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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史料复活为文明存史——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大型丛书《中国稀见史料》始末

蒋东明　侯真平

2008-03-14 16:24:14 来源：《大学出版》2008年第1期（总第57期）

　抢救、传播中华文明史料的责任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大学出版社，责无旁贷地肩负着文化积累的使命。她有责任抢救、传播记录着人类文明的史料。
　五千年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史料浩如烟海。但是，这些历史积淀的数量庞大的史料，原本就不是五千年文明的全部记录，更何况由于历代的水、火、虫、兵、乱，以及人们的轻视，其中大量的史料日渐消亡，不可再生，令人惋惜。现在世人更关注名山大川、重要历史遗迹与文物等，亟待将他们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加以保护，但是那些散落在民间的随时可能毁弃的图书文献的保护，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即使已经被保护在图书馆里的复本稀少乃至孤本的图书文献，其实也面临不测之灾。
　厦门大学出版社依托厦门大学古籍整理方面的学术力量，长期以来关注这方面的出版工作，已经出版了一大批古籍整理的图书。正是基于上述对稀见史料濒临失传与寻觅困难的担忧，我社决定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出版大型丛书《中国稀见史料》，以期保存、传播这些稀见史料，为学者提供更多更好的研究食粮。为此，我们请历史系古籍整理研究专家、我社副总编担任《中国稀见史料》责任编辑，并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春瑜约稿，由他提供一定的稀见史料，编辑出版《中国稀见史料》第一辑（共41册、精装本），经过近五年的努力，终于在2007年10月出版，引起了国内外史学界、出版界的巨大反响。综观整个出版过程，我们认为主要有三方面的意义：
　一、抢救日渐消亡的孤本或罕本图书
　中国历代的仁人志士，素有不断翻版保存图书文献的优良传统。但“文革”后，中国大陆图书馆经常到民间收购图书的好传统已基本失去；中国大陆的一些地方，民间还保存着一些孤本或罕本图书文献，有些被当作废纸处理，有些进入旧书市场，有些被贩卖到境外，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令人痛心不已。此外，《中国丛书综录》、《古籍善本书目》等各种图书馆联合目录，著录的各种孤本或罕本图书，如果不予重新出版，一旦遭遇不测，也将灭绝。因此，在目前我国文化昌盛的年代，我社这项工作的意义深远，自不待言。
　二、扩大孤本或罕本图书的传播范围
　虽然现在民间、图书馆收藏着各种孤本、罕本图书，但是流传在民间的图书分布零散，又缺乏检索系统；至于图书馆的收藏，即使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也未能把全部的记录人类文明的图书收齐。因此，学者欲见这些民间或图书馆的分散收藏，必须耗费一定的时间、经费。有时，即使耗费了许多时间、经费，也不免无功而返。如果出版社把这些分散收藏的孤本、罕本文献，汇集成一定规模，予以出版发行，那么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学者阅读的这些困难。
　三、推动“边缘史料”登上大雅之堂
　散藏在民间的一些唱本（或称“时调”之类）、日历、课本、科举图书、政商实用图书等等，是被排除在中国大陆五十多年来主流图书价值观之外的“边缘史料”，图书馆通常不予收藏（甚至多次剔除），但是随着学术界研究视野的拓展，日渐成为珍贵史料，成为主流史料。所以厦门大学出版社希望这套丛书引起出版界、收藏界对“边缘史料”的重视。

　鉴定史料版本确保史料“稀见”
　为了保证这套丛书中的史料确实是海内外“稀见”的，责任编辑查核了《中国丛书综录》、《续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四库禁毁书丛刊》、《古籍善本书目》、《（哈佛燕京社藏）中国善本书提要》、《古籍珍稀版本知见录》、《明清稀见史籍叙录》、《中国基本古籍库收书总目》、《中国大陆古籍存藏概况》、《日本现藏稀见元明文集考证与提要》、《荷兰莱顿大学总图书馆藏中西文抄本与手稿目录》以及更多的出版社书目、图书馆藏书目录、学者图书知见录等，乃至核查以上列举的丛书本身，剔除并非稀见之史料，鉴定史料版本，纠正页码顺序，撤下重复页码，订正提要，力所能及地保证质量，尽量对读者负责。
　确定入选《中国稀见史料》第一辑的海内外稀见史料，共78种，其中明代史料8种，清代史料42种、民国史料28种，涉及海内外图书馆和民间秘藏的孤本、稿本、秘不示人的官府档案、私人日记、笔记、文集、家谱、唱本、歌曲集、科举图书、簿记、政商民间实用图书、秘密社会会簿、名人手迹、外交文件、日历、医药等多种类型的史料。
　其中，珍贵的史料例如：日本京都大学收藏的明朝嘉靖年间宫廷档案《吏部考功司题稿》，国学大师单士元先生珍藏的清朝光绪年间宫廷档案《内务府爵秩全览》，国学大师陈垣先生珍藏的清代《铁如意馆日记》同治间稿本与《天津一月记》光绪间稿本，国学大师单士元先生《太平天国史日历》1933年手稿本，中国大陆收藏的清代著名晋商《山西汾州府介休县张原村范氏家谱》清末抄本与山西榆次《常氏家乘》1925年铅印本，日本大阪大学收藏的清朝康熙年间湖北黄梅县令的政务笔记《令梅治状》康熙间刊本，中国大陆收藏的清初施琅儿子施世騋《靖海纪事》康熙间刊本，清朝康熙年间册封琉球使者徐葆光《奉使琉球诗》雍正间刊本，清代洪门图籍《香花僧秘典》旧抄本，中华民国外交部刊行《张勲逃匿荷兰使馆案外交文牍》1918年铅印本，《江阴社会调查》1935年铅印本，日伪湖北汉川县里塘乡联保处1944年档案《收文簿》，著名书法家文征明手稿《京邸怀归诗》、咸丰六年《曾国藩手札》手迹，甲骨学之父清末王懿荣《福山王文敏公墨迹手札》，《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参加校勘的《明状元考》万历三十七年刊本，包括《游击队员之歌》早期版本在内的新四军江淮鲁艺工作团编《演唱歌曲选集》、贺绿汀编《视唱讲义》约1942、1943年油印本，等等。这些都是海内外图书馆、大学、学术机构非常重视的珍贵资料。

　出版的学术资源支持
　厦门大学创办初期，文科方面汇集了许多北京等地的知名教授，他们的学风绵延不绝，代有人才，文史哲的师资力量颇强。其中，1983年建立了以著名史学家傅衣凌教授为首的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次年组建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出版了世界仅存7部的著名明代私修福建地方志《闽书》154卷，校注出版了明清之际的《黄道周年谱》，参与校注出版18—20世纪印尼雅加达华人社区档案《公案簿》大型丛书，培养了一批学风扎实，具有一定历史文献学修养的师资力量，为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稀见史料》提供了人才资源。此外，厦门大学的社会生活史、明清史、魏晋隋唐五代史、东南亚史、华人华侨史、台湾史、闽学、方言、文化人类学、文艺理论、钱钟书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中国稀见史料》的责任编辑，就是历史系、古籍整理研究所的教师，其教学与科研方向是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史料学等。
　在本校的这些师资力量的支持下，厦门大学出版社多年来出版了和正在陆续出版《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资料汇编》、《公案簿》、《台湾文献汇刊》、《福建旧志丛书》，以及一系列的侨乡调查报告等史料丛书。其中，与九州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台湾文献汇刊》共100册，为汇集、保存、传播台湾历史文献，维护祖国统一大业，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海峡两岸产生很大的反响，曾作为胡锦涛主席访美时赠送给耶鲁大学的礼物。可以说厦门大学出版的文献史料，在学术界和其他相关领域里，已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据调查，中国大陆及境内外的一些地方，民间还保存着一些孤本或罕本图书文献，亟需进行抢救性的收集；许多图书馆收藏的孤本、罕本图书，也有待于保护性的出版与广泛的传播，这是一项耗时较长、工作量大的出版系统工程。厦大出版社在《中国稀见史料》第一辑顺利出版发行的基础上，将把这项有利于抢救、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出版工程继续下去。

来源：《大学出版》2008年第1期（总第57期）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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