版专著盈利，多数高校出版社都不约而同地把希望寄托在了教材身上。而多数高校出版社涌向教材出版的结果，是大量滋生同质化的教材，以及多家高校“联编联用”的违反教材选用合理性的做法。教材出版市场的垄断格局也削弱了中小高校出版社依靠教材盈利的能力。
　高校出版社普遍认为教材出版缺乏公平的竞争环境。教育体系的评估体系指标中明确规定了国家级教材的占有比例，其他高校出版社的教材质量再好也无法与其竞争。两课教材的垄断局面，令不少出版社十分不满。吉林大学副校长张向东介绍说，该校有6.3万学生，资源很好，l2个一级学科门类齐全，如两课教材，每学期有两万人在使用，但是学校不得不采用高教社的教材，自己的出版社无法介入其中。
　中小学教材出版招投标，直接导致了出版利润的缩水，那些有中小学教材出版业务的高校出版社都有了危机感。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杨学军说：“教材、教辅占我们社产品的70％左右。北京市的地方教材现在还没开始限价，教辅限价也就是三五年的事儿了。到时候，我们的利润就没多少了。这个打击将是致命的。”
　而让高校出版社真正感到强烈冲击的，是越来越严重的集团化区域壁垒。王明舟认为，“出版和发行体制改革的出发点是不容置疑的，是为了建立统一、有序、健康的市场，但改革的结果却往往有悖初衷。地方壁垒更加森严，出版集团把发行集团作为子公司，形成了一个个市场碉堡。”苏州高校出版社社长高敏感叹地说，“集团化以前，苏大图书是江苏本版书，但集团化之后，就不知道是什么版了。”
　“目前高校出版社各自为政，而地方社集团化以后很厉害，什么都防着你。某高校出版社做过一个高职高专教材计划，送到省教育厅，该省的出版集团知道了之后，通过省里分走了一些份额。”南京大学校长助理周宪说。
　不利的市场环境让高校出版社意识到“正在被边缘化”，不少出版社呼吁合作，周宪提出，高校出版社应该搞产销联盟，“如果不搞产销联盟，改制后一些高校出版社就会垮台”。实际上，除了营销渠道，在数字化、网络出版上高校出版社也提出了合作的要求。
　不过，高校出版社的分散也让合作困难重重。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想联合几家出版社建立一个教育图书的大超市，“新业态特别烧钱，又找不到回报点。一家社的力量不够，但是，联系了几家社都是光出钱不出人，收益该怎么分配也是个问题。现在我们正在和四川新华谈这个事”。西南师大社社长周安平表示。
　目前，已有一些地方出版单位进行股份制改造，已有新闻出版单位七家上市，高校出版社间是否存在资本合作的可能?由于高校出版社与大学这一层特殊的产权关系，对于资本运作的前景，很多出版社并不乐观。现阶段改制的《意见》规定转制为企业的高校出版社是国有一人独资公司。高敏认为，“学校不会欢迎重组、兼并、合作等其他形式。"目前在这一问题上，只有2004年高教社、中山大学出版社、吉林大学出版社、天津大学出版社成立出版集团的失败经历。
　在这次会议上，高校出版社达成共识：不能因为出版市场环境不完善而消极等待，发展面临的问题要在改革中解决；毕竟《意见》表示支持信誉良好、经济实力强的高校出版社跨地区、跨媒体经营，通过兼并、重组等提高高校出版产业的集中度。

来源：《出版人》2007年9月15日（第18期，总第73期）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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